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余墨】

东南亚各国之中，印度尼西亚拥有最多华人人口，其华人社会发展也经历许多波折。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爆发的排华暴动，不仅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更成为印尼华人历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印尼华人常视为“被同化”的典型案例。相较之下，马来西亚至今仍保有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及华人社团，部分人士因而认为，马来西亚华人较完整地保存了语言与文化传统。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华校与华文媒体，一两代人已不谙华语，甚至改用当地姓名，那么这些人与祖辈之间的文化联系是否就此中断？传统又是否会因此消失？语言、文字、姓名与习俗固然重要，但当这些事物随着时代而改变时，人们又将如如何把这些传统延续下去？

透过廖建裕（Leo Suryadinata）对于印尼华人社会的观察，可以发现许多习以为常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情况。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的差异、改名换姓后的适应，以及华文解禁后的种种变化，都说明印尼华人社会的发展远较印象更复杂。因此，重新认识印尼华人社会，不仅有助于理解印尼华人的历史经验，也有助于重新审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当下面对的种种变化。

廖氏出生于印尼，196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后赴印度尼西亚大学深造，专攻印尼史。其后留学澳洲与美国，先后考获历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大学任教，也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长期从事东南亚政治与华人社会研究。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收录廖氏有关印尼华人社会与文化的多篇文章，部分曾发表于《联合早报·论坛》。书中谈及印尼华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也追述印尼华人社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此外，里头还讨论了印尼华人称谓的历史演变、印尼华人文学及印尼文武侠小说等课题。而其中，又要以华人社会的剖析尤为深刻。

如前所述，部分人士习惯将印尼华人视为同一种群体，实际上其内部差异甚大。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爪哇与外岛华人，以及不同世代、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生活经验。本书对于这些现象多有讨论，有助于读者从更贴近现实的角度理解印尼华人社会。

多元的印尼华人社会

阅读此书，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尼华人社会的多元面貌。

作者将印尼华人大致分为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简言之，土生华人大多是早期移民的后裔，以印尼语或方言（母语）作为主要沟通工具。虽然部分人士曾接受华文教育，但华语通常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宗教方面，则有基督教徒、佛教徒、孔教徒及伊斯兰教徒等不同群体。新客华人通常使用华语，不少人与中国文化仍保持较深联系。土生华人多集中于爪哇，新客华人则较多分布于外岛，两者的生活经验不相同。

这一区分，揭示了印尼华人社会不是同质群体，不同背景的人群对于语言、宗教与文化往往有不同理解。这一观察对马来西亚读者尤具参考价值。在许多公共讨论中，“华人”往往被当作整体看待。事实上，无论是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与潮州人之间的籍贯差异，北马、中马、南马及东马之间的地域差异，抑或不同世代之间的成长经验，都说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同样远非单一面貌可概括。

此外，随着近年方言（母语）逐渐式微，跨族群交往日益频繁，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也与上一代大不相同。这样的变化，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会陌生。阅读印尼华人的经历，或许更能理解不同群体对于语言、宗教、传统与文化本来就有不同看法。印尼如此，马来西亚亦如此。若忽略这些差异，往往容易将复杂的现实过度简化。

印尼经验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当然，印尼华人社会的内部差异，还与长期的同化政策密切相关。

苏哈多执政时期，印尼政府以“土著国族”为基础，华人文化被视为外来文化。华团、华校与华文媒体受到严格限制，华文出版物难以流通，许多传统活动只能在家庭范围内延续。其中，1966年颁布的改名换姓法令，更深刻影响了印尼华人的日常生活。

虽然改名不是强制措施，但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大部分印尼籍华人陆续采用印尼姓名。随着时间推移，华人姓名逐渐淡出公共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印尼姓名、欧洲姓名，甚至是印度姓名。

1998年苏哈多下台后，印尼华人的处境逐渐改善。瓦希德执政时期，政府恢复华人公开庆祝传统节日的权利，也允许华文报刊出版及华人团体成立。当时部分人士认为，随着限制解除，印尼华人将陆续改回华人姓名。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许多华人继续使用原有的印尼姓名，改回华人姓名者不多。作者指出，三十余年的时间，足以影响一代人的成长。许多土生华人长期使用印尼姓名，所有证件、学历与工作记录皆以印尼姓名登记。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印尼姓名更是自出生以来就一直使用的名字。有些人虽然知道自己的姓氏，却从未使用；有些人甚至没有华人姓名。即使政府开放改名，许多人也觉得没有必要再更改。

由此可见，姓名作为文化符号，其意义会随时代与环境而演变。相较之下，今日马来西亚华人大多保留华人姓名，因此较少思考姓名背后的意义。然而，姓名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未必如想象中直接。有人保留华人姓名，却不熟悉祖辈文化；也有人长期使用印尼姓名，却仍然保留部分传统习俗与家族记忆。若仅以姓名判断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难以概括现实的状况。

对于马来西亚华社而言，目前尚未面对大规模改名的压力，但宏观言之，人们的语言习惯与生活环境已悄然改变。印尼华人的经历未必会在马来西亚重演，却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当语言与生活环境逐渐改变时，一个族群又将如何延续自身传统？

回顾全书所讨论的种种现象，可以发现，印尼华人社会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传统在长期变迁之后，究竟以什么面貌继续留存。过去人们习惯以语言、姓名或传统习俗判断一个人的文化归属，但印尼华人的经历显示，现实情况往往比这些标准复杂得多。

这个问题在华文解禁之后显得更加值得关注。华文解禁后，许多人原本认为印尼华人社会将逐渐恢复旧有面貌。然而，经历三十余年的变迁之后，印尼华人社会已经与过去不同。华文教育重返印尼，华人社会却已无法回到过去的模样。

玛琅永安宫的语言景观

去年九月，我曾到访爪哇玛琅（Malang）与日惹（Yogyakarta），参与第十四届世界大伯公节。期间走访拥有百余年历史的玛琅永安宫（Kelenteng Eng An Kiong），庙内一些文字拼写引起我的注意。

从中可见，“开光金身”写作 KAI GUANG KIMSIEN，“灶君公”写作 CAO KUN KONG，“尾牙”则写作 BWEE GEE，同时附有 WEIYA JIE 的汉语拼音。

这些文字颇有意思。KIMSIEN、BWEE GEE 保留了早年闽南话拼写的习惯；KAI GUANG 与 WEIYA JIE 则反映了华文解禁后重新普及的华语拼音。不同年代留下的痕迹，就这样同时出现在同一座庙宇之中。华文教育虽然重现，但许多早年留下的语言习惯也未因此消失。玛琅永安宫里的文字使用情况，正说明语言的改变未必等同传统沦亡。

所以值得关注的，或许不只是传统能否完整地保存下来，而是这些传统未来会以什么形式继续留存。玛琅永安宫同时出现闽南话拼写与汉语拼音，说明文化的变化不等同于文化断裂。华文教育即使重新出现，但早年形成的语言习惯未因此消失；新的文化元素不断加入，旧有传统也在新的环境中有着新的诠释。

印尼的今天，未必就是马来西亚的明天；但印尼华人的经历，却提供了值得参照的例证。在如今方言逐渐式微、跨族群交往愈趋频繁、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不断改变之际，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面对的，可能已不是“传统会不会消失”的课题，反而是“传统将以什么新的形式继续留存”的新局面。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现任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曾为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与《东方日报·惕斋随笔》专栏作者，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2024）、文集《天南余墨：南洋和马华文史札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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