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6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从2025年的全球第88名跌至第95名，总分也从56.09下滑至52.73，引发不少舆论热议。

2010年代期间，我国媒体长期受到《印刷与出版法令》及《煽动法令》等限制性法律影响，排名多数时间徘徊在全球100名左右。2018年政权轮替后，外界一度对媒体改革寄予厚望，2023年马来西亚更跃升至第73名，创下近年来最佳表现。

然而，这种改善并未稳定持续。2024年，马来西亚排名骤跌至第107名；2025年虽然短暂回升至第88名，但2026年又再次下滑至第95名。过去几年，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就不断在开放与收缩之间反复摆荡。

五大指标的评分表现

RSF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主要通过五大指标评估各国新闻环境，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与安全层面。

我国的政治指标得分从2025年的44.6下降至2026年的43.00，反映如今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正日趋紧张。尽管团结政府上台后曾释放改革讯号，但近年来不少涉及媒体记者被传召调查的案件已让外界开始质疑，政府是否真心接受媒体作为民主社会中的第四权监督力量。

马来西亚独立新闻中心（CIJ）就指出，马来西亚至今仍存在大量可被用于限制媒体空间的法律工具，近年更出现了多起公权力干预新闻自由的案例。例如《当今大马》记者南达古玛因报道具争议的外劳招聘系统，而遭援引《刑事法典》第203A条文及《通讯与多媒体法》第233条文调查，住家随后更遭警方搜查；《自由今日大马》（FMT）前记者陈传旭，也仅因在公开讲座中提问，便遭援引多项法令调查与逮捕。

这些案例并非孤立事件，而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模式：通过警方调查、法律程序与司法压力，对媒体形成隐性威慑。在这种环境下，记者在处理涉及公共治理、贪腐或敏感政策议题时，往往必须不断衡量法律与个人风险，最终形成自我审查。

法律指标方面，马来西亚的得分则从46.26下降至43.71。RSF对此就指出，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网络监管与通讯法令，仍被我国政府广泛用于调查或施压媒体。其中，《通讯与多媒体法》更频繁被运用在涉及记者与新闻媒体的案件中。

此外，CIJ的调查更显示，我国于2025年限制言论自由的相关法律，总共被援引了233次，比前一年增加了近23.3%，其中《通讯与多媒体法》第233条占超过一半。虽然这些案件并不全属新闻案件，但都会直接影响整体媒体生态，毕竟记者、评论人与普通公民，都处于同一套的法律阴影之下。

经济指标则发生了最明显的恶化，从48.67跌至40.28。这反映本地媒体正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压力：传统广告收入持续流失，数码平台吸走流量与广告，加上营运与合规成本增加，使媒体越来越依赖商业资本、甚至政治关系维持运作。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没有来自政府的直接审查，媒体也可能因为财务压力而减少高风险调查报道。毕竟，调查新闻需要大量时间、人力与资源支持。一旦媒体面临财政压力，便更容易依赖广告商甚至政治资源，进而压缩报道空间。

举例而言，媒体可能因为不敢得罪现有或潜在广告商，而不愿触碰特定议题；也可能选择迎合特定政治立场，以获取相关资源与生存空间。许多人误以为，新闻自由的关键只在于公权力与国家体制是否容许新闻媒体的自由发声，但事实上，它同样取决于公众是否愿意为可信资讯与公共监督提供支持。

此外，社会文化指标也发生了大幅恶化，从62.72跌至51.25。这反映马来西亚媒体环境正越来越受到社会敏感情绪与高度极化的舆论环境影响。记者在报道涉及种族、宗教与政治议题时，不仅面对法律风险，也越来越容易遭遇网络群众的舆论压力。结果往往不是政府直接禁止报道，而是媒体开始主动选择回避“太敏感”的新闻内容。

最后，安全指标则是马来西亚少数有所改善的部分，从78.16增加至85.42。这意味着相比许多国家，我国记者遭遇暴力攻击或人身威胁的情况相对较少。然而，这种改善未必代表言论环境变得更自由，另一种可能是，记者因自我审查而减少触碰高风险议题，从而降低了遭袭击的风险。

2025年11月，网媒Twentytwo13联合创办人兼资深记者哈雷斯，就曾在吉隆坡遭人暴力袭击，而他此前长期追踪报道涉及我国足总归化球员文件争议的课题。这个案例就显示，马来西亚记者至今其实仍面临着来自法律程序以外的风险。

研究方法与可信度

RSF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评估各国媒体环境：第一，是统计记者与媒体从业者遭遇攻击、拘留、威胁等客观事件；第二，则是向各国记者、学者、研究人员等新闻自由相关专家发出问卷，由他们评估各国的媒体生态。整体评分再综合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与安全五大指标进行计算。

RSF一般不会公开各国受访者名单。这种做法一方面能保护受访者安全，让他们更敢于表达真实看法；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批评者质疑：如果无法得知是谁参与了评分，外界便难以判断样本是否足够客观与具有代表性。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深度评论，便从加沙战争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对RSF新闻自由排名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RSF并未充分公开受访者背景、筛选标准与样本结构，因此外界难以确认：这些“专家”是具有代表性，以及不同国家是否采用了一致的标准？

自2023年以来，加沙已有超过200名记者死亡，但以色列在RSF排名中的变化却相对有限。这即让作者质疑：倘若如此大规模的记者伤亡，仍未导致指数出现更剧烈地调整，那该排名是否能够真正反映现实中的新闻环境？

