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马华人社会俗称有“三宝”－华团、华校及华文报。对华社来说，大马华文报并不止是一份报纸或一家媒体那么简单，华文报还拥有建构华族身份认同的想象和承载民族情感的角色，以及扮演沟通和抒发华社心声的重要社会功能。
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和政治运作日趋“媒体化”，华文报的版图变迁，由于牵连到千丝万缕的政治角力与经济利益的需求，曾多次成为华社关注的焦点。1987年的茅草行动吊销《星洲日报》的出版准证，与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集团的528报变风波，对于华社以及大马的新闻自由来说，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经历风风雨雨的华文报，在这个资讯科技、新媒体不断涌现的时代，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转机呢？
秉持反省大马华文报业的过去，和思索未来前景的精神；《当今大马》与亲身经历许多华文报业“巨变”的资深报人古玉樑，进行近三句钟的访谈。我们尝试从他驰骋报业近40载，曾主管大马、香港、海外报馆的经验里头，整理出他对大马华文报业的期许和批评，以及对华文报业未来动向的精辟分析。
古玉樑，曾任职《星洲日报》业务总经理、《明报》执行董事、南洋报业控股执行董事，以及启德行集团媒体顾问，协助筹划《东方日报》，新近出版《胡文虎报业王国－－从兴盛到衰落》一书。
套用古玉樑的 说法 ，在这两次华文报巨变的关键时刻，他“身在其中、身居高位”，对于固中错综复杂的内情，可谓了若指掌，能够道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情。对于声称来世还要当新闻从业员的古玉樑，在退休后显然还不能忘怀新闻行业的惊涛骇浪，对于大马华文报业的发展依然拥有满腔热情，言谈之中不尽然流露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关切。
作为独立的网络新闻媒体，《当今大马》不忌讳古玉樑在大马华文报业的“传奇性”和“争议性”背景，亦尝试以客观专业的态度，让大马华文报业史上一位关键的主角，娓娓道出本身的经历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留白，应本着“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还原大马华文报业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页，供后人深思反省。随着这个专访的刊出，我们也欢迎其他报界前辈和同仁提供意见和批评，也希望读者不吝指教回应。
古玉樑专访系列（一）：华文报业的人才外流与断层危机
《当今大马》（以下简称《当今》）：你如何评价当前大马华文报业的水平？
古玉樑回答（以下简称古）：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华文报业大概已经停顿了10多年，几乎没有进步。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待。第一是技术的进步，使到报纸的硬体部分得到改良。比如说，报纸的图片、印刷等，按照常理这是很容易改进的，但是我发现有些报馆都掉以轻心。
比较麻烦的是软体的部分，也就是内容的素质。它不只源自一个因素，而是有好多个原因造成。第一，整个社会的中文水平日渐低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是华文教育源流出身，然后进入新纪元学院就读的独中毕业生，中文水平也不会很好。那些能够去到台湾升学的水平会好一些，因为台湾对中文程度的要求比较严格。
平心而论，最近这10多年本地的确不断栽培出很多传媒人，从韩江学院、新纪元学院、拉曼学院到理科大学都有。但是他们的中文程度仍无法令人感到满意。我本身也曾给新晋的同事上课，发现他们的中文造诣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华文报有很好的中文水平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你在录取人才时，中文的水平已经很低了。
待遇不好与培训不足
第二个问题，就是进入报社之后，报社断层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断层之中，你又会发觉到两个现象。一是某些人才进到里面工作后，做了一些时候就溜掉。为什么这些比较有素质的人才会外流？我个人的看法是，待遇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更严重的是，报社里面的领导人无法凝聚这些人才，甚至有排斥的现象。比较杰出的新闻从业员会发现，再也无法继续在报社呆下去。
另外，报社主管对于人才的保留、保存及进一步的培训不足。你放了多少精神下去（培训人才）？你有多重视（人才）？我看到这个问题相当糟糕。由于本身学历不高，报社主管就会形成一种自卑和排斥的心态，当然我们不是说学历不高就不能做大事；但是会担心学历比较高的人才进来，什么时候他会骑在我头上？这自然就会形成一种排斥的现象。要他们再去培训人，那就更困难。
在我的经验里头，《南洋商报》的陆宇莲就做过这个培训的工作。后期商报在丰隆集团的压力之下的确有进行培训，因为再这样下去，没有人才怎么办？那时她也得到黄超明（前南洋报业董事经理）的赞同和丰隆的支持，就设立一个培训部。那几年的培训也的确做了一些事情，但很不幸的是后来又发生了（收购）风波。
但是，其他的报馆是否有系统化的进行培训呢？其实，培训人比原先进来的基本学术资格更重要。进来的就算是本地学院的毕业生都无所谓，但是后来如果你栽培得好，把那个人逐步拉上去，最后那个人才将归你所有。因为这几个原因，你就看到一些能够留下来的记者，通常都有一些背景的。（问：背景是什么意思？使命感吗？）我看不是使命感，他们能够留下来的通常都和老板有特殊关系、跟某人有特殊关系，它就形成一种小圈子，这种小圈子就一直保护着他们。那么当新的人才进来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排斥了，他们有一个核心在里面。你没有办法靠近那个核心，你自己有这个感觉，你进不到那个核心。某个程度上，当发现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形成一股排斥的力量。
我发现在其他的地区，比方说香港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在香港不会出现，下面来了一个学历比较高的人，我这个总编辑就感到很害怕的现象，他们通通都允许，你有能力挑战我，就挑战我啊。所以在香港，断层的现象不严重。这意味，某人走了以后，另一个人就可以接下去。可是在马来西亚，要找第二个人顶上去，好象比较困难。
