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投票：听听学子怎么说？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2019年7月，国会上下议院通过修宪案，赋予年满18岁的青年参选权和投票权，同时落实选民自动登记。
这意味着预料有数十、百万计的新选民，即将参与三、四年内举行的下一届全国大选，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地景。
基于此，各政党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抢占青年选民的版图。在野阵营认为，年轻人普遍不满执政党，所以修宪案对在野党有利；执政阵营则认为，虽然这可能不利于希盟，但却符合国家最佳利益，惟仍冀望希盟积极争取年轻选票支持。
话说回头，他们到底是否真正了解这批新选民的期待和焦虑？是否正视他们的需求？
《当今大马》访问14岁至18岁学生，尝试贴近他们的心声。29名受访者来自数所独中、国中、国际学校、国民型学校和宗教学校，也有的受访者趁升学空挡正打工，有的则已在大学学院就读。
此文将节选部分青年的观点，以了解他们他们对手上握有投票和参政权的看法、平时接触政治的管道，以及关注和想要改变的议题。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2019年7月，国会上下议院通过修宪案，赋予年满18岁的青年参选权和投票权，同时落实选民自动登记。
这意味着预料有数十、百万计的新选民，即将参与三、四年内举行的下一届全国大选，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地景。
基于此，各政党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抢占青年选民的版图。在野阵营认为，年轻人普遍不满执政党，所以修宪案对在野党有利；执政阵营则认为，虽然这可能不利于希盟，但却符合国家最佳利益，惟仍冀望希盟积极争取年轻选票支持。
话说回头，他们到底是否真正了解这批新选民的期待和焦虑？是否正视他们的需求？
《当今大马》访问14岁至18岁学生，尝试贴近他们的心声。29名受访者来自数所独中、国中、国际学校、国民型学校和宗教学校，也有的受访者趁升学空挡正打工，有的则已在大学学院就读。
此文将节选部分青年的观点，以了解他们他们对手上握有投票和参政权的看法、平时接触政治的管道，以及关注和想要改变的议题。
一、青年非铁板一块
对于突然从天而降的投票权，过半受访青年感到雀跃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来届大选投票。
16岁的国中生努拉（Nura Hanesa Haslimi）就是其中一例。她认为，降低投票年龄才是对青年公平的选举政策。
“即使那些年长的人没受过政治教育也能投票，但我们却还要等那么久。”
“这不公平，如果这段时间政府变得超级腐败呢？”
因为双亲工作的关系，努拉曾旅居多个国家，如印尼和英国。现在，她在吉隆坡安邦一所历史悠久的国中就读中四。
她是一名辩手，经常得跟进时事课题，爬梳大批议题资料，辩论政治民主等课题。此外，爷爷奶奶偶尔也会跟她谈论政治。去年大选，她通过推特密切追踪各政党的动向，对主要的政治人物和热门议题都有些了解。
时下年轻人都勇于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发表观点，有些人还会因某些言论而走红。可是，对努拉来说，她和同年龄人始终只能在推特发发牢骚，“因为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做什么”。若不是本次提呈和通过修宪案，她说，他们这一代人至少还需等上一、两届大选才能投票。
今年6月从雪兰莪双溪毛糯的国际学校毕业的阿迪亚（Aadithya Naidu Montana Krishnan）则认为，参政和投票年龄下调后，政治人物必须一改以往的态度，听取年轻人的声音。
“我觉得18岁投票修宪案对马来西亚政治的最大影响，是增加新年龄层的选民，迫使你需要去关注他们。”他察觉除了少数如青体部长赛沙迪和环境部长杨美盈外，“很多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都是四、五十岁、不太看重青年议题。”
凯特琳（Katelyn Felicia Pereira）主张，不能将年轻人简单划一为整体，假设他们拥有一样的诉求。她指出，将投票年龄设定在21岁或18岁，其代表的群体大不相同。
她刚刚从私立中学毕业，趁升大学的空档到一家机场贵宾服务公司工作。她解释，18岁青年是“儿童的发言人”，跟21岁青年不一样。他们有的还在上中学，有的则刚刚离开校园。
但是，21岁青年已在学院或大学念书，或出社会工作，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拥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有个高中生发言，就像代表马来西亚儿童一样，代表那些无法发声的群体。”
此外，与阿迪亚一样，她担忧掌权的人大部分比年轻人年长许多，所以制定政策时并不会以下一代为优先。
“我们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在决策阶层，为年轻一代带来改变。要跟他们分享观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
因此，凯特琳希望各年龄层的人都可平等看待彼此意见。
迄今，准投票人的面貌仍模糊不清，选委会并没有确切的数字，只能从零碎的数据拼凑。根据国家统计局，迄今，18岁至21岁青年约有200万人，18岁青年每年约有50万人。
