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疫情下挣扎无援，学者冀望政府理性正视

2019冠病疫情之下，社会所向来隐而不谈的课题都回过头来，逼迫众人正视和解决，一如移工住宿福利问题，性工作者长期受漠视的困境，如今也会带来公卫漏洞。

社运分子嘉娜塔尼（Janarthani A）近期的非正式研究显示，性工作者与许多其他领域的工作者一样，面对限行令期间无法工作、失去收入及财务困境。

更甚的是，警方在疫情期间更加强取缔和逮捕，可能使得性工作者原本的性传染病定期检测受到阻碍。

嘉娜塔尼指出，受访的性工作者大部分已知其工作的性病感染风险较高，此前也乐意定期接受各项性病检测。

学者蓓特拉（Petra Gimbad）则点出，警方加强取缔，造成性工作者不敢步行前往邻近政府诊疗所检测。

“理想上，他们的医疗近用（access）应当跟冠病疫情前是一样的。无论他们习惯去找的医生或护士是友善或不友善，那都应该没什么改变。”

“不过，令我们担心的是，现在警方在公共场合严厉取缔（crackdown）的行动更常发生。”

降低定时受检验意愿

蓓特拉（下图）续称，性工作者乘搭德士或Grab去做检测虽然相对安全，但却需要额外的开销，这些都成为性工作者维持定期检测的阻碍。

“过去这些性工作者都乐意去检测，但现在收入减少，加上去做检测的成本提高了，这些性工作者可能被迫要取舍选择。”

“他们会去想，检测是不是这么重要或必要，需要花这些钱？或这是可以再等等的？他们可能会想再拖几个月……”

歧视更推高检测成本

嘉娜塔尼及蓓特拉是在昨晚由大马生育权倡导联盟（Reproductive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 Malaysia, RRAAM）举办“疫情下的性工作”的线上讲座中，谈及疫情下马来西亚性工作者的处境。蓓特拉同时也是此组织的秘书。

讲座中，嘉娜塔尼也提到，政府医疗院所的医生及护士往往意识不足下，性工作者经常为了免遭歧视而选择额外付费到私人诊所受检。

“这其实本来就是他们接受医疗的基本权利，为何需要付更高的价格（才能免遭歧视）？这显然是对他们造成负担。”

老年性工作者更堪忧

嘉娜塔尼分享道，她的研究受访对象全数为马来西亚籍女性，年龄涵盖23岁至69岁及来自不同种族，全职及兼职皆有。

她也透露，受访者其中90%属于B40低收入群体，学历背景大部分是中五以下，主要在吉隆坡、雪州及森美兰工作。

她解释，这些受访者有些是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需靠性工作的收入支撑家庭里的老人及小孩，但这项职业长期受到边缘及不获任何社会安全保障，疫情冲击下情况只有更糟。

嘉娜塔尼（上图）提到，许多老年性工作者的情况更加堪忧，疫情损害她们的收入，而医疗和生活成本不减，导致它们极度贫穷，有沦落街头的可能。

“最令我们担心的是，年纪较大的娼妓。她们大部分没有房子，住在妓院里。限行令期间无法工作，租金还是一样的，生活成本不止无法降低，还持续提高。”

“她们的经济情况很艰难，很可能沦为露宿街头的人。”

嘉娜塔尼补充，许多老年性工作者已从事这项工作超过20年，加上受教育水平有限，转换工作很难以成为她们的选项。

她指出，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一次性的现金援助，其实难以解决社会贫穷的长期问题。目前，老年性工作者等边缘群体，是靠着非政府组织的粮食援助过活。

理性正视免更高代价

在马来西亚，性工作仍不属合法工作，几乎不可能获得雇员公积金（EPF）或社险（SOCSO）等制度保障。此外，无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难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来掌握国内性工作者的真实情况。

然而，即便隐而不谈，这个群体生活在这个国家社会体系中。蓓特拉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推行的“兑换针头计划”为例，提醒马来西亚政府至少应基于政治理性，正视性工作者群体。

兑换针头计划之下，英国政府为降低吸毒者共用针头而导致艾滋传染，因而允许涉毒者把针头“以旧换新”。

“这样的政策计划，并不意味着撤切尔夫人很爱吸毒的人，而是她认知到，如果政府推这样的预防计划，国家最终也必须承担疾病散播后的后果，成本或更高昂。”

她也举例，英殖民时期这片土地曾允许妓院合法营业，而业主必须让性工作者接受疾病检测。

“同样的道理，这不是因为这些白人很爱我们马来西亚人，而是他们担心郊区劳动人口受性病感染带来的后果，他们也担心白人嫖妓的风险。”

蓓特拉认为，现阶段若社会及政府难以肯认性工作者的合法性及基本权益，国家政策至少应从社会成本的理性考量出发，正视及处理性工作群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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