【当今特约】

在马来西亚，如果我说，已婚妇女有权拥有财产、继承父母遗产、签署合同、起诉他人（包括自己丈夫），或者被他人起诉，大概不会有人有异议。

这些基本权利，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将其视为与生俱来，却是明确书写在《1957年已婚妇女法令》加以保障的。

初读这部法令，我们大概会感到惊讶，何以需要一部法令，特别保障已婚妇女的这些权利？难道她们与未婚男女、已婚男子，在法律上有所区别吗？

不浪漫的“coverture”

19世纪英国法律中的婚姻，就含有“coverture”的元素。

Coverture，可被译为“庇护”，意即妻子在婚后将生活在丈夫的庇护之下。然而，这种庇护，却不是什么浪漫的英雄救美，而是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控制权，其中包括妻子财产归丈夫所有、丈夫可训斥体罚妻子；妻子也只能透过丈夫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无权起诉他人，无权签署合同，无权以自身名义购买财物。

直至1868年，《已婚妇女财产草案》（Married Women’s Property Bil）首次提呈到国会，随后分别在1870年及1882年被修订，才保障了英国已婚妇女拥有及继承财产的权利。

而马来西亚承袭英法，自然地也承袭了相关预设。

《1957年已婚妇女法令》即写有”feme sole”一词，意即单身女子：第4条文阐明，已婚妇女有权买卖财物、提告他人或被他人提告、签署合同及通过法律寻求赔偿，如同一名单身女子。

此外，第4A条文也阐明，夫妻双方有权提告对方，如同两个独立个人，保障已婚男女在法律上的自主权。

从上述条文中可见，已婚妇女，和未婚男女、已婚男子，在法律上是被区别看待的，以致需要特别立法，以保障其权利。

国际公约缺乏约束力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歧视公约》（CEDAW）于1979年在联合国常年大会上通过，并于1981年生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协议，确认了全球妇女的人权和平等原则。

马来西亚于1995年签署该公约，但对特定条文作出保留。国会随之修改了联邦宪法第8(2)条文，阐明不得性别歧视，以展现支持男女平权的立场。

CEDAW的涵盖范围极广，签署国除了需致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确保男女平权，也需要消除社会对妇女的刻板印象，并保障已婚妇女在身体及法律上的自主权。

遗憾的是，在AirAsia Bhd v Rafizah Shima一案中，上诉庭裁定公约在马来西亚没有直接法律效应。换言之，我们无法以“违反公约“为由，将他人告上法庭，也无法以某项法律违反公约为由予以挑战。

“不存在”的婚内强奸

举例而言，马来西亚的《刑事法典》并不承认婚内强奸。

丈夫在婚姻期间强迫妻子与之发生性行为，是无法构成《刑事法典》第375条文（强奸罪）的。第375A条文更是划分另一条罪行，即是“丈夫因欲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而对妻子造成伤害”。

需要注明的是，第375A条文所针对的犯罪行为（actus reus），是为了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而造成伤害，不是性行为本身。换言之，如果丈夫只是强迫妻子发生性行为，却没有造成伤害，第375A条文便不适用。

此外，第375条文与第375A条文的刑罚差异极大。第375条文的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及鞭刑；第375A条文的最高刑罚则是5年监禁而已。

虽说丈夫对妻子造成伤害，可诉诸于其它法律条文，但婚内强奸罪之重要，在于其认可妻子的身体自主权——即便女性同意步入婚姻，也不意味着女性就要彻底放弃是否与丈夫进行性行为的决定权。

根据CEDAW第十六条文，签署国需致力消除对妇女在婚姻及家庭上的一切歧视，以及保障男女平权。否定婚内强奸，即是否定女性对拒绝婚内性行为的权利，造成夫妻之间的不平等。

再者，“丈夫不可能强奸妻子”的概念，也是出自coverture，即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品，因此不能拒绝丈夫的要求。时过境迁，既然coverture在当代已不适用，马来西亚法律也是时候认真看待婚内强奸的问题。

海外产子案中的“父亲”

针对已婚妇女的另一个不平等案例，则是公民身份的传承。

2021年，Suriani Kempe v Kerajaan Malaysia一案中，吉隆坡高庭裁定，本地女性与外籍男子结婚，应跟本地男性与外籍女子结婚的情况一样，其海外出生的孩子可依据法律获得大马公民身份，惟后来遭上诉庭推翻。

本案的关键，在于《联邦宪法》第14(1)(b)条文，以及附录二第二部分1(b)、1(c)项。

第14(1)(b)条文规定，在马来西亚日当天或之后出生的人士，若符合附录二第二部分中的条件，即可成为公民；附录二第二部分1(b)、1(c)项则提到，境外出生者，若父亲在其出生时为公民，可依法成为公民，惟文中并未提到母亲。

高庭下判时，认为附录二第二部分1(b)项中的“父亲”一次词，理当涵盖“母亲”，以避免带有性别歧视的诠释；上诉庭则认为，法庭无权过度解读法律条文，虽然认可该条文含有歧视元素，但还是要依法判定相关条文中的“父亲”只局限于父亲，本地母亲无权传承公民身份予境外出生的子女。

联邦政府随后放话修订宪法，以正视公民身份传承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而CEDAW第16(1)(d)条文也规定，签署国需保障父母双方对于子女有平等的权利，并以子女的福祉为首要考量。

然而，就在政府起草修订法案之时，却爆出内政部提出多项不合理的“附带修改”，相关修宪在政治人物互呛的口水战中，恐怕又是遥遥无期了。

我们走了几哩路？

如上述所言，国际公约对马来西亚法律没有直接约束力，若国会摆烂无心立法或修法改善女性地位，则CEDAW于马来西亚而言，终究只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把戏。

舆论无疑对推动国会立法或修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公民教育，民众普遍不懂得运用公民社会的力量，鲜少关注时事，甘愿成为PAMU（Parti Aku Malas Undi）一族。

而在发动舆论之前，人民必须先有着平权意识，但马来西亚社会在这一方面仍陷于保守，网络上仍旧流传大量梗图，“如果你的女朋友不花你的钱还会洗衣煮饭，那你就赶紧娶她回家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连韭菜和大葱都不会分，这样的女孩子可以不要了”。

这种玩笑看似无伤大雅，却无意识地散播着刻板印象，将女性推进传统社会期许的模板之中，就连新春海报，也总是妇女在厨房做饭，男人在客厅喝茶。

综上所述，不管是人民还是政府，都不能只将性平挂在嘴边，而必须做出真正的改变。政府既然签署了CEDAW，就应当致力研究现有法令，消除其中性别歧视的元素；而人民则必须先意识到生活中无形的性别不平等，再持续制造舆论，传播性平意识，推动政府改革。

毛紫蒨，马大法律系毕业生，现为从事法律工作的社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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