若第15届全国大选在2023年举行，选委会主席阿兹哈预测，约有380万名18岁或以上的新选民，若加上之前尚未注册成为的400万人，届时约有780万名新选民参与投票，占总选民人数2270万的34%左右。
换言之，每10名选民中，约有3、4人是新选民。
当然，也有部分青年对自己手上的投票权感到忐忑不安，认为自己或同龄人还没准备好。在《当今大马》29位受访者中，持相同意见的青年就占了10人。
娜塔莎（Natasha Presenna Nambiar）是一名商科生，目前在吉隆坡蕉赖一所国中就读中六。她说明，18岁青年不够成熟，加上政治人物言行不一，害怕自己会错选领袖，影响国家的未来。
“我怕我会选错领袖，坏事就会接踵而来。那些人总是一开始表现得很好，我害怕在他们当选成为领袖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幌子。”
她批评，前朝政府领袖起初表现不错，推出各种惠民政策，后来却发现他们涉贪后，令她感到惊讶又失望，“我只想他尽责、信守承诺，做正确的事。”
对于18岁青年不够成熟一说，部分赞成修宪案者反驳，既然他们可以结婚、开车和工作，那么，也应该获准投票和参政。可是，苏法依克（Muhammad Syufaiq Silmi）却无法苟同，并认为结婚与投票参政权，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苏法依克刚从国中毕业，目前在私立学院就读大学先修班，未来准备念经济系。他强调，结婚的法律责任只波及当事者或少部分人，但投票却关乎公共利益，是影响整个国家的集体责任。
“投票是每个人的集体责任。所以如果你还未准备好，你就不应该投票。我确实认为人们有投票的权利，但前提是要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因此，他认为应先通过教育培养一群成熟的选民，让青少年走出温室认识国家社会，“当我们培养出一批接触现实世界、不受家长庇护的18岁的成熟青年，他们就准备好（投票）了。”
二、选举与公民教育
无论赞成或反对，大部分受访青年皆认为，要落实18岁投票和参政权，务必先从教育着手。
最近，政府陆续推出公民教育课程和选民教育计划，以弥补准投票人政治教育的不足。教育部和选委会联手合作，明年起在中四至中六推行公民教育。选委会属下的“选举教育局”（Akademi Pilihan Raya , APR）自2017年开始推动选民教育计划，到各中学推广民主及选举知识。
除了中六的基础教育（Pengajian Am）外，教育部今年6月重新推出公民教育，在全国所有学前班、小学和中学推行，每月上课一小时。事实上，教育部曾经规定中一至中五生皆须接受公民教育课（Pendidikan Sivik dan Kewarganegaraan），惟成效不彰。政府在2017年落实新教学课纲时，公民教育课已不在此列。
曾上过公民教育课的努拉就形容，这门课是“毫无是处”的科目，只剩下一堆道德价值，不切实际。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一辈的人会觉得灌输一堆道德价值，学生就会自然去跟随。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那些东西了。”
苏法依克是众多受访者中，唯一称赞国立学校公民教育课的人。他很珍惜从课本习得政府如何运作等知识，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授课老师的教学素质欠佳，且政治立场偏颇。
“我的公民教育课老师支持前朝政府。所以，她所说的一切，都对前朝政府有利。你可以看到她对特定政治制度有所偏见。”不过，他说，到了大学学院上英语作文课时，老师会要求他们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从中分辨差异、学习批判思考。
【延伸阅读】
除了国中外，部分独中也有提供公民教育或社会科学课,旨在培养公民意识与责任，包括陈胜业的学校。
他是雪兰莪巴生一所独中的高二理科生，其学校从1980年代起推行社会科学课，如今更列为高中必修课。他们经常在课堂上讨论各种公共议题，包括同性婚姻、废除强制死刑、安乐死等等。
尽管平时热衷跟进时事评论，对政治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可是，他还是对自己和同龄人即将参与投票一事不表乐观。“说真的，我到了17岁，虽然已经读过很多这类东西，但是在概念上还是有很多模糊、不了解的地方。”
说话快速、思绪清晰的他认为，作为合格的理性选民，应该掌握民主政治的基本概念、国家历史脉络以及政党理念，才能选贤与能，“我们要理解民主政治的概念，再去了解背后的运作机制。”
“书本、老师教导我们懂得这些概念后，就要去了解从前至今的发展脉络。比对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国家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然后，再比较看看政党和政治理念，看看谁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窗外的政治教育
除了学校教育外，不少受访者的经历也显示，家庭教育和背景也会影响他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兴趣。
娜塔莎直言，自己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原因，更多来自于政治讨论的氛围，“听家人谈论政治的时候，总是很生气。我觉得不太舒服，我不喜欢那个氛围。”
