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选：抗疫期的政治抉择
6月23日下午4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电视谈话，宣布解散国会。他一改过去三语连发的惯例，仅简短以英语说明新加坡不是唯一在疫情中举行大选的国家，放眼国际包括韩国及台湾，都有在防疫期间完成投票的先例。
此次谈话保密到家，4点发表3点才公布，似乎吸取此前教训，严妨再次走漏风声。
李显龙结束谈话，媒体随即报导大选提名日為6月30日，7月10日投票。两个日期分别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扣除选前一天的“冷静日”（Cooling-off day），竞选期全长仅9天。
6月23日下午4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电视谈话，宣布解散国会。他一改过去三语连发的惯例，仅简短以英语说明新加坡不是唯一在疫情中举行大选的国家，放眼国际包括韩国及台湾，都有在防疫期间完成投票的先例。
此次谈话保密到家，4点发表3点才公布，似乎吸取此前教训，严妨再次走漏风声。
李显龙结束谈话，媒体随即报导大选提名日为6月30日，7月10日投票。两个日期分别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扣除选前一天的“冷静日”（Cooling-off day），竞选期全长仅9天。
全球疫情打乱部署
新加坡在疫情尚未解除之际强势大选，引起多方揣测。事实上这算不上突如其来的闪电大选，因为新加坡自去年起就一直有提早大选的声浪。
今年初全球爆发疫情打断了新加坡政府的部署，新加坡受影响的层面又日益扩大，首当其冲的是观光及饮食业，3月18日马来西亚的限行令将数十万每日越堤的马国劳工阻隔在对岸，进一步扰乱新加坡的经济活动。
及至4月3日，新加坡政府颁布全国自7日起採取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紧接著又於11日爆发客工宿舍大规模集体感染事件，使大选时程一再延后。
尽管新加坡疫情有缓和跡象，每日确诊人数从最高峰的日增过千例下降至每日介於100至300例之间，但随著7月起有更多公共场所及设施重新开放，社区感染的风险仍不能排除。
考虑到新加坡的经济成长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持续衰退，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在疫情稍见缓解之际强行大选。政府强调大选是要向国人寻求明确而强力的委托，才能在此艰难时刻，同舟共济。
我父亲的行动党
新加坡政治离不开强人李光耀。上届大选，政府挟人民对建国总理病逝的哀思和建国50周年的欢庆余波赢得佳绩，囊括将近七成选票。
未几李氏家族因故居规划意见分歧，兄弟妹阋墙延烧到第三代子女，升级到司法告诉的局面，亦演为政治上的决裂。
李显龙才宣布解散国会，弟弟李显扬旋即公布其加入前进党的消息。前进党由人民行动党前议员陈清木医生所创立，他以80岁高龄率团竞选西海岸集选区的席次，执政党则部署两名部长级候选人到该选区应战。
李显扬本人并未参选，不过他的身份则有为前进党助选、助威的效应。执政党出身的陈清木医生被外界视为行动党的延伸和清流，前进党的成立似乎也以监督行动党腐化为己任。
李显扬称，他全力支持前进党的原则和价值，因为“今日之行动党不再是我父亲的行动党。它迷失了方向。”陈清木医生附和，他表示李显扬加入前进党，清楚地释出“现在的政府不是他父亲所要的”讯号。
事实上陈、李互动也明确地指出，前进党与行动党系出同源，但前者的革新形象更有助於拉拢年轻选民，收揽那些长期拥护执政党却越发受困於现实的行动党支持者。
因此，我们注意到，人民行动党在本次竞选期间几乎不提李光耀遗绪，避免引发总理家族口水战徒生枝节。但李显扬的举动，或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在召唤国人记取他父亲的新加坡、他父亲的行动党。
险棋或仗疫大选？
新加坡政府宣称，为了做好未来的抗疫工作，执政党有必要重新获得选民的委托。人民行动党因此以“守护生命，保障工作，共创未来”（Our Lives, Our Jobs, Our Future）为竞选主轴，诉诸於共体时艰、风雨同舟。
过去几个月，由於移工宿舍失守，导致新加坡感染及确诊病例暴增至4万5000余宗，使全国阻断，失业者众，无分国人外劳，均受波及，因此也出现质疑政府处理能力的声浪。有论者认为，值此时机举行大选，可能是一步险棋，不过副总理王瑞杰否认政府有“仗疫大选”之嫌，反而更透露抗疫绑大选的心态。
阻断措施自4月实施以来，至6月才进入第二阶段的局部、渐次重啟，因此7月大选期间仍必须遵守安全距离，除了定点拜票和逐户拜访，取消一切竞选活动及群众大会，大大不利於擅长现场造势的在野党。执政党挟人力资源及媒体优势占尽先机，使在野党阵营的曝光率及能见度空前低靡，或聚焦在负面新闻。
执政党也指在野党没有处理严峻疫情的能力，过去半年也没有任何在野党针对控制疫情提出具体方案，对当前的危机“视若无睹”。工人党反驳说，该党的竞选政纲至少有7项针对疫情处置，也持续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向政府建言，是政府没有採纳。
