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正义不必等政治菁英，吴叡人鼓励民间领头
尽管大马去年实现了首次联邦政权变天，但转型正义的工作却依然举足艰难，例如尽管513事件已迈入50周年，但希盟政府就连解密相关文件的意愿都没有。
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吴叡人认为，大马转型正义工作不需要等待政治菁英领头，公民社会可先行推动，比如成立五一三基金会，着手找出真相和受害者，实践人道关怀，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
他表示，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的族群关系，目前其实也并未完成真正的民主化转型，因为去年大选虽然迎来第一次政党轮替，但反对派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旧政权。
因此，新政府的政治菁英不只必须和旧权贵合作，也必须和不同族群的政治菁英协商，恐怕并没有太大意愿要追究过去的历史伤痕，比如513事件。
尽管大马去年实现了首次联邦政权变天，但转型正义的工作却依然举足艰难，例如尽管513事件已迈入50周年，但希盟政府就连解密相关文件的意愿都没有。
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吴叡人认为，大马转型正义工作不需要等待政治菁英领头，公民社会可先行推动，比如成立五一三基金会，着手找出真相和受害者，实践人道关怀，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
他表示，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的族群关系，目前其实也并未完成真正的民主化转型，因为去年大选虽然迎来第一次政党轮替，但反对派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旧政权。
因此，新政府的政治菁英不只必须和旧权贵合作，也必须和不同族群的政治菁英协商，恐怕并没有太大意愿要追究过去的历史伤痕，比如513事件。
民间需先行累积力量
但吴叡人指出，这不代表转型正义的工作要停顿下来，国际上许多落实转型正义的国家，一开始都不是由政治菁英推动。
他举例说，像拉丁美洲对军事政权的追究是天主教会推动，南非是新教团体、公民社会和学界联手，韩国和台湾也是公民社会先着手进行。
“如果担心究责会引发社会或族群冲突，五一三基金会可把工作放在记录历史真相，而不是究责。官方档案不公开，为年事已大的受害者记录口述历史是必要的。以台湾的状况为例，台湾民间做了20年的口述历史后，228事件的官方档案才公开。”
吴叡人认为，民间工作会影响政治界的态度，民间力量越大，累积足够压力后，政治菁英才会跟进。
隆雪华青及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每年皆因应12月10日的国际人权日，筹办人权月系列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转型主义”，特邀请吴叡人来马主持工作坊，并主讲“转型正义之路：挑战与机遇”讲座。
吴叡人在过去的星期天（8日）讲座上提出上述看法，主要是回应另一对谈人南方大学学院助理教授潘永强的观点。
须提防保守力量反扑
潘永强认为，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政党轮替，不像东欧和南欧国家一般跟过去完全断裂，产生一个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民主政权。希望联盟与马哈迪的前巫统势力结盟，导致民主转型是协商式的转型。
他指出，这种协商式转型是旧权贵与长期抗争的在野党，透过协议与和解而达成政党轮替，反对运动跟在朝力量结盟，导致保守力量没有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加上政党轮替后政经结构仍无法与过去彻底断绝，可能加害者或滥权者继续留在政治上，如果还没有共识的话，追究责任极易引致保守力量反扑。
潘永强（见下图）认为，新政权在现阶段未稳固，尚有3年的执政期也还有更优先要处理的改革议程，因此转型正义未必有优先性。这也说明了政党轮替未必带来转型正义，而对公义和不公的究责和补偿，是一个需要耐心与细腻的重大社会和解，宜审慎处理，避免掀起更大的仇恨与对立。
“其实赵明福案件要处理不是很复杂，新政府久久不处理，关键在于需要体制内的力量去支持，比如反贪单位、警方、情资单位等，目前处理会引起体制内的反弹。”
没正义的和平难持久
针对何时推动转型正义的讨论，一位现场观众提出疑虑道，513事件之后，虽然马来西亚恢复了和平，但是没有正义的和平，是否是真正的和平？社会又因此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吴叡人回应道，没有正义的和平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无正义的伤痕会继续存在，未来某一时刻等特定条件成熟后，过去产生的伤痕记忆会产生很大的动员力量，它会导致社会冲突和报复。
