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访系列（完结篇）中，大马华文报业上的“传奇性”报人古玉樑，为什么要出书？是否是为了上演“王子复仇记”？书中又是否会骂到狗血淋头？会有什么惊人内幕大揭露吗？
针对这些揣测，古玉樑告诉《当今大马》，作为一名新闻从业员，本身对新闻工作仍有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应该善用本身技能，还原社会上很少人知道的真相。抱着这个目的，他目前正撰写一系列有关大马华文报业的书籍。他强调本身协助《南洋商报》及《东方日报》，并非为了报仇或金钱，而是为了形成健康的媒体操作，“唯有在互相监督及平衡之下，才可以避免真相被掩盖，不让社会被操纵”。其中他披露有关《东方日报》诞生的曲折过程，足以媲美小说里头的情节。
《当今》：现在的媒体集团，不论是中英文媒体，都想开拓全球版图，这是否可能会出现全球的报业集团？
古：
由于科技的发达以及通讯费用的显著下降，形成媒体全球化的趋势，而且从成本及效率上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人虽然有全球化的观念，但是却有一个部分是全球化无法函括的，那就是他周围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星岛日报》的王国是如何形成的？它充分掌握科技，把成本降低；但是当它发出全球性的资讯时，它也有一个区域化的部分，当地也有一个总编辑，专门提供地方新闻。
全球化媒体集团会形成吗？会的，但是要看它的管理人，如果设立很好的制度，它是可以形成的。《星岛日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已经形成20多年，稳坐钓鱼台，而且越来越强盛。《星岛日报》在香港赚不到钱，反而是在海外赚钱。全球化媒体集团是可以形成的，因为成本的效益很低。
《当今》：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化中文报业似乎有可能会形成，但是好象还是少了一些文化的条件。它似乎无法形成一个全球的品牌。
古： 它是有条件形成的，但是在过程中需要有人去执行。为何报馆在全球的不同地方，有些可以赚钱，有些会亏钱？这当中就有区域的因素在内，比如当地没有人才、当地网络不好、成本高等等。其实，只要有人才的话是可以去做，否则就别去做。
但是，有些报纸是不能够去做的，因为报纸本身的品牌就出了问题，比如说《人民日报》，全世界都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但是还是搞不起来，因为本身就是“党报”。不过，台湾的《联合日报》报系就可以啊！它在有些点做得很好，它在欧洲的《欧洲日报》做得很好。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梅铎（西方报业大王）也是一样，他在一些地方成功是因为他运气好，走到那个地方“拾”到那个人才；就好象在英国一样，他“拾”到几个不错的家伙帮他搞起来，但是他在有些地方不一定做得好。
《当今》：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和独立性很明显。但是我们报章却常受到政治变迁的左右，独立性不强。
古： 这是当地政府的传媒政策所形成的障碍。 （本地报章的主笔部不强吗？） 报馆内没有这种机制去处理，例如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应该有一些核心的部门去研究讨论。我在香港时候，那边有一个言论委员会，它与编采部毗邻，你做你的采访，然后他拉长耳朵听、看、问，询问之后他结合言论委员会自己讨论。根据报馆的方针，今天这个课题我们应该怎么谈，明天有什么又应该怎么谈，谁写都不重要，因为内容的框架已经出来了，它就有几个人轮流写。这种制度是好的，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而且只要你稍微有批判性，很快就会被挤出来。
《当今》：尽管中文报业发展到顶峰，但是现在主要的报纸都是家族拥有，它都会面对家族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古：
其实很多生意都一样，开始是企业家做出来，报纸也是一样。但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如果原本那位企业家的股份很大，报纸的股份应该分散才对。《南洋商报》在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份原本是相当分散的，但是后来出现一种现象，大家逐渐卖出去的时候，有人收集之后抓在手上。那个人就是Wan Azmi，拥有80巴仙以上的股权，后来就转到郭令灿手上，我们就说是大财团吃掉它了吗？事实上，普通人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买。
《星洲日报》早期属于胡家，当胡家卖掉《星洲日报》时没人要。当茅草行动过后又停刊又接管，找谁买？找一批人买？有想过，但谁去带头？就只好找大老板。集团化在马来西亚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其他的老板愿意拿钱出来。《光华日报》本来是国民党的党报，是每个人捐钱去搞的。最后当报馆出现财务问题时，这些股东没有钱，结果找个大老板来顶，就找到了骆文秀。但是有借没还，于是报馆就把所借来的钱变成股份全都给他。结果骆文秀就控制了60多巴仙的股权。整个社会没有多少人愿意拿钱出来搞活动，这是很可悲的现象。
《当今》：回顾你的报业生涯，有什么事情是你曾感到遗憾的？
古： 有一个遗憾，是在82年至87年，在林庆金的时代，那时报馆已经有相当好的机会，成为销路相当大的报纸。但是，遗憾的是老板气量小，不肯放手给专业人士去管理，怕这些职员吃掉他。其实怎样吃掉他？股份在你手上，怎么吃也吃不掉你，只要钱财你管理得好的话。遗憾就是没有在那时候把报纸翻起来。
另外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搞到英文报。当时我们曾经想过，在80年代有一个执照在手上，叫作《亦果西报》（Straits Echo）。我们本来是想动一下脑筋，只要放一个总编辑下去就可以组织整个队伍，就可以做了，市场方面只需要如法炮制就行。但遗憾的是，老先生气量小，所以没有机会。其他的没有遗憾了，包括人事问题我一点都没有遗憾。其实我去到香港很开心，同事关系好、做事有成绩，当然也要有钱才会开心，这几样我都有。我是开开心心的回来。
