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治疗路（下）：痊愈之惑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精神障碍者不是在社会真空状态下接受治疗。正如上一篇所及，精神科医疗资源和专业人员不足、公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都会影响治疗品质和医病关系，更遑论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污名，以及患者接受治疗过程的疑惑与拉扯。
目前，药物治疗仍然是精神障碍治疗的主要途径。不过，服用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精神障碍者的日常作息，也成为他们的精神负担和压力来源。
去年年底，21岁的JC因焦虑忧郁症而重新服药。早在2014年，她患上重度忧郁症，父亲带她去精神科私人诊所就医，服药以后，情况明显好转，整个人又重新恢复活力。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精神障碍者不是在社会真空状态下接受治疗。正如上一篇所及，精神科医疗资源和专业人员不足、公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都会影响治疗品质和医病关系，更遑论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污名，以及患者接受治疗过程的疑惑与拉扯。
目前，药物治疗仍然是精神障碍治疗的主要途径。不过，服用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精神障碍者的日常作息，也成为他们的精神负担和压力来源。
去年年底，21岁的JC因焦虑忧郁症而重新服药。早在2014年，她患上重度忧郁症，父亲带她去精神科私人诊所就医，服药以后，情况明显好转，整个人又重新恢复活力。
“那时候吃药，觉得真的帮助很大，上课时也特别专心，人也乐观了很多。”
约一年后，JC看起来已痊愈。家人问她是否需要继续用药，她想想自己其实也不喜欢每次服药后，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还有反胃的副作用。于是，她在未征得医生的同意下，决定停医停药。
不料，忧郁回袭，使JC长期陷入情绪低潮，对生活无感，后期更频频想要自杀，直到再也撑不下去了，她才在2018年第二次寻医就诊。服药两三个月以来，药物的副作用不绝，头晕、胃痛、手抖、短暂性视力模糊，夜里难以入眠，连带影响隔日作息，日复一日，让她不堪忍受。
她屡次向精神科医生反映此事，医生却强调药物没有副作用。“他一直讲这个药没有副作用，好像一直坚持他开的药很好，一定要吃。他让我感觉，他一直推销他的药。可是，我明明吃了两三个月，身体都很不舒服，很多副作用。”
而且，她也很不满诊疗过程的品质。除了咨询时间不足半小时，医生每次像是头一遭见到她般，老问相同问题，没有记住她的病史。
JC也曾针对短暂性视力模糊的问题，向眼科医生求医。不料，医生却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否定她身体确切的感受。她求证不得，疑惑依旧，让她很颓丧，也渐渐对精神障碍的疗程失去信心。“我就算了，不要去看了，然后自行停药。”JC摆摆手，很无奈地说。
类似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JC身上，好些精神障碍患者也碰到相同的困扰。
自服药8年以来，仓鼠（匿名）的手臂和脸庞不知何故，就开始长出黑斑，于是长年穿着长袖衣。他曾怀疑是精神科药物所致，但医生驳斥了他的猜想；他到皮肤科求诊，医生却告诉他，这种症状无药可治。
受访那天，仓鼠卷起长袖，露出长着黑斑的手臂，无奈地叙述这段治疗日常。
从家长式到共同决策
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主席兼精神科医生安德鲁（Andrew Mohanraj，见下图）接受电访时说明，所有药物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仅精神科药物，其他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甚至抗癌药物亦如此。”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和医疗科技的演进，新的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也逐渐获得改善。该协会副主席兼精神科医生黄章元面访时补充， “以前的药物可能吃久了会伤肝、伤心脏，而且服过多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
“不过，现在的精神科药物已经提升到就算误吃或过量，也不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现在医疗科技所能达到的。”