“至少他们已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你不需要那么粗暴。”
娜塔莎对政治的反感绝对不是特例，而是许多年轻人乃至成年人的缩影。
当记者请受访者在A4白纸写下对政治的第一印象时，近半数为负面的字眼。如：勾心斗角、鸡奸案、贪污、腐败、‘羞啥呢我的老板’、不公、肮脏、混乱和复杂。
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们周围的朋友有些连副首相是谁也不知道，更别说关注时事。在巴喜兰的班上，他是25名学生中，唯一对政治感兴趣的人。
他今年17岁，是一名中五国中生，目前担任学校淡米尔学会主席，也是学警团和巡查员团的一员。所幸，他在校内有几位志同道合、不同种族的朋友，不时会围绕各种议题互相交换看法。
“比如前阵子的爪夷书法议题，我会和朋友们分享我的意见，即使他们有些是马来人、华人。这无关种族主义，我们只是在互相交换意见。”
阿迪亚对此现象有所补充，“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件事，你说你讨厌政治，但你的朋友圈里有政治。当你有一群朋友，而你们讨论圈中其中一个朋友时，这也是肮脏政治。这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他认为，政治无处不在，比大家想象中来得更为广泛，“唯一的差别是，我们通常说的政治，对所有人都有所影响。”
苏法依克自嘲，自己并非生长在“正常家庭”，外交官父亲要他从小接触各种课题，直面认识他所处的国家。
“我会阅读所有媒体，《星报》、《当今大马》、《前锋报》……我可以看出来他们谈论某个议题时，谁带有偏见。”
可是，他身边同学的大部分家长信仰主流政治，并且要求孩子远离政治。“对许多家庭而言，父母总是保护他们，要他们远离政治和现实世界的问题。”
“他们的父母支持一党独大，即使政党做错了什么，都会盲目支持。而且，他们只想要相信一家媒体。”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朋友。我接受他们本来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接受我一样。”
巴喜兰（Pravhilan）是受到家人，尤其是姑姑的影响后，才开始对政治时事感兴趣。
他的姑姑是一名政治记者。去年，尚未达投票年龄的他，随姑姑到选举现场感受气氛，并在选举成绩公布当晚，独自守候在电视机前至凌晨4、5点。以后也想要当政治记者的他说，“我好像还蛮有冒险精神的，我去过一些现场，去了消防员阿迪事件的现场，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我也去了一些选举造势活动，部分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巴喜兰的父母向来支持不同的政治阵营，让他有机会聆听不同的论述，并得出自己的见解。而且，从他的经验所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政治教育是不一定是单向的。上一届大选，向来对选举兴致缺缺的母亲，最终在他力劝之下，投出人生中的第一票。
凯特琳的父母支持不同的政党，也鲜少在家中谈论政治。不过，她的父亲曾活跃于政党活动，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群体、受虐妇女、无法承担学费的孩子等。
潜移默化之下，她关注的群体和议题极为广泛，包括流浪动物、性少数群体、女性权益、环境问题。
有趣的是，与巴喜兰随行受访的阿季夫（Muhammad Akif Najmi）兴奋地分享，数个月前所立下的重大决定——决心长大后要从政。
他说，此前想当一名军人，而一趟国会之行却令他从此改变志向。
他和同学国会观看辩论的那天，国会议员正好在辩论18岁投票修宪案。“当他们要修宪时，他们会征求伊斯兰党的意见。我爱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会征求意见。”
“当我出席国会辩论的那天，各方都提出很多意见。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提出很多的论据。我们那一天所收到的信息多得无法想象。”
阿季夫是巡察员总团长、防范罪犯学会主席和学生警察主席。那次以后，他回家自行下载英国和美国媒体BCC和CNN的新闻应用程式，开始想要了解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运作。
不一样的公民政治教育，都有可能让年轻人有所启发。在阿迪亚14岁那一年，他参加了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的青年公民教育活动后，从此对国内外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
“模拟联合国就是，你在不同的理事会代表一个国家，比如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题是叙利亚和也门问题。你需要代表你国家的立场，试着得出对你的立场最好的解决方式。”
“比如说，如果我在安全理事会中代表美国，正谈论也门问题，我的立场就是确保让沙地阿拉伯获益，因为我们在那情况中是盟友。”
“当我参加这些活动时，它帮助我了解国际政治、政治通常如何运行，而不仅仅是国内政治。”
四、不可忽视的青年课题
“平等”和“教育”二词大概足以概括大部分受访青年，想要通过选票要求政治人物或政府关注的课题。
如今，阿迪亚在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的办公室实习，亲身体验政治的运作。他直指，政治人物必须正视青年课题，改变政策让青年获益，同时让青年参与政治和国家建设。
