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俐芬与口述历史：本土多元记忆的守护者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疫情下的打石街格外幽静，不復见旅游旺季的喧闹。我们约访在隐身双层老屋楼上的工作室，楼下的本地独立出版社兼实体书店Areca Books仍如常营业，等候爱书人大驾光临。
2014年，文化工作者柯俐芬受托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口述历史计划，开始租用这个位于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面积不到300平方呎的二楼空间。
来自吉打亚罗士打的柯俐芬，负笈澳洲莫纳斯大学修读视觉传播后，最先落脚繁华的首都，志在当一名平面设计师。入职后，现实与梦想的落差，令她面对灵魂的拷问，“当时想用设计改变世界，做有意义的案子。可是，你进去工作就发现事与愿违，天天在为发展商服务。做了两年，一个发展商接另一个发展商，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疫情下的打石街格外幽静，不復见旅游旺季的喧闹。我们约访在隐身双层老屋楼上的工作室，楼下的本地独立出版社兼实体书店Areca Books仍如常营业，等候爱书人大驾光临。
2014年，文化工作者柯俐芬受托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口述历史计划，开始租用这个位于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面积不到300平方呎的二楼空间。
来自吉打亚罗士打的柯俐芬，负笈澳洲莫纳斯大学修读视觉传播后，最先落脚繁华的首都，志在当一名平面设计师。入职后，现实与梦想的落差，令她面对灵魂的拷问，“当时想用设计改变世界，做有意义的案子。可是，你进去工作就发现事与愿违，天天在为发展商服务。做了两年，一个发展商接另一个发展商，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
有志难伸，意兴阑珊的她呈辞，到槟城理科大学读硕士班，研究政府在马共时期（1948年至1960年）的视觉政治宣传。交了论文，她动身回吉隆坡觅职，却在巴士上接到一通来电。电话另一端，时任理大艺术系讲师珍纳毕莱（Janet Pillai）问她，愿不愿到槟城艺术教育协会（Arts-ED）上班。
掛线后，她没当机立断折返，命运驾的驶盘却在不动声色下移动，“我在吉隆坡呆了两个星期，没什么工就跑回来。”
2008年9月，柯俐芬成为Arts-ED的一份子。她直言，新工作环境很陌生，因为从小到大不曾体验街上的生活，补习之余就足不出户，“我不曾来乔治市老街，没有搞社运的背景，根本不懂有NGO这种工作。我在理大读书时都在湖内一带，是那种去皇后湾和合您广场逛街的普通人。”
加入Arts-ED，为柯俐芬打开另一个世界。乔治市2008年申遗成功，Arts-ED积极投入古迹保育工作，她常被指派去了解有哪间老屋遭破坏，穿梭于巷弄採集故事，特别是当时最热门的逼迁课题，练就跟陌生人打开话匣子的技巧和胆量，跟昔日不善辞令的她判若两人。
“我以前不敢跟人讲话。幼时，妈妈叫我独自去买面，我在面档站了整个小时都开不了口，要等到对方问我为止。”
初到示威的抗争现场，她揣想，自己在同行的社运悍将眼中，是否显得格格不入和彆扭。但一波波的思想冲击如醍醐灌顶，“原来市民是有发言权的”。对于有一年Arts-ED出版的《我的浮罗山背》社区报内容被指，扭曲历史侮辱巫裔而引来不满者焚烧刊物，回想起来，她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事，竟然都会发生”。
GTWHI启动3年计划
翌年离职后，她帮珍纳毕莱出版个人的著作，间中接Arts-ED的案子，继续在后者的办事处“寄生”上好几年。书付梓后，新机遇找上门，乔治市世遗机构（下称GTWHI）的职员林宗慰接洽她，策划入遗庆典中一个叫《乔治市活宝》（Living Museum）的节目，负责率领民众造访老街坊和传统行业。