他进一步说明，有时候药物的副作用也恰恰是治疗的一部分，“精神科药物要影响我们脑里的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一定会带着一点副作用。”
他认为，更为关键的是，要改变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过去，医生采取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tic appraoch）对待医病关系，即医生代表权威，患者则需服从医生嘱咐。
不过，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高、药物和治疗方法渐趋复杂，他说，医生应该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同时与病人共同决策。譬如，让患者知晓服用药物的功效与副作用、病人自身的情况，并提供可能的替代治疗方案云云。
如此一来，病人才比较愿意继续服药。他说，“相较以前，三、四成的病人拿药以后，可能吃一两天就不吃了，搞到后来病情恶化或时常复发。”
安德鲁也说，“患者服药的依从性，不仅取决于病人的意志力和对自己病情的了解，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如何清楚地向患者解释病情，以及是否理解患者针对服药而生的恐惧心理。”
问题似乎又回到原点。医生与病人是否能加强沟通，端看整体医疗环境是否友善，同时还牵扯到复杂的药物研发和医药市场资讯透明的问题。在种种条件从缺下，共同决策实践起来时实是困难。
光靠药物能治愈吗？
JC坦言，除了药物副作用和对医生不信任外，其停药原因还包括更根本的问题——精神障碍光靠药物就可以治愈吗？
“吃药可能会让现在变好，但是，以后咧？两年、三年、五年后，我还是会遇到问题的嘛。当我遇到问题，却不懂怎么做时，我的情绪还是会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可能连续五年吃药，或一辈子吃药，它是不治本的。”
尽管家人并不同意她停药，不过，她为了摆脱药物副作用等问题，只好转向心理辅导作为替代治疗，好让家人安心。目前，她每周得从吉隆坡文良港，开车约三小时，到柔佛居銮接受一小时的心理辅导。
每小时的辅导费用为200令吉，一个月就要花费800令吉，还没算上来回的车马费。有时候，辅导中心也会推出优惠配套，6小时1000令吉。她坦承不知道接受心理辅导后，自己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变好，不过，至少她更了解自己，尤其明白何以自己会生出特定想法的原因。
至于迄今仍在服药的仓鼠则认为，药物的确能帮助他入眠、控制情绪以维持日常生活。可是，询及他对未来和人生有什么的期待时，面对无望的漫漫人生，他直言，人生似乎在“等死”。
精神障碍者不是在社会真空状态下接受治疗——原生家庭结构、成长中的欺压与暴力、生活境遇的压迫——这些问题，是否通过改变脑内的化学物质就能解决呢？
药物外的全人治疗
黄章元直指，患者欲完全治愈，不能完全仅靠药物。他提出全人治疗的观念，其涉及一套生活方式、信仰以及患者与周围的关系，涵盖生理（biology）、心理（psychology）、社交（social）、与精神（spiritual）四个层面。
易言之，全人治疗提醒我们需要将患者视为活生生的、完整的个人，是镶嵌在各种社会角色和关系的人。他用一张桌子来比喻全人治疗到的观点，“兼顾四个层面的全人治疗，就像一张桌子有四只脚。“
”当桌子只有三只脚时，你还可以站着，只是比较不稳；不过，如果你只剩两只脚，桌子肯定会倒。这就好像如果你只靠药物治疗，只用一只脚，那张桌子很难撑得稳。所以，我们需要四只脚去撑着。”
现年39岁的吴小姐（见下图），曾被诊断患有焦虑和恐慌症，三次为忧郁所苦。去年开始求医时，她自觉是个爱发问的病人，所幸遇到的第二名医生很有耐心。不过，她也不喜欢用药后，长期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三番四次自行断药，不过却同必须面对各种反弹症状，如头疼得作呕。
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外，吴小姐说，参加心理辅导课程对她帮助很大。那是马来西亚文桥辅导组织开设的辅导课程，由注册兼执证辅导员主讲。每堂三小时，双周一次，共有10堂课，收费1000令吉。课程内容包含理解原生家庭结构与家庭系统治疗、咨商伦理、各种心理学治疗法，也包括认识精神障碍。
她了解忧郁症的复发率极高，光凭那种正能量满满的口号、“做快乐的事”这些单薄的想法，并没有办法让她长期面对情绪带来的问题。因此，通过辅导课程，她学习从心理学窥探情绪，以及其与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
经过一年的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和参与的基督教会活动，吴小姐慢慢从忧郁走出来。她不单愿意带着丈夫一起诊所求诊，向孩子解释“妈妈的情绪感冒”，还愿意跟旁人说起自己患忧郁症的二三事。
