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今年2月底，芝加哥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在前者的香港分校合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微型研讨会，主题是“在亚洲从事公众史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Do Public History in Asia?）。

与会的十多位报告人来自东南亚与东亚，既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包括长期在体制外从事历史实践的工作者。多位参与者在发言时都不约而同表示，从未以“公众史”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实践或教学。略带迟疑的自我定位，凸显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公众史”？

目前学界最常见的定义是：凡为一般公众而非专业历史学者而书写、策划或呈现的历史，皆可归入公众史。此定义非常宽松，涵盖了博物馆、文物馆、档案馆、历史展览、文化遗产项目，乃至大众媒体中的历史节目等多种形式。据此来看，近年的马来西亚，公众史实践几乎可说是犹如雨后春笋；然而，与之相应的理论反思与概念讨论，却几乎付之阙如。

这也牵引出一连串值得追问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马来西亚从事公众史？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中展开这些实践？他们如何理解或想象公众？这些公众史呈现了哪些内容，又服务于何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概念化马来西亚的公众史经验？

官方主导的公众史及其问题

回顾历史，马来西亚最早的公众史实践，大多由国家主导。殖民时期设立的博物馆（最早可追溯到1883年的霹雳州博物馆）以及独立后成立的国家档案局（1957年）与马来西亚历史学会（1959年），构成了官方历史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1979年由国家广播电视台（RTM）与上述机构联合制作的电视节目“Hari Ini Dalam Sejarah”，更成为七、八字辈观众熟悉的历史入口。

这些由官方主导的历史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着不同功能。在殖民语境中，博物馆曾服务于西方中心的文明等级论，通过视觉展示强化种族与文明的阶序；而在国家独立之后，这些负责保存文物与生产历史的机构，则被赋予培育爱国意识与建构国族认同的任务。在这一逻辑下，公众往往被设想为被动接受国家叙事的对象。

近十年来，部分马来写作人开始挪用“公众史”这一概念，但其关注焦点，仍多集中于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历史实践，叙述对象离不开统治者与政治精英。这类用法往往未将“公众史”视为分析工具，亦缺乏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思性距离，反而更像是一种带有肯定意味的标签，用以赞誉官方所支持的历史实践和官方史守护人。

正如学者吉尔里丁顿（Jill Liddington）所言，仅以受众对象来界定公众史，其实远远不足。好的公众史实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避免被赞助者或国家议程所主导。沿着这一思路，“公众史”若要成为一个有解释力的分析概念，本身也必须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里丁顿也提醒，好的公众史往往以公众感兴趣或跟他们相关的事物为书写/呈现对象，同时预设阅听人为积极、也会自己动手制作历史的公民，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

民间自发带动的公众史

除了由官方主导的公众史，过去二十多年来，马来西亚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有机的、由社区自发带动的公众史实践。相较于国家叙事，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书写在议题和视角上显得更为多元且丰富。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宏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息息相关。

90年代中期正值二战结束五十周年。充满苦难的二战经历有了一些历史距离，不少亲历者开始书写回忆录，对二战提出不同于战争发动国、战胜国和殖民者的视角和反思，尽管这类回忆录的产量仍远不及后者（注一）。

与此同时，一系列关键政治事件也在改变历史书写的环境。1989年合艾和平协约的签署象征长期内战的结束；1998年的烈火莫熄运动，反映马来统治精英内部分裂；2003年马哈迪卸任，阿都拉巴达威接任首相职位，标志强人政治时代结束。这些变化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政体，但却集体松动了政治氛围，为异议和历史反思打开了一些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人士和前马共党员开始书写回忆录，尝试讲述 “我方”的历史。这不仅是历史行动者的自我书写，更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实践，试图打破国家对历史叙事的垄断。不过许多左翼的书写，特别是中文左翼的书写，有很强的自我书写和自我记录的动力，但却没有很自觉地想象为谁而写——虽然这无阻那些对他们的历史有兴趣的大众阅读他们的作品，得以认识不同于官方的叙事。

由于官方档案的缺失与偏颇，口述历史成为公众史重构边缘群体经验的重要方法。通过访谈与记忆的整理，那些原本被忽视的庶民声音得以浮现。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马来亚紧急时期的历史，许多关键面向都必须依赖口述历史重构与补足。