考虑到曾在Arts-ED打滚两年，稍有人脉，面临失业的柯俐芬接下重任、并注册了公司Studio Good Think。奈何入不敷出，唯有每周下吉隆坡兼课养活自己。两地奔波的她吃不消说，“教了两年，掉头发掉到很厉害啊。每个星期持续这样，不行啊。”
2011年和2012年连续办了两年，《乔治市活宝》获得不俗的口碑，柯俐芬反心生疑惑，“前辈的故事固然很有意思，可是，难道我们只能这样子去听？我不甘愿每回只带区区10个人去，又要重复几十遍，到底有什么方法？”
加入失业大军的柯俐芬心想，不如向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下称OHC）取经。胆粗粗致函洽询下，居然获得高级研究员赖素春博士的接待。深入了解后，她向GTWHI时任总经理林翠萍建议跟OHC合作，最终于2013年啟动为期9个月的先行计划《走近牛干冬》（Cherita Lebuh Chulia），藉由一种称为“策展框架”（curatorial framework）的方法来採集这条老街的故事，再转译成漫画、展览和导览等活动，向民众凸显世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试金石的《走近牛干冬》在柯俐芬眼中是个“奇迹”，“因为只用了很少钱啊，很多人都是卖面子，义务来帮忙才有这个成果。”
先行计划的成功，说服GTWHI开启长达3年（2014年至2016年）的口述历史计划：《乔治市的故事》（Cherita George Town），纪录老槟城的生活史——食衣住行的叙事，并正式跟OHC签署谅解备忘录，借助其经验和专业培训访谈员。不同的是，这回先採集三年，不再仓促呈现成果。
“新加坡的顾问建议，初学者最好像他们（一九）八零年代般，从最基本的生活元素下手。所以，我们只单单做衣食住行、庶民的故事。”柯俐芬说。
她懂，部分学者不推荐新加坡的那一套，然而站在管理的角度，邻国讲究系统化的作业有可取之处，起码利于官方长期经营。但她不讳言，严格来说，连新加坡的模式都不能依样画葫芦，要因地制宜。
“他们邀人上录音室访谈，有客厅式的摆设、隔音系统，我们都没有。（乔治市的）Uncle在做工，不会花几小时到你的地方，通常都是你去他那儿。有的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你就直接这样访问他。”
除了器材简陋、缺乏适当场地，招不到口操海南话和潮州话的访谈员，只能折衷用福建话访问。
设档案库供公众调阅
有了《乔治市的故事》作为核心业务，柯俐芬全职投入她所谓的“古迹服务”（heritage service）领域，Studio Good Think也迁入距离GTWHI不到2分钟路程的打石街办公室，陆续接到跟文化古迹相关的专案，“那阵子，诸如Think City的基金赞助者纷纷入驻乔治市，每个人都谈转译（interpretation），因为人潮涌入古迹区后搞不懂，这个地方是关于什么？”
乘时而起，小册子、指示牌等变得很抢手，柯俐芬的公司曾先后负责观音亭、大伯公等转译工作，“总之，那几年都有东西做，一年大概做三件案子就可以养活团队。”她分享说。
对于姍姍来迟才把Studio Good Think从自由工作者的模式，转型成一间公司来经营，她解释，有感于单打独斗期间对收支没概念，每个月为职员支薪就像催命符般，鞭策她更落力找资金和案子，“我2014年才领悟到，要有点规模，否则会像别人一样留不久。接下《乔治市的故事》计划给了我信心，算一算，承担得起一名员工和其他开销，其他案子就当红利。”
有别于只访问约十人的《走近牛干冬》计划，《乔治市的故事》的目标人数增至上百位，原本尽量列席每场访谈的柯俐芬，渐渐把更多心力放在培训访谈员、品管和协调工作上。为了拿捏进度，她每年会先向GTWHI列出，要完成几个小时的访谈，交对方评估，若资金短缺或会下调目标。
她嫻熟地分享说，顾及注意力时长，标准的采访通常维持一个小时半；较完整的则三个小时以上。“你要纪录一个人的一世哦。”她提醒，一小时半充其量只能笼统触及表面罢了，理想中是分成两个环节，从先理解整体下手，鉴定值得延伸详谈的主题后，再深入访问针对性的内容，偶尔，受访者的身份多寡也会决定访谈的长度，比如有个人物将累积了十多个小时的访问。
访问后，他们尚需把录音档转为逐字稿，撰写摘要及翻译成英文。碍于工时长，薪金不高，柯俐芬坦言，很难留住访谈员。
