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芝加哥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在前者的香港分校合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微型研讨会，主题是“在亚洲从事公众史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It Mean To Do Public History in Asia?）。

与会的十多位报告人来自东南亚与东亚，既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包括长期在体制外从事历史实践的工作者。多位参与者在发言时都不约而同表示，从未以“公众史”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实践或教学。略带迟疑的自我定位，凸显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公众史”？

目前学界最常见的定义是：凡为一般公众而非专业历史学者而书写、策划或呈现的历史，皆可归入公众史。此定义非常宽松，涵盖了博物馆、文物馆、档案馆、历史展览、文化遗产项目，乃至大众媒体中的历史节目等多种形式。据此来看，近年的马来西亚，公众史实践几乎可说是犹如雨后春笋；然而，与之相应的理论反思与概念讨论，却几乎付之阙如。

这也牵引出一连串值得追问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马来西亚从事公众史？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中展开这些实践？他们如何理解或想象公众？这些公众史呈现了哪些内容，又服务于何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概念化马来西亚的公众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