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语微思】

AI的迅速发展重塑全球社会与经济结构，更动摇文化的维系与生命意义的根基。面对如此剧变时代，我们亟需全面反思，而哲学正是回应这一时代的召唤。

尼采曾批判，过量的历史感（或泛指知识）有损生命活力。既然如此，我们站在马来西亚，一个后发展社会，或者说总是被先进国科技、商品消费和文化席卷的社会，要怎样维持自主的眼光，去吸纳哲学和知识，追问应当怎样活？

笔者近期开办“西方哲学格子课”，本篇即为相关问题的整理，作为开课导语。本文前半部是阅读札记，后半部则是粗略的个人探索，既无独到的发见，也无能展开详细的分析与论证。惟其目的是略尽绵力纵览问题，交待个人总的看法和态度，盼能抛砖引玉，期待有识之士作更深入的研讨，为后来者解惑。

两种文化的分歧与意义衰微

AI对教育机制的冲击既细致又全面，且是学习者主动迎向便利而形成深层的依赖。当教育重心转向效率与便利，我们会不会也在悄然放弃理解、判断与意义的探问？

另一争议则是科学与文化的对立。崇尚科学者认为，AI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协助和完善人的生活，无需过度恐惧。但是人文学科的追随者忧心忡忡，就如他们忧心学生整天滑手机丧失理解的能力，甚至头脑的学习能力造成永久伤害，这并非只是青少年的沉迷问题，更是整个文化失去深度阅读与思考的危机。

在纪录片《解释鸿沟》中，中国的哲学学者陈嘉映说，人是最高的存在者不是指位阶最高，而是承认有更高的存在，才是最高的存在者。只有人需要“意义”，“人是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过去“更高的存在”可能是指上帝、真理、宇宙奥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位置让给ChatGPT吗？

ChatGPT似乎无所不知，但它究竟不能回答什么？而那些它无法触及的问题，会否使人类失去好奇心，不再追问与思考？这些正是关涉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为何？生命意义是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又将去往何处？如果人不再对这些问题感到兴趣，那是否会面临意义的衰微与断裂呢？

上述两种文化对立的说法，乃是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所倡，其担忧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互不理解甚至敌视。有人修正斯诺的两种文化说法，认为应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分立。笔者以为，与其深化学科之间的误解，不如从知识史角度回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三大分化，寻思科学如何独大，其研究方法不断蚕食其他学科领域，最终造成人文学科的陨落。

从三大学科分立到意义危机：哲学的反身性重构路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哲学的起点。泰勒斯提出水为万物本原，开启自然哲学对神话世界的分离。人不再用想象或神秘的原因解释大自然，而是按照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即用理智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

16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在数学、力学、物理学取得重大成果，被誉为是科学方法及现代科学之父。这乃是引入数学和实验的方法结果，而远非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能具备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述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奠定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打破亚里斯多德解释自然时所采取的目的论思维。尽管牛顿仍称其研究为“自然哲学”，但其实标志着科学自哲学分离独立。牛顿的科学成就冲击哲学，也成为法国启蒙运动崇尚与模仿的标杆人物。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637年发表《谈谈方法》，提倡用数学方法研究哲学，认为数学是最好的知识模范。其理论特点是不相信感官，认为有先天观念，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则深信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获得的。

面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冲击，哲学被迫武装自身，转向严谨、清晰与确证的方法。然而，人在自然规律之下是否仍有自由？人的身体受科学法则的限制，但是信仰和道德呢？

1788年，康德发表《实践理性批判》，主张人不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现象存在受因果律支配；同时也是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属于本体界。人具有实践理性，能够尊重内在道德律的命令，自主地制订和遵循行为的道德法则。自然定律说明“是什么”（即事实性），而道德法则规定“应该是什么”（即规范性）。康德区分“现象界”与“本体界”：人的身体与行为在自然界中受生理与心理规律制约；但从道德层面来看，人作为理性存在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超越自然因果律与欲望驱策，依据理性所揭示的道德律行事。

然而，有没有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呢，又或者说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1780年，边沁发表《道德与立法原理》，阐述一种结果论的道德论证原则，就是以“效益原则”为道德基础。“效益”就是当事人的“快乐”，凡能增加效益的行为，即属道德。效益主义考量道德和政策的标准就是能否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所以是一种快乐的计算学。

