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学童说不出的苦：上网和口罩都太奢侈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大马落实限行令遏制2019冠病疫情，迄今已超过半年。疫情蔓延初期，国内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专学府皆关闭近4个月，线上教学取代面对面授课，造成许多偏乡学生及教师的困扰。

原住民村子里的小孩更是陷入困境，因为大部分没有网络设备，线上学习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阻碍。

前阵子，沙巴大学学生薇薇奥娜拍摄影片，叙述自己如何在必达士（Pitas）的村子里爬树取得网路连线以应付大学考试，尔后乡区学子缺乏网络连接的情况渐渐获得更多关注。

其实，原住民部落已受这些问题困扰数十年。

即便目前许多学校都已经复课，但也有许多原住民学生在限行令之后，就已不再上学。

 鼓励部落争取受教权

今年4月，《当今大马》到巴生港外英达岛（Pulau Indah）的玛美里（Mah Meri）原住民村探访时，一名少年就提到，因为网速太慢而无法下载老师发在WhatsApp群组的作业。

 近来受委为理科大学（USM）电脑科学院长的巴哈里教授（Bahari Belaton）感叹，原住民孩童的确须要更多援助，以取得线上学习的教材。

巴哈里教授本身就是闪迈族（Semai）。他曾在限行令松绑后，数度回到霹雳丹绒督亚冷（Tanjung Tualang）的Tangkai Cermin原住民村家乡视察。

“网络不稳是个问题。我们村子有数个移动网路服务。不幸的是，这些网络并不稳定，难以播放视频。若透过录音沟通则没问题。”

巴哈里补充，孩子本身没有通讯设备，也是难以接受线上学习的阻碍之一。

“2018年，我们做了一项简单的研究，探讨社区内人们使用资讯科技的情况。”

“一般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手机，能够使用简单的应用程序，比如浏览网页，通讯程序等等。”

“不过，这些设备一般只有父母或成人持有，因此在学孩童必须与父母共用设备以便上线学习。”

他说，除了科技层面的挑战，其他因素如线上学习的接受度、提供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以及父母与社区领导人的认知与支持，都会影响线上教育模式的推展。

因此，巴哈里鼓励当地社群居民主动介入，想出更多方法，协助孩子在疫情期间继续受教。

“我们需要一些机构组织，比如原住民村发展委员会（JKKKOA）、在地合作社、家教协会，或在地的社运人士扮演积极角色，而非只是个人。”

他补充，原住民社群仍在实践共享生活的理念。

“以我的村子为例，JKKKOA可申请在距离村子3公里的一马网络中心附近，安装多一个网络槽（slot）让SPM考生上网；或在限行令期间，以人工的方式搜集教材，放置在社区中心，或安排时段让原住民学生学习。过去他们曾经这么做。”

“虽然我相信人们充分理解教育的重要，但这层认知仍停留在送孩子入学的阶段。因此，把教育问题留给个人或原住民的父母来解决，是行不通的。”

 缺乏资源成上学阻力

在吉隆坡这样的城市，学子如今在进入校园以前都会戴好口罩、排好队、维持身体距离，轮流接受体温检测。

不过，在霹雳原住民村子里，却有孩子因为负担不起口罩，而停止上学。

根据霹雳美罗一所学校Sekolah Deek Penaney的老师及协调员伊达（Ita Bah Nan）指出，限行令松绑、学校复课后，小学及中学生的出席率都降低了。

除了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致，也有的是因为父母无法为孩子购买每日上学所须的一次性口罩。

因此，伊达认为，当局必须提供免费口罩给学校。

“在这里，一盒口罩要价16令吉到19令吉，许多家长无法负担，所以他们不送孩子上学。”

伊达同样点出，缺乏电源、网络连接以及电子设备都是学生学习的障碍，毕竟当地的学生即便家中有手机，也是每户家庭一支，而且学生还必须充值才能连上网路上课。

“学校关闭的那几个月，Zoom和WhatsApp成为每日教学的平台，但这对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并不简单。”

“许多家长都支持教育，但他们本身不能读写，又如何能在家教导孩子？在此情况下，村里的孩子很可能会回到没受教育的日常生活。”