“没有处理正义的和平是不稳定的，马来西亚社会或任何有过社会冲突的社会，要在后冲突社会达到长期和平和稳定的话，还是必须认真面对伤痕。政治菁英不愿去做，那就民间先推。”
避免陷华族中心主义
吴叡人提醒，他理解马来西亚复杂的族群关系，公民社会要谈转型正义的话，要有新的论述，避免陷入华族中心主义。
他说明，除了华族曾经受到的伤害之外，必须把视野扩张到他族，全面去关照马来西亚社会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悲剧，以共同利益去思考过去的历史伤痕，让所有族群都可以参与，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引发族群对立。
他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为例，南非转型正义有明确的受害人和加害人，而白人在转型正义过程中也慢慢接受了历史事实。
“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虽然涉及种族，但也涉及普遍的正义和真理的问题，端视我们如何提问题。如果能好好处理过去的历史伤痕，马来西亚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解和团结。 ”
不同族群不同正义认知
他也提出原住民的例子。他说，在多族群的社会，不同族群对正义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在台湾，转型正义不只针对受国民党迫害的本省人，还有一个群体是原住民族。
“台湾原住民族受到的迫害，不是只有国民党来台时所受到的迫害。原住民就像美国黑人一样，数百年来经历过多个外来政权的系统性迫害，在没有他们同意下，强制纳入国家政体里，强制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使他们经济破产，导致认同瓦解。”
他说，和一般转型正义处理的人权个案不一样，原住民问题属于集体权问题，是世界人权发展的第四代人权，因此台湾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是分开处理的。
由此，他表示，细腻地全面关照不同族群的历史伤痕，或可以缓解华族的历史悲情，打造更能引起各族共鸣的新论述。
勿完全移植外来论述
另一方面，潘永强提醒与会者，必须针对特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脉络去理解转型正义，不要完全移植外来论述。
他指出，马来西亚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源自2008年大选后，因当时执政的国阵受到重挫，民主转型的契机展现曙光时，才开始掀起微弱的关注。10年之后，当国家终于实现政党轮替时，转型正义的概念自然再度浮现。
“转型正义通常是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而导致的社会不公义，所展开的善后纠错、补偿和还原真相的工作。这包括追究、记录加害者之行为，也对受害者釆取赔偿、纪念等事宜。”
他说，转型正义一般上多发生于前共党政权和前军事威权，如在前苏联、东欧、南美和台韩等地，但大马较为特殊的是，即使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时期，国家仍有定期选举、合法反对党和一定程度的民间社会，在政治学上属于威权民主类型。
“马来西亚华文社会有时讨论一些概念会比其他源流来得早和进步，转型正义的问题其他族群也未有讨论。但二手来源引用这些概念，概念的传播可能会变得模糊，所以我们在讨论转型正义时要谨慎，不要把所有我们过去认为不平等不合理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或后遗症，全部把它归纳到转型正义要处理的案件。”
明福案vs 转型正义？
潘永强以赵明福案件和林连玉案件为例，说明为何两者不适于放在转型正义的框架处理。赵明福案件是属于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的滥权、失控所造成，林连玉案件则是政治范畴内的角力。
针对以上论点，吴叡人认为有必要先厘清政体的性质。
吴叡人表示，赵明福的案例应否纳入转型正义的框架，有一个比较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必须认真思考。赵明福事件发生时，马来西亚的政权性质要如何认定？
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政权很暧昧，将其定义为威权民主体制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协商式民主的又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协商和民主两者是对立的，是一个矛盾的语义，因此很多人不同意将协商民主视为民主。”
由此提出的置疑是，威权民主体制是不是民主体制？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仅表示，赵明福可不可以视为是转型正义的案件，最重要是马来西亚政权性质如何认定，这问题恐怕是公民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