1841年，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发表《基督教的本质》，认为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宗教是人类本质的投射：人将自身的理性、道德、爱等理想属性，外化为神并加以崇拜。然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正式宣告社会学出台，接着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1897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年），三人即被称为现代西方社会学奠基人。社会学后来在美国的发展更为强调统计方法，是为实证主义社会学，旨在发现社会的通则。社会科学逐渐靠拢“实证”，强调社会事实的外在和客观特性，导致“意义”与“解释”被边缘化。英国社会学家纪登斯批评说，社会并非是外在于人的独立体系，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再制延续的。“社会体系就像是一种时时刻刻被那些用来建筑他们的砖头一再重新建造的建筑物。”（纪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19世纪是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逐渐走向实证科学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牵涉哲学内部对于“灵魂”的争论，也受到生物学（尤其是关于电、生理）、头颅学、达尔文演化论等自然科学进展的重大影响。这些学科的发展共同重塑“人”的理解方式，“人是理性动物”的哲学人观，逐渐让位于“人是演化中动物”的科学描绘。传统的“灵魂不灭论”被“神经科学”（电生理学）及“适应性演化”（演化生物学）的机制解释所替代。（可以参见威廉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册，第855-895页）。这就为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行为科学奠定基础，也为20世纪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判“机械论人观”埋下伏笔。

可以说，哲学不断失去领地，自然科学、历史、社会学与心理学相继独立。自然科学在19世纪末高歌猛进，直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科学乐观主义一下坠入谷底。科学研究被质问是否该具有道德责任，而科学和技术论者驳称，只有人才有道德责任，责问科学知识本身并无意义。但科学观对世界的描述是否就不可挑战呢？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1936年发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认为两次大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危机，更是科学观的危机，从文艺复兴期间到科学革命的科学观走入了死胡同。他说，“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的……‘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同时，实证主义排斥“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不过，胡塞尔拒斥存在主义这类提倡情感、非理性的哲学，并警告说，“哲学在我们时代有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

今天，哲学与人文学科究竟面临什么挑战？哲学的困境在于，科学与技术日益复杂分化，使得外行难以理解，而哲学也难以提供其统一与基础的描述，在知识体系中失去整合和引导的地位。更甚的是，哲学还被科学肢解，在内部分裂为亲科学取向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强调人主体经验的的人文哲学，如存在主义。人文学科则逐渐失去“真理”的正当性，被认为纯粹是主观和想象的，缺乏客观标准。

AI对于人的挑战，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延续自然科学方法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三大学科对人有不同的理论设定，各有其洞见及片面：自然科学强调人的本能与先天的规律，社会科学强调后天的集体学习，制度引导出第二天性；人文学科则注重人建构和发现意义。然而，自然科学凭借技术发展的优势，其方法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方法，也改写了人的标准定义，使得人越来越被视为可预测、操纵和模拟的存在。这种观念的变迁，正是AI挑战人的主体地位的深层背景。

虽然哲学在当代知识体系渐失去整合与引导的地位，但正因为其独特的反身性能力与规范关怀，其仍然拥有重建这一角色的可能。哲学作为自我反思与价值探问的媒介，可以跨越三大学科的知识限制，引导我们重新检视知识的前提与方法，并回到人自身，思考人在意义建构中的位置，重建人的能动主体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回应技术变局与生命意义危机，回答“人之为人何以可能”。

——待续——

（文接《AI时代的哲学召唤：“西方哲学格子课”札记（下）》）

曾剑鸣，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网络媒体编辑，主理言论版逾十载。现当个宅男猫奴，兼职讲授哲学与时事。曾编《思想与社会批判：知识青年自学》读本、《思想与社会》读本，近年在吉隆坡商务上海联合书店主讲“深度导读”，并在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开办“西方哲学格子：走跳在生命与思想之间”课程，致力推广社会人文阅读，尤关注现代性、转型时期的精神危机问题。 

关于“西方哲学格子课”详情，可点击：“西方哲学格子：走跳在生命与思想之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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