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专访系列（二）中，古玉樑认为虽然电子媒体发展迅速，但是华人社会对印刷媒体有浓厚情意结，这是因为35岁以上的读者脑子里只有印刷媒体。而且资讯科技的硬体设备也仍落后，甚至年轻人上网也会感到挫折。35年来，大马调查机构的媒体指数也一直显示华文报读者人数是直线上升。

但是他认为，由于华文报长期竞相追逐报导煽情、暴力、血腥新闻，已经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使社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目前，这种报导方式仍大受市场欢迎，短期内未有看到改变的契机。

《当今》：主流华文报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分派很多地方记者在华人城镇里。这里头可能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他们没有去注意周围的友族乡村、园丘等问题；第二，地方记者或者通讯员受到执政党的影响很深。这要如何去纠正？

古： 报馆的采访制度及网络，会把不同层次的人放在网络中的不同点上，但是小城镇并非重点城市，重点是在首都、槟城或者新山。小地方的新闻从业员是被委派过去的，他们已接到一个使命，你跟我搞定当地社会的东西，你作为我报馆的代言人，把华人社会的东西写好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东西、大课题，他们的报导水平不足。因为好的记者通常不会留在外面，而且上头也不会喜欢你多做事。所以就形成了小地方的记者眼光就只看住（几间神庙、几间学校等等）。

《当今》：究竟华文报的使命是局限在华社，用华文来写华人社会的东西呢？还是用华文写全国、全民的东西？

古： 无论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文报的对象是华人。但是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来看，读者所需要的不只是华社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国家大方向等。其实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应该有这样的工作，报道这样的东西。不过，现在的份量放得不够多，反而对刚才你所说神庙的东西，放大标题、大照片；反而是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活动， （吉兰丹那些几万人出席的集会却没有人报道） 。回头还是讲回整个报馆高层的素质。

《当今》：会否出现很多报馆高层只呆在办公室的现象......？

古： 我看过一些地区的报馆高层主管，遇到重大事件时总编辑会亲自出马，一年有好几次在现场指挥。副总编辑更不用说，他们是自动到现场。这里就算高层有走出来，也是怕见人、怕问错题目、又怕讲错话，自己会失掉了（良机）。

《当今》：有资深报人指现在很多的华文报主管，尤其是编采部，都在忙着处理行政工作，不再专注于编采工作。

古： 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包括新闻行业；当你慢慢升上去的时候，你的管理责任会越来越重大。采访主任需要管理人力资源的调动、薪金待遇的问题。但是，不要放太多时间在这些问题上，这些编采部头子的重点，应该放在规划方向，后续工作应该交给秘书、或者其他部门如人力资源部去进行。

《当今》：目前的华文报业，会往哪个方向演变？

古： 我是一个强烈相信印刷媒体的人。电子媒体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它速度很快。但是印刷媒体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华人社会。如果分析华文报读者，你将会吃惊，因为那些年级比较大的，通常35岁以上的脑袋里都只有印刷媒体。而且，人是会老的，他一到那个年龄，就自然而然走到那边去了。

但是年轻人的动作比较快，他可以去尝试电子媒体。但是到某个阶段，他又移回去印刷媒体。大马的科技硬体设备也是有待改进，即使现在有streamyx、宽频，但还是有些地区几十年的老电缆还存在。所以，即使是年轻人上网，他都会感到很挫折。但是，毕竟上了年级的人，要他们去玩这种玩意是很烦的东西。

周宝振率先把印刷传媒“娱乐化”

当你分析了这些状况后，你会发现到报纸的市场是存在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它要往哪里去？大马调查机构（SRM）的媒体指数（Media Index）出现至少已有35年，其数字告诉我们，华文报的读者人数是一直是直线上升。但是印刷媒体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格式及模式？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周宝振先生率先把印刷传媒“娱乐化”，他最早是搞《通报》。这当然也不是他创造出来的，他是把香港的那套抄过来。从那时开始，你可以发现读者口味产生了显著的变化。紧接着，凡是走煽情、血腥、暴力的就会有市场。

《通报》倒闭后，《中国报》就出现。《中国报》大受欢迎，结果第一大报、第二大报看到《中国报》突然变得这么大，心想它是怎么样成功的？然后也一起跳进去。所以你就看到所有中文报都走同一条路线。那么，接下来是它走到极端后会是什么？后果是什么？未来会是怎样？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我个人的体会是，社会必须蒙受惨重的损失后，它才会反省。今天的报纸已经带坏了社会，这个是黑暗的现象。最近不是有很多自杀数字上升、自杀倾向、暴力、年轻小伙子很急躁、路霸打人等等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印刷传媒长期的影响。我们必须付出惨痛代价后，在大家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乱七八糟时，它才会好转回。不过，这要多久？不知道。目前这种煽情的现象会继续下去，报纸会继续很好卖。如果那天沙登发生自杀事件，那天的报纸肯定卖到光，报馆派十几个记者去采访，全部篇幅加起来至少7、8页全版，荒唐透顶，而一个吉兰丹的大示威可能没有任何记者在那边。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它有市场。