新闻自由指数本质上不仅是一项统计工具，更是一种国际话语权。指数排名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外交、投资与国际舆论等层面。因此，这类指数务必面对严格的透明度要求，包括公开问卷筛选方式、数据权重计算、与确切统计方法等。

不过，这篇评论也并未完全否定RSF的作用。作者承认，RSF长期为记者提供了法律援助、国际倡议与安全支援，在全球新闻自由领域仍扮演重要角色。RSF国际新闻自由指数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忽视相关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此外，调研方法上的争议，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毫无意义。国际社会常见的做法，并不是完全接受或完全否定相关排名，而是将RSF与其他研究交叉参考，以观察一个国家新闻自由与公民表达空间的长期趋势。

事实上，除了RSF之外，不少国际机构近年也对马来西亚的媒体与言论环境提出担忧。其中，自由之家在《2025年世界自由报告》中，将马来西亚列为“部分自由”，总分维持在53/100，与2023年与2024年的评分一致，显示整体自由度近年并未出现改善。

与此同时，全球公民社会联盟观察平台（CIVICUS）也持续将马来西亚列为“受阻（Obstructed）”类别。而我国自2018年以来便长期维持在这一等级，反映公民空间与表达自由始终处于受压迫状态。该机构更多次批评《通讯与多媒体法》及《煽动法令》被用于压制言论，并指出警方调查异议人士、新闻网站遭封锁以及和平集会受限等情况仍在持续发生。

这些机构的研究方法、背景与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我国的新闻自由与媒体表达空间，仍处于一种部分开放，但持续受压迫的状态。

新闻自由的价值与边界

我国新闻自由排名的下滑，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发生在一连串具体事件与制度背景之中。若缺乏实质改革，马来西亚未来的新闻自由排名，恐怕还会继续恶化。

根据RSF的报告，如今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兴起了国安法律扩大化、公权力使用策略性诉讼（SLAPP）打压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被刑事对待的趋势。在东盟国家之中，马来西亚目前排名第三，仅次于东帝汶与泰国。但这远远不代表我国媒体环境足够健康，反映的更像是在一个整体自由度偏低的区域中，表现相对较好。

新闻自由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社会信息透明的基础保障。在复杂社会里，政府、企业与各类机构掌握大量资源与决策权，而公众不可能逐一直接监督。

媒体的角色，正是把这些分散的信息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与检视的内容，让社会能看见权力如何运作。没有新闻自由，信息流通便容易依赖官方渠道或非正式传言；前者往往倾向于单向过滤，后者则容易失真，最终削弱社会对事实的共同认知。

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对公权力的监督，不能只发生在选举日。选举只是周期性的问责机制，而新闻媒体提供的则是持续性的监督。通过调查报道、批判性评论与事实揭露，媒体能够在诸多社会问题尚未扩大之前发出警讯，降低制度失灵的成本。

从北欧国家如挪威、芬兰，到新西兰等长期拥有高生活质量的社会，高度的新闻自由几乎都是其共同特征。更重要的是，从历史顺序来看，这些国家往往都是先有开放的媒体环境与公开监督，之后才逐步建立高透明治理、低贪腐与优质公共服务。

从历史发展顺序来看，这种关系其实相当清晰：新闻自由往往先出现，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是在其之后逐步形成的。以挪威与芬兰为例，两国早在19世纪就确立了新闻出版自由与言论保障，当时两国的经济并不发达。正是在媒体能够监督政府、揭露问题、推动公共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才逐步建立起高透明度治理、低贪腐环境以及优质公共服务，最终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生活质量领先的社会。

这点尤其值得强调，因许多人认为：国家应先发展经济，再逐步放开自由。然而，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恰恰说明，新闻自由并不是国家富起来之后才能有的奢侈品，而是推动制度改进与治理优化的重要条件。

当然，也存在像新加坡这样的例外，但相似案例在国际上极其少数。此外，新加坡虽然对本地主流媒体与政治言论维持较严格管理，但其国际资讯流通、互联网使用与外部信息获取仍相对开放，并没有严格封闭其公共信息环境。

此外，深究RSF新闻自由指数评估指标，其实还蕴含着一个重大启发：新闻自由从来不只是媒体对抗公权力如此简单。它不仅取决于政府是否允许监督，更取决于社会是否愿意包容不同声音，以及公众是否愿意从经济上支持真正独立的新闻。

当社会越来越缺乏耐心，动辄以标签化、网络围攻甚至骚扰回应敏感报道时，即使没有政府直接封禁，媒体也会逐渐倾向自我审查。

同样地，如果公众习惯免费消费资讯，却不愿支持高质量新闻内容时，媒体便会越来越依赖流量、广告与资本力量生存，最终削弱其独立报道与监督的职能。

归根结底，新闻自由不仅是一项法律权利，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与公共选择。真正能够长期维持自由媒体运作的，从来不只是来自宪法与公权力的保障，而是一个社会是否愿意为优质新闻付出包容与成本。

新闻自由的核心关键，不只是某一份国际排名的提升或下跌，而是整个社会是否仍愿意保留一个能够监督权力、公开讨论问题、持续修正错误的空间。毕竟，当新闻媒体越来越难发声时，最终消失的，将不只是新闻产业，更是整个社会看见真相的能力。

董明玮，欧盟新能源产业协会认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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