2015年，GTWHI更换领导层，柯俐芬的团队额外採集了两年（2017年至2018年）的口述历史。尔后，当局无意延续，计划宣告停止。随着去年起没再接到新案子，她上个月决定告别租了6年的打石街办事处。
“2018年是我们最辉煌的时期，有两名职员和几名专案特聘员工，办公室人来人往，挺热闹的。怎知道，辉煌后一下子就没有工作做了，哈哈哈。” 对于长期、有系统的口述历史计划无以为继，无奈之情仍溢于言表。
庆幸的是，GTWHI最终将《走近牛干冬》和《乔治市的故事》计划採集到的资料，变成档案库供公众调阅。同时，OHC的网站也收录了部分的录音档。
证明记忆非无用之物
卸下访问者的身分，柯俐芬是名很好的受访者。记性好、切题、有细节，被追加提问时对答如流。访谈上，她忆述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当年去信OHC，基本上她们是不应酬来历不明者。但因凑巧我姓柯，他们以为是王亲国戚、李光耀太太（柯玉芝）的某某......后来才发现我是nobody，真的很神奇。”纵然始于一场美丽的误会，每年百多个小时录音的高产量，始终没辜负双方这段跨国合作关系。
相对于他者，GTWHI的口述历史档案库具有两层重要的意义和特色，即公共和多元性。根据柯俐芬了解，早期在槟城除了槟城古迹信托会（PHT）曾投入类似的工作、特定研究员也有採集姓氏桥和乔治市二战时期的历史，但不属公有资产，原始纪录是否保存下来不得知。因此，她笃信，收藏多元口述历史的公共档案库值得推广，“也许，我们有华人、印度人历史档案馆，但讲到跨族群，就只有这个。可惜，其真正的价值尚未被充分体现出来。”
眼见如此，柯俐芬觉得，不如自己先动手。她向GTWHI申请档案库的资料写人类学的博士论文，研究乔治市多元文化的感官民族志。除了抱着回馈的心态和试图印证记忆非无用之物，重返理大潜心学术也是想解答横在心头的疑惑，“我们常讲乔治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的地方，我内心却想，和谐在哪里呢？什么叫做和谐？难道整条和谐街（椰脚街）有5间各宗教场所就叫和谐吗？我们要发展什么，又要保留哪些杰出普世价值？孰轻孰重？这需要一些学术理论来梳理。”她连续地拋出了一堆疑问。
写完论文，她发现，多元文化在乔治市不是一滩死水。一砖一瓦堆叠的建筑物之外，老城尚有构成其历史纹理的记忆脉搏、轨跡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且在不停地演变中。就算如今有者常简化地用“马来人不再跟华人一起用餐”来定义族群关系，她深信，彼此有过往的记忆，尚可“重修旧好”。
“答辩老师挑战我说，你写得太乐观了。难道，人与人之间一定和谐、没毛病的吗？她就说，曾亲睹舞狮团在庙会期间冒犯到清真寺，而这不是和谐的一面。”
柯俐芬在答辩上，以策划入遗庆典的经验之谈解套，“冲突的症结往往在于，志工不了解本地人的互动方式。若事先跟清真寺的上头打招呼，一旦底层的人闹事，你只需打电话给上头罢了。你要深谙这种关系，乔治市的运行逻辑。”
“不是说他不会包容你，他会包容，只要尊重他的做事方式，懂得去拜山头。而且在乔治市，通常都不靠语言的，有各种含蓄的讯号，要敏锐地打开你的感官。”
她接着分享，自己在新年派免费素食的经历，部分马来人会领取，有者则顾忌，但好歹会跟她沟通，“整个口述历史的记忆告诉我，这里以前是很多元文化的，是可以一起吃东西的。如今表面上看没有，当然社会不同了，但以前的记忆到底有没有份量？尝试了解的话，你会看到人是开明的。一方主动释出善意，对方会接受，骨子裡有开明、交融的记忆。”
对于保存、活用记忆的重要性，她又举另一个例子，“常有人问，为什么不安顿露宿街头的游民？我从前辈口中了解到，他们不是无家可归，他们（一九）六零年代的生活方式就是睡在街边，他们喜欢这种方式。福利局不了解，不明就里逼他们去（收容所），他们就逃。很多时候，要解决问题的话，首先是要向他们了解。”
至于常被各界挂在嘴边的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她提醒，不能忽略引导和介入的方法论。以主办大型活动部署封路为例，通常官方会派信通知居民，唯是否最有效？即使召集民众讨论，偶尔纯粹是为了符合标準作业程序的门面功夫，邀几名领袖赴会了事。
