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念岛屿】

眼下在佛教界积极活动，乃至间而走进素食馆的朋友，都会感受或注意到佛教经书的泛滥现象。

一箱箱助印经书源源送到，佛教组织或素食馆在一旁设置橱柜摆设，意思是让意者自取，但这类书供过于求，导致所谓的结缘书柜往往旷日经久地堆积和蒙尘，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佛书不花钱随地有而且没人要，人们没有阅读意愿也显然没有市场价值。是这样的吗？

所谓结缘佛书源源送到，无处摆放也难以处理——送没人要，丢弃又不是，有关方面的人都有这样的烦恼。这样，为什么人们还是要不断地印送这些流通不出去又处理不掉的书呢？这样做的心理诉求为何？助印佛书的意义为何？

世间事件的发生不会无缘无故，凡事都有错综复杂的条件来交织形成。用佛教的话，凡事要“缘起”地观察，不要只就眼前的现象来下判断和解读；摆在眼前的一般只是事情发展形成的结果，我们要追踪其成因。这说的就是“因果”。

历史上，佛经的流通当然源远流长，且先搁下不说，只说这一波汉传佛教的佛书助印风潮，算起来应该还是近代历史的产物。

太平天国反清，自广西一路扫荡到江南而定都南京，占据了满清的大片江山。太平军是以信天主自居的，除了武装的军事行动，所到之处还有铲除民俗传统信仰之事，毁佛寺驱逐僧道烧经书，太平军所经之地，原本根植于民间的佛教遭受相当大的破坏。太平军最终打到了江南，而江南一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精华地区，经此长毛军乱，原本已进入发展颓势的中国佛教更是奄奄一息。当然，经历极盛而走到末世的满清王朝，也一样的奄奄一息。

到此暂且省略五千字，有识之士在这样的局势下，亟思振兴佛教，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印刷佛书以广流通。让有余者出资以流通佛书，增加及创造社会人士接触佛教的机会，以此知识传播来达到保存佛教的社会基础，再进一步推广与复兴之，这是长期目标了。

流通佛书来推动佛教的复兴，在太平天国之乱之后的清末民初，确实是有达成历史使命的。设印经处以流通佛书，清末的中国是很多的，大江南北都有，其中有几个尤为关键，如南京的金陵刻经处，主持人杨文会毁家兴教，投入了身家与生命来从事佛教事业。

被誉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他是很有识见和规划地从事佛教印经事业，最大的功绩是透过国际友人南条文雄的支援，从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取得中国佛教早已亡佚的古代佛教经籍，在中国雕版精印了流通。这样的魄力和识见，对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的重建与学术界的佛学复兴现象，起了重大的作用。

好了，这事错综复杂，以下再省略五千字，有兴趣者自行披阅近现代中国佛教史即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近代推广助印佛书的风潮，“印经功德”被称颂与推广，这是时代佛教之所需，也在现代佛教复兴大业中，极具关键的一环。可以这么说，自近代中国民间兴起印经流通以推广佛教以来，印经而有功德，一直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印佛经有功德？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印佛经有功德？印佛经的功德，是从因到果的历史发展中条件形成的，还是印佛经这件事本身就一定有功德？

如果认为印佛经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无可置疑的功德，印越多佛经，功德就越大，这个功德是谁给的？如果有一个冥冥中的力量在计功计德给credit，这个无形的力量是谁？佛陀吗？按佛教本身的教义逻辑，佛是不担当这个角色的，他不是神。

认为印经这件事自身就理所当然地有功德，因此不计前因后果地印佛经，而且印很多很多的佛经但不晓得需求者在哪、目标在哪，这件事本身就是盲目的。盲目而干的事情没有规划没有目标设定，事情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事并不是到此结束，它还有后续的发展，这就引起其他人的困扰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那么，佛书印不印？我不是在反对印佛书，而是强调要“缘起”地看这件事。

关于印经这件事，它是佛教自古以来的传统吗？当然不是，佛陀时代没有佛经可印，佛陀时代之后的好几百年，应该也是这样，这是时代的条件使然：最初的印度宗教观念是没有形象也没有物质文本的宗教经典，神说或圣人如佛的语言教诲是口诵心传，是不能以世间载体来承载的，这是古代的宗教观念，当然也与时代条件不无关系。

到了约莫五百年后的大乘佛教时代，显然已经有了抄写的经典，因经文里已经在在处处说着为人读诵、书写乃至焚香供奉经典的功德了。经文如此，那么，这是说读经、抄经、为人说经、供奉经典等等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功德吗？在神教信仰系统而言，应有他们的理论建构，此不赘言。但是，在佛教而言，读、抄、说、供奉经典等等的行为，应该是透过做这些事情能引起对内容的领悟，进而引起信仰与实践，而不是做这件事本身的功德来计算。

抄经有没有功德？当然有，抄经的过程就是逐地字看和写，抄完一部经，就是读了一部经，读了就有所领会，进而融入思想与实践，如果有功德，功德就在这里，不是什么神秘的credit会记录在你的生命条码中。

这个行为落实到古代通俗的宗教行为和心理，就是经济殷实者出资请抄手代抄，抄完再写题记说明功德主的回向意愿，甚至有抄经手的名字。就这件事而言，获利最大者，应该是抄经手本身，而出资做这件事的功德主，也没有不在做推广佛教的善事，从缘起的前因后果网络来说，不能说没有的，但如其所期望的功德是否会如数credit，就说不得了。

古人抄经即读经，尤其在古代的知识传播条件下，多抄一部经就是多一个管道让有缘人读到经典，不能说不是好事。近代太平天国之后的助印佛经，是在战乱之后填补佛教经典的匮乏，目光高超者的长期投入，就蕴集成推动佛教往更高层次发展的力量，而后续的发展也证明了此事的历史功绩。

反观当代人的印经则只是前人在时代条件下推广印经的延续，而且在经济阔卓的情况下批量广印。现在的印经是机器的滚动，一册册书出厂了，事情就做完了。送到市面上的佛书，原意是希望有别人来取阅，如果有功德，那就在这里，但效益似乎不大，反而成为特定群体的负担了。

古人抄经是自己读经，或至少抄经人又把经典读了一过，功德无量。现代人印经是交付印刷厂量产，印了寄望别人读经，但耗费了社会资源印出来的经，不少却找不到对应的读者，反而成了困扰与负担，什么原因呢？局中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了，以下再删五千字，就此打住。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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