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曾象征进步价值的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如今却成为争议的代言词。平日追踪游戏信息的自己，也没少见到“只要DEI就抵制”的言论，心情颇为复杂。多元、平等、包容，多少人一辈子的追求，如何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本着了解DEI视角的初衷，自己翻开了英迪特（Marijam Did）的《电玩即政治》。本书将游戏分成了历史、主题、社群、效用、生产模式五个关卡，剖析左派应如何过关斩将争夺游戏的话语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DEI指南。

左派如何看待游戏

作者坚信，从来没有“电玩归电玩，政治归政治”这回事，因为游戏早已被右派牢牢占据。1980年代开始，游戏成了几乎专属男孩的兴趣。这些“聪明、有钱又专注”，又缺乏归属感的“极端的年轻男性”，成为了右派煽动的目标。2014年，玩家门（Gamergate）爆发，玩家以反对政治正确为旗号，攻击阿妮塔（Anita Sarkeesian）和柔伊（Zoë Quinn）等电玩产业的女性。驱动玩家门的，就是特朗普幕僚班农（Steve Bannon）经营的右派新闻网《Breitbart News》。

作者也关注到，国家已将游戏改造成宣传工具。1999年，美国国防部投入一亿5000万美金在军事主题的游戏上。2002年，美军直接以自己为主题，推出《美国陆军》游戏，更花了5000万美金为此营销。这一切的投入，都是为了招募士兵和宣传意识形态，将复杂的冲突，塑造成黑白分明的善恶阵营。种种迹象都让作者认定，游戏早已是右派染指的政治场域，左派不能再坐以待毙。

游戏产业忽视的社会责任

2018年，电玩产业收益首度超越音乐和电影产业的总和，成为真正的娱乐巨兽。与此同时，它的生产和销售，却只着重在利益最大化，忽略了产业需承担的社会责任。

《原神》等手机游戏，以及《EA Sports FC》等球类游戏，经常通过近似电子赌场的转蛋机制，诱使消费者为了喜爱的角色投入大量金钱。

为了压低制造成本，软件开发和硬件组装的工人成了牺牲品。2019年，有41%游戏开发者至少超时加班一轮，却只有8%的员工有收到加班费。加班文化（crunch）已成为开发人员的常态，有时一周甚至需要工作85小时或以上。更可怕的是裁员。2023年，EA对外公布年收益70亿美金，转眼却开除了800名员工，像这种盈利新高却大幅裁员的做法，也成了游戏界常态。

为了压缩生产成本，不少游戏硬件的铜原料来自恶劣工作环境的刚果共和国铜带。因2010年员工自杀事件，曝露恶劣工作环境的鸿海工厂，除了组装iPhone，也曾和Xbox、Playstation合作。游戏辉煌的背后，有的是血淋淋的代价。

左派到底要什么？

上述都是作者在书中对游戏产业的批评，也是关心电玩产业的玩家们理应要留意的警讯。然而，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自诩为休闲玩家的自己，却总是感觉和作者有着很难弥合的差异。

比如游戏政治化。作者一方面谴责右派和军方渗入，一方面却呼吁左派利用游戏媒介传递理念。一方面赞扬“Black Lives Matter”的玩家自主举办虚拟示威，一方面却嘲讽巴西的“#TodosContraPLS383”抗议运动只是右派误导下的结果。也就是说，作者指责右翼骑劫游戏时，反对的竟然是骑劫的方向，而不是骑劫本身。

同样的问题在“第三关：效用”中更是明显。该章节展现了作者对游戏的终极想象——传递政治讯息的艺术品。作者反复针砭著名的小品游戏《请出示文件》（Papers, Please）。该游戏让玩家扮演极权国家的一名边境官员，考验玩家在生计和理念等因素下做出的道德抉择。但作者认为，游戏仅仅只是传达“我们应该改变的讯息”，充其量也只是“清除口中余味的道德小点”。

那么，作者理想的作品是？行为艺术家席拉（Santiago Sierra）曾在美术馆内请一名无家可归的女子站在白墙前，也曾用低廉工资请移工在展厅内从事无意义的劳动。作者推崇这种“令人不适”的表演艺术，因为对比游戏的“舒适、安全”，它迫使人意识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作者再以《我很富有》（I Am Rich），一款靠定价奇高来嘲讽游戏售价的空壳游戏为例，认为它成功用“颠覆、危险、高风险”的手法突破既定框架。

姑且不论为何席拉和《我很富有》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道德表演，作者行文至此，不就是等于说，一款售价9999美元的空壳图标，比9.99美元的得奖小品还值得敬重吗？身为玩家，不禁要问：难道市场出现更多的《我很富有》，会比更多的《请出示文件》来得好吗？

游戏不该是政治的战场

由是可见，作者没有弄懂玩家的需求。玩家们要的，就是“好不好玩”而已。不少玩家也很关心游戏产业的劳工权益，因为开发人员会实际影响游戏的品质。然而，左派却没有乘势完成自己的使命。尽管工会陆续出现，但加班文化还在，游戏裁员潮还是一波接一波。大厂兼并、电玩赌场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仅仅停留在提问的阶段。

没有全力回应玩家的需求，却径直推动自以为是的议程，也难怪大多玩家对左派的印象，只剩下DEI引发的一连串争议：以黑人担任主角的日本《刺客信条》、《龙腾世纪》里硬要聊非二元性别认同的配角、《最后生还者二》里魁梧得不太寻常的艾比，以及2024年的游戏惨案——《Concord》里臃肿又缺乏特点的角色。这些元素对作品只起到画蛇添足的效果。当游戏评价不如预期，DEI更理所当然成了戴罪羔羊。

雪上加霜的是，左右派都将游戏视作你死我活的战场，而非共同建设的牧场。他们尝试驱使玩家无视游戏的好坏，单凭政治立场就抵制杯葛。2023年，左派人士因为J. K. Rowling针对跨性别群体的争议言论，扬言杯葛罢买《霍格华兹的传承》。2025年，右派就因开发人员针对Charlie Kirk遇刺发表不当言论，以及主演声优Erika Ishii的政治立场，扬言杯葛罢买索尼的《羊蹄山之鬼》。无论左右，都在极力拉拢动员，将游戏变成“我们”和“他们的战争。这不该是电玩产业的样貌。

“工作室制作游戏，是因为他们想做一款他们自己也想玩的游戏……他们被理想主义所驱动，想让玩家享受乐趣……最重要的是，他们关心他们的游戏，因为他们热爱游戏。”拉瑞安执行长文克（Swen Vinke）的愿景，才是游戏应有的样貌。电玩离不开政治，但不代表电玩应服务于政治。理解这点以前，任何妄想改革电玩产业的手段，也只会如失败的DEI运动一样，沦为玩家们讪笑的谈资。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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