如果回到做生意的角度，和《苹果日报》一样，只要你要的东西，我就给你，你要白粉我都卖，只要可以卖我就卖。所以这个现象会延续，但是到某一个时候，物极必反，政府最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但是除非采取行动，否则政府继续警惕也没有用。

《当今》：依你在香港的经验，现在的读者口味趋势是否是以软性为主，阅读硬性及分析性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少，比如《明报》都会面对《苹果日报》的压力。

古： 香港那边有点不同。我初到《明报》时，《苹果日报》刚出现，造成天翻地覆，整个报业的文化都成为“苹果化”。一直以来，《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先生给人的印象是道貌岸然，而且读者的背景的确是比较规矩的，怎么办？最后我们发觉读者是要求比较轻松的东西，不要给他很重的文章。但是轻松不代表肮脏、色情、暴力。

你可以是乐观轻松的人，但并不一定是那种三教九流，这就是分水岭。我们不要跟风，但是也要做一点调整。结果调整之后，这个报纸很健康，赚了很多钱。我走的时候，真的是顶峰。这告诉我们，健康的报纸并不一定赚不到钱。（即是说，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对，并不是烂、不是垃圾，你只是把严肃的课题轻松化。我觉得报纸应该走这样的路线。这么说可能有点自吹自擂，《东方日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强调有一些禁区是千万不能够进去的。例如，封面是绝对不能有杀人放火的东西，血腥暴力是绝对不能上封面，顶多封底。至今，编辑们还能够维持这样的风格，也仍获得读者支持。

《当今》：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报社的管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专业管理人和编采人，是否会有冲突？是否存在两方面都能掌握的人才？

古： 其实，报纸也是一种产业，只不过它是资讯产品。制造产品，需要一些管理方法，尤其是报纸有硬体及软体的成长。这两者都需要现代企业的手法去管理。但是，大马中文报有一个现象，就是编辑部的人通常很排斥管理。当你把一些管理的策略放进报社的时候，他就...... （现在常听到的投诉是指业务部操纵编辑......）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其实，应该扭转回来，只是因为编辑部不懂得管理，一旦听到业务部的人给一些意见时，就好象给他很大的压力。把企业管理的概念放进报馆里其实是很好用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是采访部出身的，后来转去业务部；我的脑袋还是编采的东西，但是我多了业务的能力。所以，我就不断从业务上去研究开发，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冲突。

你的产品研发（product design）是根据企业的方向去开发，但是在研发的过程中，这些编辑部不了解其概念，变成说业务部在指指点点。这个现象曾发生在《南洋商报》，早期商报拥有很好的管理制度，所以它会一直遥遥领先。这是因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早期委派了一些有管理专长的人过来，其中一个是卓振强先生。他即使不懂得编采，但是管理得很出色，报馆很健康，谁敢说早期的《南洋商报》是不健康的？

我虽然只在丰隆旗下做了短短的5个月，但是我看到它有一套很好的管理制度。制度虽好，但是拿到《南洋商报》去执行时，执行的人无法给予很好的诠释，就遭到下面的反弹，造成整个编辑部都在跟丰隆对抗。

在香港的时候，业务和编采两边都是我负责。我经常跟总编辑说，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怎样把报纸做得好，让读者开心喜欢，然后开开心心地赚一些钱回来。结果他完全接受，坐下来一起研究讨论，完全没有感觉到我们在指挥他做东西。但是这边完全是观念上的问题，一看到业务部就排斥。

《当今》：还有一个常见的矛盾是新闻自由与经济利益的问题，当我们讲新闻自由，就不应屈服于市场或金钱的压力。但是在现代的商业社会，这好象比较难办到？

古： 今天全球的传媒都在转型，转型的结果就是把媒体当作是一门生意。就好象《当今大马》也招揽广告。如果没有广告很麻烦，毕竟订阅的收入不多。收人家的广告，并不代表你把你的报格或者编辑的风格出卖。报纸保存好的格调，你的群众会欣赏，你存在的机会更大，你存在的实力会更强。广告商是看哪个媒体有群众，就放钱进去。

但是如果有冲突又怎样？报社常常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某个商家打电话说，这个新闻会伤害到我的公司，请关照一下，如果新闻登出来，我就抽广告。其实好的报馆是不怕被抽广告的。你抽吧，但是我不会因为你抽广告而去打击你，我是据实报道。如果你一直维持这样坚定的立场，你的群众就会欣赏你，你的媒体就会强盛，最后广告商还是会到回来的。尤其是当你已经建立起公信力时，广告商就是要选择有公信力的报纸。所以，我觉得没有冲突，你可以维持自己的风格，商家要走就让他走。比方说，如果你是大报，你还会怕人家不刊登广告吗？但是偏偏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很可悲的现象。

专访系列（完结篇）: 出书还原真相，反对媒体独大操纵社会

专访系列（一） : 华文报的人才外流与断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