事实上，各在野党政纲都有针对当前危机及其他民生课题提出方案。民主党主打4 Yes 1 No，包括暂停消费税至2021年底、给予因疫情遭解僱国人18个月不同额度的薪资津贴、提供65年岁以上退休国人每月500元生活津贴、承诺担任“以民为先”的负责任政府，但拒绝1000万人口政策。
工人党提出制定最低工资1300元、6个月的失业纾困津贴、不调涨消费税、领取公积金年龄下调到60岁、选民年龄降低至18岁、废除内安法令、开放国会质询现场直播等等政纲。
在野党阵营缺乏资源和社会动员力，仰赖友善在野党的网路媒体，或靠社交平台自我宣传，虽然受限，却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人民行动党新人林绍权遭其同袍、同事及邻居在网上起底，因形象受损而宣佈退选，同党新人黄伟中和黄玲玲也遭到实名抨击，两人快速回应才止跌停损。
反观工人党新人辣玉莎，她的留言风波在平面媒体被渲染成族群与宗教掛勾的对立，却在网路平台#westandwithraeesah、#wewerenothurt等社群标签（hashtag）下获得多元族群的声援。
随著网路战线的开打，双方阵营也掀起“报警潮”。辣玉莎事件始於警方接获投报并受理她的“案件”，在野党支持者遂採用同样的手法还治其人之身，也先后报警举发王瑞杰公开发表“新加坡人尚未做好接受非华族总理的準备”的言论有分裂社会意图，令人感到不安全；以及教育部长王乙康利用小学生涉入竞选活动有违选举法令。
有别於对辣玉莎的穷追猛打，总检察署随即指王瑞杰言论并不触法，而王乙康果断道歉也迅速地让话题沉寂下来。
争做寻常人
人民行动党咬死不放的不只是在野党的后起之秀，还有长期交手的宿敌。民主党徐顺全博士在电视辩论裡重申拒绝1000万人口政策的立场而被斥为散播假讯息、制造恐慌。执政党直指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徐顺全可能是新加坡继已故惹耶勒南律师（J. B. Jeyaretnam）之后承受最多抺黑的从政者，长期背负骗子、叛徒的污名，在历届大选中屡战屡败，复又捲土重来。对精英导向的执政党领袖而言，徐顺全不是容易应付的对手。
近年来人民行动党有越趋於精英化的取向，所栽培者莫不是奖学金得主、职总高层或国军长官，给人学经历相似、气质雷同的印象。行动党本身也意识到问题，因此在本届大选中非常刻意地为候选人营造“平民化”的形象，大家纷纷披露幼时住组屋区、读邻里学校、父母从事蓝领工作等“寻常人”身世。
但争做“寻常人”的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将其精英思维展露无遗，比如某候选人分享他服务居民的小故事时称，一名55岁因疫情失业的洗碗工，如何经他协助、提供职训及提升技能后，顺利“升格”为一名清洁工。
新加坡选民对不接地气的精英模式虽感厌倦，但内心里还是认同和信赖精英治国，因此我们看到最大在野党工人党推出的新人，无不形象清新、学经历出众，更不乏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如林志蔚、何廷儒和佘雪玲等。
但相对的，魅力型候选人难免有明星包袱，从工人党未派员参加华语辩论场可见一斑。事实上工人党不乏华语流利、沟通无碍的候选人，却没有人愿意披掛上阵，宁可在这么捉襟见肘的选战中错失面向群众的机会。
工人党秘书长和党主席分别为此向选民道歉，坦承其阵营没有“更高程度”的华语人才。闻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
难以预测的新型态大选
新加坡在疫情中举行大选，图一个速战速决。人民行动党的态度简单明确：未来的考验十分严峻，唯执政党有能力应付。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支持政府全力抗疫。
然而此前因政策反覆导致疫情起伏，国人对执政党信心不无动摇，特定选区甚至传出“大选公投论”，以选票否决该为疫情扩大而负责的候选人。行动党政府因此提醒，本届大选的结果将冲击和影响国人日后的生活与生计，其作用不仅止于一届政府，选民当明智投票。
执政党保持危机意识，不排除对手可能出线。为了抵销民心思变的心理，执政党祭出国会议员与非选区议员权力相等之说，大力宣传本届非选区议员名额增至12人，选民大可不必投票给在野党，亦可将心仪的候选人送入国会。
在种种不利条件之下，在野党阵营纷纷表达对选情悲观，担忧执政党有可能选出超过70%的支持率，囊括全部议席。因此他们也很诡异地提醒国人，在野党阵营即使在有胜算的选区全数当选，也无碍於行动党继续执政。
这种哀兵的姿态，在没有群眾大会、没有造势活动、只有为期9天的新型态竞选形式里，究竟能带领在野党走得多远，一时还难以推测。
许多人忘不了，上届大选在野党声势浩大，结果接连败北。本届惨淡经营，选情冷清，攸关民生的课题，如组屋、交通、公积金、就业、人口政策等，均未及展开，竞选期就已经结束。
受疫情冲击，新加坡第13届大选结果充满变数。究竟国人会在危机中一如往昔选择支持执行党，还是会在比较不担心在野党大获全胜的心理负担下，助在野党一臂之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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