《当今》：但是你好象不能忘情报业，香港退休以后又去了《南洋商报》。
古：
我回来以后是想要退休了，黄超明来找我，说我们的老板要叫你来帮忙，我说做顾问就好，不要执行的权力，谁知就出了问题
（编按：528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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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在《南洋商报》的那几个月，我已经弄好一个市场计划策略，但是在呈现的过程中，这个东西（收购风波）来了。后来老板说，这个计划很好，但是我现在压力很大。我说就算了，你抵不过那个压力，你是生意人，我就将整个市场计划拿回家去。后来，我其实是不要再干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头。
我离开《南洋商报》6个月后，刘家找我。我以前完全不认识刘家，他也不知道从那里找到我的资料，那时候已是想要搞西马的报纸。他也是有苦衷，因为东马的《诗华日报》给压到扁扁，喘不过去来。如果要保住东马的报纸，他就必须打到西马，才能够救回东马。我想一下，528事件过后，既然华社呱呱叫，有市场空间。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有两个条件需要解决，第一是必须投资数千万，以为会吓走他，但他说没事。第二个更困难，就是政治势力。
我是2002年1月开始上任，担任顾问，在背后帮他策划。在策划的过程中，我早就预料到会出事。开始时，我是躲起来做工，那个时候也给人家跟踪，因为他们要知道这家伙在搞什么，已经听说在搞报纸了。
到最后发现我们买到一张准证，静悄悄的改名字换业主。他们仍不干心，硬硬加了一个黑名单，规定6个人不能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莫名其妙地被列入的杨白杨。我则名列榜首。但是不用紧，我又转了一个圈子，我不是《东方日报》的雇员，是启德行的雇员，问题就解决了。固中的过程很曲折，这就是我准备写的第三本书，《难产的东方日报》。
《当今》：你在写书时，很多人以为你是在上演“王子复仇记”。为什么你要出书？
古：
我是新闻从业员，对新闻工作的兴趣还是很强烈。不只是这些东西，我还在写着一本《老教育家的故事》。我觉得应该善用本身的技能，把社会上很少人知道的真相还原。因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真相被掩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求证，把真相报导出来，不管人家喜不喜欢。第一本就先选择最没有争议性的写，写一个已经去世的人之报业王国的故事。这本书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拥有太多资料了，我过去40年内所收集的资料全都在里头。
第2本及第3本就要很小心。我知道有几个地雷阵，第一个是政治地雷阵，二则是诽谤地雷阵。要看时机，但是我认为，很多真相是应该要还原的。比如说528事件，有多少个华社领袖知道真相是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东西，背后是什么，你不知道。假如这些真相没有被还原，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长期地被误导下去，这也包括《东方日报》的故事。有人会说，你是《东方日报》的人，你是卖花赞花香。不是的，我去搞《东方日报》做什么？我已经上了岸，孩子已经长大，本身不愁吃不愁穿。你说，为何我去惹《南洋商报》这一单？王子复仇记啊？
我在《星洲日报》时，曾经许下一个承诺，若任何一个报社成长到最庞大的时候，就是我离开之时。但是，你也不能让一个报馆给其他报馆压死，所以我设法将《星洲日报》翻起来。
我跑去《南洋商报》做什么？《南洋商报》只是不幸在过去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果我能够把《南洋商报》翻起来，再平衡一下，也是好事。
最后这单就很过瘾了，你为钱干？为复仇？不是，我觉得报业如果继续一报独大，这个舆论就完蛋了。有一个新老板出来要搞，而且符合我的想法，那么我就跟你一起干，我没有跟他讲价钱。干到一个阶段，我说拜拜走了，彼此还是好朋友。
在60、70、80年代时，《南洋商报》领先，但是《星洲日报》紧紧跟随。你不登我就登，你怕我登了，读者就会流失。这样就不会垄断，就不会把很多东西盖掉。我尽可能这样去看待问题，觉得应该有很多牵制、互相监视，读者才会拿到最真实的消息。香港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彼此互相监视，大家都不敢为非作歹。这样子传媒运作会比较健康，一报独大或两报独大都不行。
反对媒体操纵社会
我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与社会的功能出发。如果一个媒体在牵制及控制这个社会，这就不对。如果有人要跟他对抗，我会站出来帮他，不管是谁，我觉得可以协助，也一样会帮忙。这无关复仇。但是，他们一定会贴上标签，一定以为我在这本书里头会骂到狗血淋头，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
我说过，来世还是要做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很有意义。即使是目前，我仍觉得中文报有本身可以发挥的空间，看你自己怎样去调整，在某个阶段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形势不对的时候，自己调整一下；机会来时，还是可以发挥的。所以我觉得报业仍是可为的行业。即使是你们网络媒体，有时会因读者群不够多，心里有一些挫折，但是社会上往往是由一些很有学问的少数人，逐渐改变的。你们有催化的作用。社会上是应该有人去做这种傻事，这种傻事对社会有帮助。所以我一点都没有遗憾，完全没有遗憾。
专访系列（二） 华文报“苹果化”的代价与恶果
专访系列（一） 华文报的人才外流与断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