目前，她已在医生的首肯下停药约两个月，吴小姐笑着忆述，最后一次复诊那天，医生说：“你毕业啦！下次不用再回来看我啦！”
“最讨厌叫我看开一点”
回想治疗初期，吴小姐木讷呆滞，拒人于外，非常排斥跟别人谈起自己的忧郁症。“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讲看开一点！”她说时字句铿锵，仿佛一切仍历历在目。
当时，她觉得一般人普遍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初向朋友提及她有些忧郁时，有的朋友确实会表现得不知所措，而无所回应，有的则害怕往下追问会冒犯自己，退一步又好像显得没有人性，进退为难。
至于仓鼠（见下图），除了向家人与一、两位同事透露外，他几乎隐瞒所有身边的人，就连手臂长黑斑的事也闭口不谈。其实，仓鼠并非一贯如此。他曾向逐渐深交的朋友透露，惟朋友避而不谈，甚至几天后，都不再搭理他。
“他们不想要有这样子的朋友。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累赘。”说这段话时，仓鼠字句清晰，无奈中夹着一丝不平。之后，仓鼠对待朋友特别小心翼翼：“我不敢跟我朋友讲我有病，我的同学都不知道。”
“我不想他们把我的事当成一个弱点，然后在背后讲我。他们可能会说‘yer，谁谁谁神经病的，不要跟他讲更多。等下他发作’。”
说与不说，对精神障碍者而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毕竟误解徒使情绪恶化，甚至可能会招来标签与污名，甚至丧失友谊与工作际遇。
于是，网络和社交媒体开始慢慢形成一些一般人所难以接触、隐形的互助群组。
隐形的互助群体
在手机应用程式Whatsapp的某个群组里，一成员跳出来抱怨，刚取消的动漫展如何毁了他一整天的心情，好几个成员遂冒出来安慰他，建议他如何转移注意力以保持情绪稳定；也有成员诉说自己的奇异的想法，比如认为自己赋有超能力，正在等待复苏的那天。
有时也有成员分享求婚成功的喜讯，一阵阵贺喜之声后，气氛突然一转，求婚者突然忧虑接下来要筹备过程。当然，群组里也不总是那么和谐，当有人劝那位自诩天赋异禀者看医生，或多问几句时，他就会发脾气叫人不要多管闲事。
截至截稿前，这个群组约有137人，数字还在一直增减中。他们部分是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又以忧郁症与焦虑症患者为主，也有躁郁症患者及自我怀疑有思觉失调倾向的人。他们或已吃药多年，或刚刚接受治疗，年龄从大专生到已在职场打滚多年的中年人。
管理员也是精神障碍患者，自发性发起并管理群组，旨在让日常生活中无法向一般大众倾诉自己的患者能够在此相互支援打气。
管理员受访时也提到，他们在面子书另外设有相通的“忧郁症与焦虑症面子书互助群组”（Malaysia Depression & Anxiety Support Group）。
相对Whatsapp，这类面子书群组的加入门槛有时会更为严格。一般上，申请加入群组者须事先回答几个问题，诸如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入群目的，甚至服用药物名称。入组后，成员还必须遵守群组守则，好比不能鼓吹自杀行为、不能发表政治言论，也不能兜售广告等。
当然，群组成员不止有患者，他们的亲友和照护者也在其中。除了倾诉个人生活苦恼外，这些群组也是分享医疗资讯、相关报道的重要平台，有时还会提出用药与否和治疗方法的各种疑虑，甚至有人会问一些外人难以理解的疑惑，如请假看精神科医生应否递交医生证明书。
于是，这些封闭群组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在笃信效率、歌颂成功，动辄拍照打卡以公告天下自己过着美好生活的世界外，一个外人不知道的隐蔽处。这些患者无需顾虑他人先入为主的标签或眼光，倾诉源于精神障碍或生活中的苦楚。
然而，社会污名一天未除，他们仅能在隐蔽群组透一口气，一旦回到现实世界，还是要小心翼翼地过活。这似乎陷入了一种悖论——为了保护精神障碍者，他们必须以隐蔽的方式叙述分享；长期下来，是否因公开讨论的缺乏，反而固化了污名？
在欧美国家，关于精神障碍的讨论越发普遍，包括用药政治、患者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同性恋与精神障碍等课题。惟有通过更多的讨论，人们才有机会改善目前就精神健康一片混沌的认知，进而觅得更多的可能。
目前，政府、马来西亚精神健康协会与非政府组织长期致力推行精神障碍去污名化运动，冀望塑造一个对精神障碍较为友善的环境以讨论精神障碍。
不过，马来西亚才刚刚起步，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希望不会再有生命的陨落，才能唤醒大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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