同一时期，一批民间艺文工作者与知识分子也开始以多元形式介入历史。他们不再局限于文字书写，而是透过影像与舞台剧等媒介，重新讲述过去。例如，Amir Muhammad的纪录片《最后的共产党员》（Lelaki Komunis Terakhir）与《村民们你好吗？》（Apa Khabar Orang Kampung），以及Fahmi Reza的《独立前的十年》（Sepuluh Tahun Sebelum Merdeka），都以影像形式呈现马共和左翼历史；剧场工作者Mark Teh则通过舞台剧，多次探索冷战与独立前充满歧义的历史经验。

这些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往往拒绝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提问、对话与多重视角，让历史呈现出其复杂与未完成的面貌。相比于中文左翼的自我书写，这些作品更自觉地为一般大众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间开始提出有别于官方版本的“五一三”历史叙述，例如柯嘉逊的《五一三解密文件》，便是在这样的脉络中问世。

城市地景变迁催生公众史

除了宏观的政治转型，都市更新、遗产化运动以及旅游业的发展，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更多公众史实践的出现。2005年国家遗产法令（Akta Warisan Kebangsaan 2005）的通过，标志着国家与社会对文化遗产与历史文物的重视日益制度化。

然而，在法律与政策成形之前，民间社会早已开始行动。尤其是在都市更新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熟悉的城市地景迅速消失，许多人首次强烈感受到一种空间的不确定感：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街道、建筑与生活痕迹，正在悄然退场。在这样的情感驱动下，一些社区历史保存行动逐渐浮现。

例如，成立于1986年的槟城古迹信托基金，便是较早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民间力量；邱思妮于1993年出版的《槟城乔治市街道》（Streets of Georgetown, Penang），则通过书写街道历史，将日常空间转化为可被阅读与理解的历史文本；已故的李成金，也曾在呀吃与加影等地推动地方文物的保存工作。这些实践虽形式各异，却都试图在快速变动的城市中，为历史记忆寻找落脚之处。

2008年，乔治市与马六甲联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日常空间历史的兴趣。与此同时，旅游业的扩张也成为一股重要推力，业者为了丰富叙事资源，开始主动发掘地方历史，将其转化为可被消费的“故事”，再包装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

在同一过程中，一系列由发展计划引发的社区保存运动相继出现：从2006年起始的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保院运动，到2011年的茨厂街文化遗产保存行动，以及2013年的文丁村保存运动等等。这些行动，既是对城市地景快速变迁的回应，也是文化遗产意识逐渐抬头的体现。它们不仅关乎“保存什么”，更关乎“谁有权决定什么值得被记住”。

网路科技和更多元的公众史

互联网的出现，为历史的生产与传播开辟了另一种重要空间。相较于实体机构所需的资源与门槛，网络降低了参与历史书写的成本，也让更多非官方的声音得以被看见。一些民间团体，例如人民历史中心（Pusat Sejarah Rakyat）和妇女史（Sejarah Wanita），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站，有意识地提供有别于主流叙事的历史故事与视角。

妇女史网站的出现更是提醒我们，历史的边缘化，并不全然来自国家。即使在民间社会内部，也同样存在不平等的结构，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排除某些群体的经验。女性的历史，正是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环。

除了生产与传播庶民史、边缘史，一些民间团体也开始投入文物与史料的搜集，尝试建立属于民间的档案体系。例如马来西亚设计档案馆（Malaysia Design Archive）、柔佛的P320社区空间，以及蕉赖的戏剧文化馆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开放馆藏，供公众与研究者使用。

传统意义上的档案建构，往往依赖庞大的资金、空间与制度支持；然而，数码科技的发展，使得档案的保存、整理与传播变得更为便捷，也更容易被检索与再利用。这些民间档案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垄断，让国家档案局不再是唯一的“历史守护者”。

与此同时，人民历史中心在过去十年间持续举办讲座与工作坊，推动公众对历史的参与，也推广口述历史等方法论，并积极串联国内外相关团体，促成不同实践者之间的对话与学习。透过这些网络化的连接，公众史不再只是单点的努力，而逐渐形成跨地域的知识与实践社群。