《当今》：华文报馆是否会是年轻人比较不热衷的职业选择呢？
古：
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是带着一股热诚踏入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说，来世我还是要做回这个行业。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很认真去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会朝着这条路来走。可是，走进去之后，在还没有稳定下来，稍微有一点表现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如果你中文不是那么好的话，是可以后天补救及锻炼出来的，多看书、留意别人写的模式，很容易就可以跟上去的。中文字不多，新闻要写得好，只需要掌握两千字就够了。甚至，日常用到的顶多500、600字而已，不过，如果你有两千字，就可以说是对文字的掌握已经很不错了。这些其实还是次要，最重要还是环境。
《当今》：华文报记者除了要掌握华文之外，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里头还要掌握国语和英语。你对大马中文报记者的外语，尤其是马来文的掌握方面，有何见解？
古： 一个人如果要掌握两种语文的话，其实是轻而易举，三种语文其实也不难。我就拿我自己作为例子，我是（掌握）三语，你要我用英语或国语演讲或写都可以。今天的记者必须掌握好至少两种语文，其实这并不难，这个还是次要。我觉得还是环境问题比较关键，如果没有给他们很好的报业环境，他们将无法成长。
《当今》：有一种说法，指很多记者不愿意出去跑动，只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打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些编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古： 通常人如果没有激励的动力，原先的热潮就会慢慢消失。如果我在里面打工，看到他是这样、她也是这样，最后难免被“同化”。其实，如果把一个好的记者放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如果有好的底子，这个人三几年就会“飞”了，会做得很好，主任和主管都要激励他。
环境消磨热情
《当今》：另一个批评，就是一些记者跑惯了有排场的场合，比如官方或者酒店里的活动，叫他去采访木屋区或者群众示威，他就不想去采访。
古： 这是新闻从业员的文化问题。这个行业里头有几个巨头，他们在主导整个文化，起了一种带头的作用。新晋的记者进去时会大吃一惊，原来我老师教我的东西，进到里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股热情栽进去，里头的文化很快就将他改变。你为什么那么勤劳？为何你拿那么多事情做？做了后果又如何？看看前面的人走过的路，有几个人有机会上位？这就变成打一份工算了，或者去做比较容易的工作。一天可能只做三几个小时，然后去“蛇”（混）一轮。这是很可惜的，主要是环境的问题。
《当今》：还有另一款的批判，认为在“烈火莫熄”示威场合时，西方的通讯记者通常是派2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是站在警察后面，一个站在示威者后面；我们这边的记者通常就只是站在镇暴队后面，不敢跑去对面。他们有了一个既定的概念，即那些示威者是坏人，也比较缺乏冒险精神。这要如何去改进？
古：
首先，报馆主管本身已经事先提醒采访记者，有几个设限。第一，这是有地雷的风险，就是（一旦）稍微偏向“烈火莫熄”，后面就麻烦了，内政部就来了。所以，他已经提醒记者agak-agak（简单交差）就好了。第二，记者本身也没有接到上头的指示，去体验示威的感受、示威人的情绪、动机及力量在那里。所以，他们去到就躲在镇暴队后面，望望看看一下，可以的话就拍几张照片回去可以交差。还有一点，记者本身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文化的影响，对事情的背景功课做得不好，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毫无了解，一直以来都没有跟进，所以就很难写出“有料”的东西。
自我设限，忽略社会周遭变化
《当今》：刚才你提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文化，这是否会成为记者的致命伤？记者的本质不是就要“多事”吗？
古： 全马的中文报记者及编辑，根据我估计大概有1千200到1千500人，在这当中要点出10个优秀的记者，可以独当一面，出去采访到很深入的文章，能问、能听、能写的，你是否能够列举出多少位？所以，你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即使最近政治气候在转变，他们都没有善用这个转变，这也是因为缺乏胆子。
《当今》：我们还常听过一些批评，强调华文报经常自我设限，只注意华社课题，没去注意周边其他民族的变化。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三两个华团，而没有看到社会的周遭在转变。
古：
这个问题又回到主管身上，因为今天报馆采访记者都是根据任务分配去采访。这是一个文化，就是说只做有交待的工作，没有交待的就不要做，而且做了上司也未必高兴。其实，上头是应该真正观察社会周遭的人，然后交待这些同事坐下来，进行脑激荡，看看接下来的活动是会怎样、从那个角度去做，然后分配工作。如果上头没有看到，那么即使下面的人看到，也会不当一回事。
我在香港的时候，操作方面都是由我负责。所有的总编辑，包括报纸、周刊等都向我报告。我就经常观察他们做事的方法。他们早上10时准时坐下来，大家检讨昨天发生的事，有那些是在今天有后续发展，今天大概会有那几个重要的事情。下午4时再次坐下来，在这个阶段我们究竟进展到怎样，还需要做些什么。到大概晚上7、8时，大体上新闻已经形成了，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对每件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事，都很贴近的追踪。他们常常走在事情的前面，而我们这里经常都是走在事情的后面，而且还常搞不懂这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恶劣的情况。上头都已经这样了，还有多少个人会去研究社会周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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