她说，只要是处理公共事务，都需要有多元文化的知觉和方法，否则就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事后，彼此不敢再对话，说我们以后不要来这条街好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救文化遗产不能空谈
柯俐芬不忘苦口婆心地规劝，别一味将世遗区变成冷冰冰的摇钱树，否则杰出的普世价值（UOV）会流失，“官方若从头到尾跟人家讲的都是保留钱，别人自然只能跟你讲钱。”尽管如此，她不认同犬儒、悲观和片面化地看待目前乔治市的现况，“很多人说居民统统搬完了，没人了。其实种子尚在，只要用对了方式，是可以管理好的，不至于崩坏到一无是处。”
对于古迹区仕绅化、游客和投资者迫走原居民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她主张，与其匆匆盖棺定论，不如诉诸行动回应这种临时的现象，“是可挽救回来的，不要放弃和尽说负面的话，却没提建设性的方案，我觉得没用。”
”记忆是有用的。但我不喜欢一直眷恋地说，最后一位老师傅死了啊，都没了，很怀念唷。这帮不到未来。怀念无可厚非，情怀嘛，但你到底要保留什么呢？”
时代变迁，当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早不能跟旧时同日而语，她疑惑，到底是要魂牵梦系、保留不再活用之物，抑或播下对当今和未来有益的种籽。
“你能再回去十八十九世纪吗？不可能的。争辩要保留什么时不能空谈，要了解这里的人到底要什么，他们的情况、意愿是什么？不能只为了保留某个建筑物而保留，明明很多建筑物都很死、没灵魂，因为你不懂要拿来做什么，抑或人有没有在用。”
她不讳言，乔治市的古迹保育尚可以有更成熟的规划和管理，但埋下的根基已相当不错，特别是建筑物方面的研究。反而，需思考如何妥当地召唤和发挥，槟城人对乔治市隽永的情感和深邃的爱意。
”他们真的、真的很爱乔治市。不只本地人爱，已移居至别处的也很爱这座城市。这种无条件的爱，是愿意为乔治市和槟城付出的，独缺的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即你要为乔治市做什么？”
趁疫情为世界按下暂停键，她建议重新思考乔治市的方向，”没控制的话，游客接下来会重新纷至沓来，到处都变很商业化，所以你要什么？我很难预测明年会怎样，但有关单位要有一些愿景吧。”
不采集会随生命消逝
对于接下来要如何推广口述历史，柯俐芬诉说，新加坡有值得借鉴之处，邻国在这领域的体系和产业链日臻成熟，档案库健全，不缺像Studio Good Think的私人历史咨询公司。最重要的是懂得运用歷史素材，普及至普罗大众。
“她们的公共图书馆有各种拓展项目。要讲李光耀的故事，就从档案库抽出有关李光耀的报纸，语录和对他的评价、记忆等，再配上赏心悦目的策展。不只是中央图书馆，小规模的社区图书馆，都会做某某区的集体回忆之类的。”
不止于此，新加坡蛮积极推动，使用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纪录和研究方法，特定主题的口述史料，往往足以摘节出版成书。相比之下，柯俐芬说，“我到本地大学主持工作坊时，尚有历史系教授质疑，口述历史并非一门正统的学问。”
“没错，槟城在英殖民时期的正规文档收藏得好，但二战后时期的没有什么官方纪录，只有人的回忆罢了。你再不采集就没了，记忆将随生命消逝。”柯俐芬点出。
近年来，有民众陆续从家中翻出旧文献、老图片，她认为，箇中的吉光片羽何尝不是一部近代史的拼图和蛛丝马跡，“你讲乔治市富有多元文化，老一辈如何友爱，官方纪录给不到答案，没指数可测量，只能靠口述历史。人的记忆会告诉你，我们以前是如何一起生活。”
持平而论，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起步相对早，根据理大历史学教授玛哈尼（Mahani Musa）的一篇专文，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57年，砂拉越博物馆是东南亚首个用口述历史纪录传统习俗的单位。1963年，前身为公共记录办公室的国家档案局开始一项口述历史计划，并于1978年在槟城举行首场区域性的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