他举例，社会新鲜人长期面对起薪和最低薪资的问题，惟鲜少政治人物愿意关注此事。“你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人们懒惰、不愿意工作，但是，社会上能够让年轻人获得体面薪资的工作机会却不多。”
目前，希盟政府设定最低薪资为1100令吉，比原来承诺的1500令吉还低。此外，国家银行报告早已提出，社会新鲜人的薪资自2007年以来停滞不前。2015年，过半的社会新鲜人月领低于2000令吉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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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亚也提到必须关注企业与政治的关系，避免企业掌控国家与政治的运作。“那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可不想见到我们的国家，变得像美国或印度一样，让企业主宰着国家。”
另一方面，马来特权、性少数和社会共同体，是苏法依克所关注的三大课题。
虽然身边不乏种族主义的友人，但他反对土著特权。“我认为马来特权正在摧毁我们自身，”他指出，虽然马来人在独立时期处于经济弱势，“可是现在让我们后退的是我们自身。”
“我们作为三大种族，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土。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分享，不能让单一种族掌握大部分权力，并一切以它为核心。”
作为一名马来人，他希望实现种族平等；但身为一名穆斯林，他却坦言不支持性少数群体。“我们的国家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他们应该含蓄一些。对我而言，我们的政府非常容忍。”
“我看到很多性少数者走在街上，这不是说我们要走过去说，你是错的，然后在大庭广众谴责他们。”
“对我而言，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共处，但他们应该容忍政府所言，包括赋予他们的权益。”
不止一名受访青年主动提起他们对性少数权益课题的关注。例如，在雪兰莪加影就读一所宗教学校的娜比哈（Nabihah Adnin Abdullah）提出与苏法依克相反的观点。
娜比哈是一位的谈吐温顺女孩，目前在理科班就读中四，未来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她说明，身为一名穆斯林，她并非鼓吹性少数群体，但在同而为人的角度下，她觉得人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存在，并接纳他们。
“不是说我们要牵涉在内，而是我们要去理解他们。”
“他们也是马来西亚公民，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们闲聊时凭空说出来的事情。”
教育体制囤积已久的问题，让大部分受访青年感受颇为深刻，而且也更为复杂棘手。大学固打制和统考承认仍然是大多非巫裔青年所牵挂的课题，担心未来升学的路途会遇阻。至于国中生则会具体批评政府学校的教学品质，希望怎么作出改变。
此前争议不断的历史课纲和爪夷书法课，也令长期身在教育现场的莘莘学子，如陈胜业不禁感到厌烦。他冀望教育回归教育，专业且客观地看待教育内容，而不是执行政治领袖的意志，主导历史课本等内容。
“他们一直争论这些问题，越吵越厉害。我希望他们快点解决掉，尤其是要尊重教育和历史真相，不偏帮某一方，客观看待每件事，这样社会以后才不会出现那么多分裂。”
“如此一来，我们才会知道其实大家在建国过程中都有所贡献。我们就会用更平等的关系去看待对方，不会区分谁是外来者谁是土著，至少这个概念可以模糊。”
“希望以后选出来的领袖，不要有私心和自己的议程，可以抱持坚定地立场解决教育课题，以大局为重，以尊重事实为重。”
陈胜业原本就不赞成降低投票年龄，如今修宪案通过了，问及届时会不会投票时，他淡淡地回答，“既然我有这个权利就应该去投票。我是马来西亚人。”
在几番追问之下，梦想要当记者的他续述，不想投票的内心挣扎。“其实，我有特别不想投票的感觉。眼前所见的是政党都在比差，只是在比谁比较差。”
“投票只是要将他们对马来西亚的冲击降到最低的选择而已。
他提到另一个更为迫切关注的问题是，修宪案通过后，政党或政治是不是从此能名正言顺地踏入校园？
“他们说不能让政治进入校园，其实这很大程度减少了我们学生接触和讨论的机会。因为其实没有讨论的话，我们没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只会看到表象。”
政党、政治与学校三者之间要维持什么样的距离或关系，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课题。事实上，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学校鲜少谈论政治与时事。这或许是学校教育内容所限，也跟整个教育制度乃至战战兢兢的校园氛围有关。
记者联系校方推荐受访者时，校方一般拒绝让学生受访，而且不止一家学校表明，需要教育局书面批准，否则不敢合作；也有学生受访后，校方致电要求不要提及校名。
在网络公审、政治泛滥的社会中，要如何在落实青年投票与参政之余，也能让这批新选民自由且放心地在课堂或家中，独立且批判性地讨论政治，仍旧有一段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