复数的公众与人民

近年来，不少华团也建立属于自己的历史文物馆。相较于其他民间团体，这些文物馆往往拥有较为稳定且充足的资源，部分得益于华裔企业家的支持。然而，在策展与叙事层面，这些实践却未必展现出相应的反思深度。它们固然以华社历史为中心，试图回应官方史对华社历史的边缘化，但在无形中，却经常复制以男性头家为核心的视角，甚至沦为个别赞助者自我宣传的延伸。这些文化馆也有强化族群认同的作用，但对华社内部的阶级差异与多元经验，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反思。

这也提醒我们，即便是由下而上的公众史，也不必然具有批判性。它固然可以提供有别于国家的历史视角，但同样可能被用来巩固既有权力结构，甚至强化排他性的民族叙事与偏见。例如The Patriot，除了出版历史读物，也积极运用网络平台传播带有强烈排外的历史论述（注二）；又如Solehah Yaacob，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未经严谨论证的“历史说法”。若按照宽松的定义，这些同样属于公众史实践的一部分。然而，对这些实践者而言，历史更像是一种强化优越感的工具，而非促成对话、深化理解的媒介。

这些现象迫使我们重新追问：所谓“公众”或“人民”，究竟指的是谁？

在马来西亚语境中，“人民”、“公众”、“群众”或“rakyat”等词汇，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话语中都频繁出现，却很少被认真概念化。在官方的论述里，“人民”往往是国家要治理与规训的对象；而在民间论述中，“人民”则经常被设想为与国家或统治精英相对的整体，往往被当作是模糊无差别的集体。

马来西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或可以让我们练习反思这种含混性：当年Onn Jaafar提出“raja itu rakyat, rakyat itu raja”时，他所指涉的“人民”究竟是谁？是马来社群的成员，还是涵盖当时生活在马来亚的所有族群？这一口号在后来的不同语境中，又被如何诠释与挪用？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公众”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若连华社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那么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社会，其内部的分歧与差异显然更复杂。因此，从事公众史时，必须自觉：不论是为公众而呈现历史或者是以公众为书写对象，我们所想象的“公众”到底是谁？想要对话的公众是哪些群体？

更重要的是，“公众”并不必然站在国家或统治精英的对立面。它包含不同族群、性别、阶级与世代，也承载着各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在一个日益对立和两极化的社会中，从事公众史也必须不断自我提问：为公众书写/呈现历史目的是什么？呈现差异之际，是否能促进相互理解？深化认同之余，是否也能开启对话？

好的公众史必须培养历史识读

在上述研讨会中，来自京仁教育大学的学者姜善珠（Sun Joo Kang，音译）提出一个疑问：“历史教育是否也属于公众史呢？”对此，学界尚无定论，但与会者普遍认同，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早已不只来自课堂，也深受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影响。

然而如前所述，我们不应该执着于分类标签，而是追问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教育才是可欲的？我们又该如何实践？

姜善珠在梳理韩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教育辩论时指出，目前大致存在两种取向：一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历史识读能力与人文反思；二是将历史教育视为公民与民主教育的一环，主张以规范性理念引导学生理解与介入现实的认同政治。她认为这两者并非互斥，而是可以并行，关键在于，不应将特定党派立场或意识形态强加于学生，而应启发他们检视历史论证与叙事本身。

反观马来西亚，历史教育长期受到多源流教育体系的影响。无论是国家主导的国民学校教材，还是独中的历史课本，往往成为不同立场之间争论的焦点，使历史教育沦为意识形态角力的场域。相较之下，“如何做好历史教育”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反而鲜少被认真讨论。

整体而言，“公众史”在马来西亚仍是个相对新的概念。然而，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各种形式的公众史实践早已存在。这一点与许多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并无二致，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自我反思。

问题在于，现有的实践虽多元，却未必都具备足够的批判意识。有些实践有很强的自我书写动力，却没有很明确的为谁而写的意识；另有一些实践则停留在怀旧层次，同样缺乏明确的对话对象，对历史考证、因果溯源，意义探索、叙事表达等历史学科的固有的要求缺乏认知，更遑论对历史或社会结构提出深入反思。若公众史仅止于此，它所能发挥的公共对话意义，终究有限。

注一：参见P. Lim Pui Huen 与Diana Wong联合主编的《马新战争与记忆》（War and Mem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新加坡ISEAS出版。

注二：另有一个由退休军人组成的团体亦称为“Patriot”（全称为 National Patriots Association）。该团体经常就时事发表声明、针砭时弊，普遍上被视为一个较为进步的团体，有别于充满争议的右翼出版社The Patriot。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记忆政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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