伊达本身有六个姐妹，她指出，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下，教育是唯一能够协助女孩迈向不同人生的途径。

“我的家庭都是女孩，而在我们的传统中，女性并非可引以为豪的身份，因此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教育。”

伊达透露，已与非政府组织“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Malaysian CARE）合作了七年，致力协助社区内的家长、青年团体及上学的孩童。

“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动力，是（希望）看到社区的原住民孩童未来能成功，拥有坚定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一样获得发展。”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谁还会做呢？当我在外头有了经验后，回来协助自己的社区就是我的责任。”

“我们还远远落后，不只是在教育方面，也包括许多原住民村的基本设施及发展。”

她强调，原住民孩童与其他族群的孩子并无区别，甚至对事物的好奇心更强，愿意接受多元的学习方式。

“在我们的班上，孩子们都非常兴奋地学习英文、马来文、数学及其他科目。”

“老师必须有创意地与他们相处。比如说，跟学生一起阅读或参与活动，建立他们的信心，也培养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我们的学生对唱歌、讲故事，以及另类的学习方式非常感兴趣，这就是课外学习的概念，也关乎他们的生活。”

“孩子们也喜欢用母语沟通，以及学习草药及手工。”

伊达补充说，教师必须拥有爱心和耐心，才能促进原住民孩童的学习。

 应设原住民专属课纲

伊达力倡母语教育，更认为原住民孩童必须有专属的课纲。

“我们需要一份符合原住民孩童需求的课程。现有的教育课程对他们来说太过艰涩，如果原住民孩子无法掌握基本的读、写、算等能力，他们将会觉得困扰。”

“此外，学校的课程没有任何元素可以加强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既没有提到原住民的历史，也没有说明他们的文化传统。”

“因此，原住民孩子只能从其他族群身上学习或复制他们的认同，而非建立属于自己的认同。”

“除了谦虚的态度，他们必须建立自信，必须协助和栽培他们的能力。许多人也误会了原住民儿童，认为他们懒惰，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挑战。”

 有学生不愿重返校园

伊达提到，许多致力教学的老师在限行令期间，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挑战。

“距离是个大问题，再加上限行令的高峰期，人们不能有太多移动。我在家工作，透过电话联系学生，透过讯息或视讯与其他村子的老师交流。”

“一些老师在家里开班上课，惟也限制学生的数量，避免近距离接触。”

“复苏期限行令期间，我在6月底回到村子，我拜访了老师，并与孩子们聊聊长时间没去上课的感受。”

根据伊达，一些学生表示，开始想念老师及朋友，一些则坦言懒惰重返学校，还有另一些学生则不愿再回到校园。其中，许多家长也因2019冠病疫情的担忧，不放心让孩子返校上学。

“在限行令期间，许多村民因为害怕病毒传播，不愿到城镇上购买日用品，也拒绝到访医院等地方。他们进入森林从事农耕维生。即便是须要药物，他们也从森林里采集药草。”

在近来的霹雳仕林补选中，《当今大马》曾经报道，当地的甘榜双溪特莱斯原住民村数十年来没有电供，托补选的福，这个村子到了今年8月22日终于通了电。

 孩童缺许多学习条件

然而，国内其他缺乏水电的村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伊达的朋友，即伊莉（Elie）及苏丽（Surie）两名老师所居住的迪邦村（Kampung Tibang），就严重缺乏基本设施。

迪邦村距离伊达所在地，车程大约须要2个小时。

伊莉和苏丽都是土生土长的迪邦村人。童年时期，她们也曾因为路况太糟，而无法完成学业。

不过，她们不曾放弃教育村内的孩子。她们希望看到孩子得以上学、与其他族群玩在一起，并获得良好的教育及稳定工作。

伊莉指出，“限行令期间非常困难，许多孩子没去学校，他们平时除了玩耍，就是跟着父母种地。”

 “我们应对的策略包括在家开班授课，每周三次。我们没有让所有学生同时过来，因为空间有限，教材也不足，每一次最多10名学生。”