相隔了30多年，马来西亚口述历史协会宣告诞生。演变至今，“口述历史”不再是个冷门字眼，但碍于对利益挂帅的本地社会缺乏“实用价值”，始终陷入一种不被官方重视、主流学界公认的尴尬位置，发展渐渐被邻国超越。
从新加坡回望本土，柯俐芬说，由于需投入庞大资金，经济不景气时，口述历史的工作往往不被视为值得投资的项目，“做档案库难看到即时成果，特别是如果你没积极推广，解释口述历史是什么，要如何用。它不单纯是某人父亲去世后，获知有录音，而用来缅怀和哭一场而已。”
致力提高新生代醒觉
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柯俐芬下一步打算找份工作，长远则放眼进入大学授课，提高下一代对多元文化历史和古迹保育的醒觉。
“你要用专业知识推广某个宗旨的话，要不成立非政府组织、跟某机构打工，不然就到大学培育新血。学生毕业后虽然未必做回这一行，可是我觉得要播下种子。说不定，他们会成为一名规划师，未来进入社区推行项目时就懂得效仿外国，确保团队内有人类学的代表，纳入人的视角，不只讲究美观之类的概念。”
在马来西亚，她提到，古迹保护信托机构（Badan Warisan Malaysia）是历史古迹服务方面的佼佼者，但类似的公司和机构仍屈指可数，小地方要做文史馆、档案馆都难找到适当的人帮忙，转而求助艺术工作者，甚至委托绘测公司包揽此任务。他人眼中，採集口述历史与一般採访无异，任何人均可胜任，但柯俐芬提醒，索取资料确实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跟社区结缘、磨合和调解各种突发状况。
2016年至2019年担任世遗庆典节目策划期间，最让她重视的任务之一就是栽培志工跟社区打交道，“你叫我跑20个社区，我认识，可以去啊。但总不能10年下来只有一个俐芬，任何人都来找我，很不健康。”
于是，2018年起，她鼓吹培训志工，特别是沉溺于发简讯、玩whatsapp的年轻一代直接跟社区交流。她指着白板上的工作表说，会蓄意安排他们跳脱同温层，打破族群的隔阂，”譬如华裔志工，负责的四五个社区不能全是华人。如此一来，他们就有跟印度人、马来人交涉的第一手经验，并发现单凭简讯的沟通方法行不通，碰壁后回来想方法，再去重新尝试，是很好的训练场。”
询及志工培训有素，意味日后可独自挑大梁，岂不是影响她的“商机”，柯俐芬戏言，“想起来，确实有点断了自己的财路......哈哈。”当问到时代变了，连网红都拍摄介绍地方志等文化历史主题的视频，难道真的不会焦虑吗？她淡定且中肯地回应说，面对后来者的追赶，先行者要做的是不断精进、洞烛机先地寻找新立足点来逆袭。
变有主导权的制作人
回头看，庆幸过去10年一直有机会靠这行吃饭的她很清楚Studio Good Think的短板，“我们这种小型工作室没有不请自来的客群，又不接文案等商业案子，只接政府的工。结果政府一改革，要包起来自己做完时，我们就没有工作做了。”
吸取昔日的经验，准备再攀下一座山的她学乖了。鸡蛋不能同置一个篮子，要避免被单一资金来源裹挟着走，或局限于纯研究的幕后工作，而不被看见。换言之，需化被动为主动，转变成握有主导权和策划专案的制作人（producer）。
说时迟，那时快，念兹在兹的柯俐芬已迫不及待回归田野。全新的计划一一“落地生根”（I Am Home）将发挥她擅长“讲话”的强项，与两位艺术家跨界合作采访槟城人在马来西亚扎根的故事，再透过漫画家的笔触重现，让“安身立命”的记忆，建构对“外来者”（pendatang）的反叙述。
但在凡是讲究视觉等感官刺激的社会，她深谙，纯粹採集有内涵的资料，不转化成“可被看见”的作品，难获回响和支持，因此这回不仅构思了线上展览，也希望日后有机会搬到线下，设立永久性的实体展。“静静做，无人会知晓啊，”她好整以暇地说。
显然，昔日的历练已让韜光养晦的柯俐芬摸索出一种恰如其分、与时併进的行动模式，从一名当初无法融入老城的局外人，摇身变成发掘本土记忆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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