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念岛屿】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人们吟诵了一千多年的唐诗“名句精华”。

杜牧生当晚唐，逢清明见坊间都是扫墓的行人往来，触景生情，赋七绝一首，成了千年经典，每逢清明，这首诗都要出现，甚至被吟唱乃至改写，成为清明扫墓的文化景观。但是，文学归文学，经典归经典，清明时节到坟山洒扫先祖的墓头，确实是自古以来皆然的文化实践吗？其实不尽然。

清明扫墓，是一千多年来的文化实践，杜牧的所见与我们当代人的实践，确实是千年不易，今古同心。但是，扫墓这回事，还是在历史条件下，包括自然天时及文化、政经条件的相加之下演化而来的。来到现如今，虚拟网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的趋势下，有人问起，如果采取虚拟化的e-扫墓，究竟是行还是不行？

这个网络时代的困惑，还得从比扫墓更早的祭祖来话说从头：扫墓毕竟是祭祖的其中一种实践模式，而祭祖是华人文化慎终追远之核心孝道文化的体现，按此孝道的自发性行为，才产生了后世群众实践的春祭（乃至也有秋祭）扫墓，因此得从祭祖说开头。

按说墓祭是东汉才有的文化实践，先秦时代，虽然不可说一定没有，但在有文献可征的贵族阶层，还不能说是理所当然的祭祖模式，甚至是非常态的。至少我们知道，儒家奉为典范人物的孔子，就不可能这么做：孔子连父亲葬在哪里，其实都不知道，又如何墓祭呢？

这种情况是有时代因素的。孔子时代的春秋及更早之前的西周时代，有所谓国人与野人的分际：国人是贵族的同姓宗族，住在城里；城外是天子封建所赐的封地与住户。贵族住在城里，去世之后出殡到城外下葬，说到底，“出殡”的“殡”源自“宾”，生前为一家之主，死后即成为“宾”，要从家里送走到城外下葬了。

城的里外有一墙之隔，那是国人与野人的分际，对贵族而言，这也是生者与死者之隔。古代虽然聚族而居，死后的人，毕竟要离开宗族的生活空间，暂时停柩期间从东边移到西边，东主西宾，治丧期满则送出城，就是“出殡（宾）”。

周人下葬，不封不树，日久或不能辨识确切所葬地了，这或许是孔子不知亡父所葬何处的原因。

那么，人们如何祭祖呢？在阶级社会，一切按阶级规范礼制来施行：诸侯以上，得立家庙，先人葬在城外了，庙里为立木主（牌位）作为象征，一切祭祖实践，都在庙里对着木主进行；大夫以下的下层阶级，礼制没有立家庙的，也就没有固定享祀香火的木主，家祭时，以家里的后辈小儿为“尸”，权宜代表祖先受祭，所以才产生古人骂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尸位素餐”说。

我要说的是，不管是奉在家庙里的木主，还是临时权宜的“尸”，都只是象征，而不是到先人下葬处进行墓祭的。（参《清明与墓祭》）

这样的操作，一方面跟先秦的社会与文化条件有关，也跟华人源远流长的上层精英文化主流意识攸关，即不认为一个人在经历肉体死亡之后，还有一不灭而恒在的精神主体存在。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取消，经过这个生死过渡之后的存在，古人虽不否认，但也不确认，进而体现为儒家只论述现实生命完成的人生哲学。

那么，古人乃至儒家强调的祭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死后不论，但生人对已逝亲人的情感理应是永恒乃至至死方休的，这是按血脉相承之说而来，也就是孝道。现实中对亲族长辈的孝道，是得以在生活的细节中付诸行动的，但对已逝亲人来说，内心依然存有的感情，又如何实践孝道呢？已逝亲人不在了，孝道的实践没有了对象而落空，但内心的情感必须有外化的表现和象征性的对象来施展，这就是祭祖文化与木主牌位了。

究其实，古代的文化精英在孝道文化中所强调的祭祖，并不以受祭方之已逝亲人的需求来揣摩和设计，而是以活着的后辈之情感需求来安顿的。因此，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不施行墓祭之时，以木主或“尸”之象征物或人来代表先人受祭；孔子要求“祭如在”，毕竟是落在施行祭祀行为的活人这一方，而不论逝者如何受祭的。

东汉开始有了墓祭行为，渐次发展为社会性的群众实践，到了杜牧写诗的晚唐时期，经过唐代提升清明扫墓为体现孝道核心价值的官方推动，一年四季实行祭祖的春祭，也就与寒食的墓祭结合，成为清明的节日主题了。但是，在墓祭成为孝道文化实践之常态之前，更古早的文化，并不以墓祭为常态，而是以象征对象来替代，再以外化的祭祀行为来具体展现内心对先人之情感的。

那么，话说回来，疫情过后网路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的生活边际逐渐模糊，清明扫墓这回事，如果e化，变成网上扫墓献祭，可不可以呢？

这个可能存有争议，尤其在不同世代之间的看法差异理应会很大，甚至老一辈的人认为年轻人这么干很胡闹的吧？

但是，如果回到古人的祭祖操作，他们舍墓祭而取木主，没有木主的阶级甚至以小辈为“尸”代表先人受祭和享食，可见古人并没有已逝亲人来木主或附身于“尸”受祭的预设，而是以象征对象来施行外化的孝道行为的；祭祀行为是慎重的，这是来自自身对已逝亲人之情感殷切，而不是离开了世间的亲人还在另一个世界“监视”，故而也不应当在祭拜先人时具体祈求给予回报什么，因人们在祭祀时奉上祭品、食物等等，并不是物物交换或期许等值回馈。

华人的祭祖在理性上是单向的，是活人对先人情感的行为实践，如果倒过来，希望受祭的先人回头输送什么的来回馈，在逝者的存在无以核实与确认的前提下，这是无法施展的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e扫墓和献祭有何不可呢？

这是纯粹从祭祖源头的理性操作来谈的。如果还涉及个人感性因素，乃至“祭祀经济”等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在内，恐怕就另当别论了。

杜忠全，槟城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私立大学中文系，迄今出版有《槟城三书》套装、《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评论集、《恋念槟榔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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