苏丽则提到，更大的挑战是让中学生继续上学，因为他们的教材更加困难。

“许多学生不知道学校给了什么作业，做功课也没有地方可以参考。他们需要的东西与小学不一样了，许多人升上中学后，基础还是很弱。”

苏丽认为，小学生须要更多的关注，而她与伊莉并没有教导中学生，因为中学的课业程度更难。

“我们专注在幼儿园及小学而已。大部分学生喜欢的科目是美术，他们可以展现自己在彩绘方面的天分，另外还有拼写文字科目。我们学生也喜欢唱歌。”

此外，伊莉也认同伊达的说法，即原住民孩童须要专属的课纲，因为他们的学习速度及需求与一般学生不一样。

“有些学生到了六岁，基础还是很弱，他们不知道ABC，还不能阅读，能拿笔但还不会写字。”

幸运的是，她们透露，迪邦村的学校获得非政府组织的赞助，得到了免费的口罩。

弃居高临下指导方式

去年教师节，教师山谬（Samuel Isiah）获颁教育部的超级教师奖，因为改善了彭亨Muadzam Shah一所学校的原住民学生成绩。

后来，山缪获得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暂停八年的教职，赴纽约就读教育政策硕士课程。 

 不过，这名土生土长的关丹人目前已因2019冠病疫情而回国。此前，山缪才发表文章，阐述全面改革原住民教育的想法。

“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教育领域中，人们不愿意共享知识与数据，不愿去接洽社区这个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愿放下分歧。”

“因此，决策者、学校和体制需要将妥协当作一个目标，而实际上他们似乎更喜欢独自工作。”

山缪点出，原民教育的问题越是复杂，就越须要采用有机（organic）的方法，即充分理解有关社群面对的难题及需求，并且不断尝试及改变做法，弥合各方分歧的意见。

“这挑战了一般人的看法，即‘问题越复杂，就必须越有序地解决’。”

“要介入原住民的教育，就必须对问题有所理解，进而测试各种方式，融入社区，这些都是强调有机的过程。”

他补充，许多人经常抱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度介入原住民教育，认为“我们知道哪些方法对你们社区最好”，而忽略了包容及有机的过程。

“这不仅会让原住民失声，也会破坏永续发展、抹杀原住民的归属感。”

山缪点出，这种“有机”的过程，其实就是结合智慧与创造的学习，反映了更深层次的认知过程。

“这与人们通常所表现出的无所不知、期待迅速见效的做法截然不同。”

“当所有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有意改善原住民教育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一同理解问题所在。这很重要，因为真正的问题一直在改变。”

山缪强调，做决策时必须确实收集证据和资料。

 放弃从来就不是选项

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原住民教育是一场不能认输的仗。

不愿具名的吉兰丹话望生原住民社运人士受访时坚定地说：“放弃不是我们的选项。”

“我们孩子的未来，绝对必须要受教育。所以我们会努力实现，不管其他人是否能帮助我们。我个人并不觉得我所住的地区有多少改变。”

这名社运人士坦言，去年曾以为国内原住民的前景有了一线曙光，出现首名半岛原住民国会议员，即金马仑国会议员南利（Ramli Mohd Nor），加上时任希盟政府也曾举办全国原住民论坛。

不过，这种乐观情绪如今也渐渐消退。

“我们当时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原住民被迫让出习俗地的土地权，以及被迫改教。我们要求调查瓜拉格（Kuala Koh）峇迪村村民死亡事件、在话望生森保村（Pos Simpor）习俗地事件上，控告丹州政府。”

“但我也不知道哪方面获得了改善，如果你问我，一切还是没有改变。”

“原住民问题还是一样，伐木活动导致我们架起路障，庭案耗费多年，柔州政府赔偿实里达海人以及林九村（Lingiu Valley）的案件中，律师拿走了村民的钱。”

“就在这周，我们与雪州政府举行公听会，他们有意要在宪报中，撤除瓜拉冷岳森林保留地的地位，那也是原住民的社区。”

“为什么我们的处境那么难，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太多的期望，但同时我也不会放弃。我不能承担（放弃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