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退场掩不住的开拓激情：廖永立与学乐书苑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今年10月20日，位于怡保的独立书店“学乐书苑”在面子书宣布准备结业。贴文没有太多说明，一小段的文字却牵动不少爱书人和朋友的情绪，纷纷感叹惋惜。
不过，一个阅读氛围低迷的社会，书店能撑得多久，一直都是个艰难的问题。
冠病疫情自今年初肆虐全球，重创经济活动，世界各地实体书店同声哀嚎，本地书业同样一片惨淡；其中，大将出版社及文运书坊（Gerak Budaya）都纷纷以50令吉的价格配套卖书套现，借此力挽狂澜。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今年10月20日，位于怡保的独立书店“学乐书苑”在面子书宣布准备结业。贴文没有太多说明，一小段的文字却牵动不少爱书人和朋友的情绪，纷纷感叹惋惜。
不过，一个阅读氛围低迷的社会，书店能撑得多久，一直都是个艰难的问题。
2019冠病疫情自今年初肆虐全球，重创经济活动，世界各地实体书店同声哀嚎，本地书业同样一片惨淡；其中，大将出版社及文运书坊（Gerak Budaya）都纷纷以50令吉的价格配套卖书套现，力挽狂澜。
有别于一般传统书店，学乐书苑自2005年创立以来，业绩不靠门市，而是长期举办书展“养活”自己。惟今年瘟疫来袭，限行令下无法举办大型活动，间接无情切断了学乐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身为老板的廖永立，苦撑多月后最终忍痛割舍，宣布今年12月尾正式退场。
不死心的退场
“15年前筹备新的书店。15年后准备书店退场。虽说不舍，但是该告别还是要好好告别。开始进入倒数……”
廖永立那天在面子书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名自小爱书的书店老板，选择了告别？
根据廖永立，在疫情和限行令的限制下，书店无法如常举行活动和书展，以致超过半年处于零收入的状态，也无法支付薪水给负责打理门市的妹妹廖小雯。而他本身，更是已经持续两年没有从书店“领薪”。
“我自己其实已经两年没拿薪了，一直靠自己的本钱顶着。钱不能再烧下去，所以才想着要在这两个月内关掉。”
“这次可以说是正式退场，不过我不死心，否则（以后）没有出路，呵呵。不过我还是要退场啊，只是（现况）安排得不好，不理想。不过，即使退出了门市我还是不会退出书业啦。若有可以跑书展，我还是可以跑，毕竟我的书还在嘛。暂时退场是为了止血。”
廖永立一直是个热情健谈的人。惟有谈到退场的时刻，原本挂满笑容的面孔，稍微有了迟疑和不舍。不过，言语之间他很快又谈回自己对书业的憧憬和寄望，似乎只要还有一丝机会，都还想放手一搏。
“复出”的书展计划泡汤
除掉薪水，廖永立也在两个月前退租了每月1000令吉的仓库，并把所有书本的存库统统搬回怡保老家存放，尽量节省开销。他说，这一切多得太太林思廷的建议和同意。他也笑言，三房一厅的老家其实还有两间房尚未填满，“所以还是可以住的”。
即使如此，学乐书苑依然抵不过租金压力，他不得不选择退场止血。
“这次真的要关了。这里每个月租金加水电费大约2500令吉，六个月下来就过万令吉了。而且前提是，限行令这段期间我妹妹也没拿薪水，否则我要承担的数额更大。”
今年3月全国落实限行令，所有非关键服务行业一律禁止营业，直到6月份才松绑条例，经济活动渐渐复苏。然而，新常态下出门逛街成为了“非必要”的行为，更甭论聚集大量人潮的书展活动。廖永立原本想趁着疫情好转期间，在11月办一场大型书展刺激购书量，无奈第三波疫情在9月又来袭，计划胎死腹中。
疫情下的种种局限，最终压倒了夹缝求生的学乐书苑。
自成一格的想法
不过，乐天派的廖永立，没有因书店打算退场而悲壮不已。访谈之中，他滔滔不绝提起的，是各种延伸学乐书苑的点子、构思、计划和打算。从如何最大化书店的空间运用、拉长营业时间、到如何扩展学乐书籍的落脚地，他都有自成一格的想法和理念，想要付诸于行。
即使年届五旬，头发灰白夹杂，廖永立谈起种种企划之时，语气夹带兴奋和期待，神采飞扬，岁月没有丝毫减去他的激情。
他透露，去年年中起已开始构思着各式各样的可能，在保留书店空间之余，却又能找到外人分担租金的做法。
“那时就想，我们把书店楼下的空间清空，把书店搬去楼上，这样楼下的空间就能分租给其他人。那么2000令吉租金，我以1500令吉出租楼下空间，学乐的成本就降低很多。我还想在两层楼之间增加一个夹楼放书，这样书店的空间不仅没有减少，我还增加了出租空间，同时又还能保留空间办活动。”
放租更多空间减少压力
位于怡保休罗街的学乐书苑，店型是典型的战前双层老店屋，屋型窄长，楼内空间较高，上层为阁楼。楼下为书店主体，楼上为活动空间。
除了考虑放租书店楼下的空间，廖永立还瞄准楼上的阳台，想要改造为集书籍与酒吧于一体的休闲空间。
他借用新加坡的草根书室，把咖啡馆交由外人打理的复合式经营作为例子，想要实验在学乐书苑。
“不止出租空间，我也有考虑着拉长营业时间。之前一直在想，既然晚上没开店，那时段其实可以找个人在阳台部分开小酒吧，借用吃喝的方式出租空间，我相信会比办讲座更赚钱，哈哈。”
他接着灵光一闪指出，要是再搞个私人厨房，食材还可以配搭自己代理的有机蔬菜，让顾客品尝，一举多得，一边笑着说，小酌怡情是自己喜欢的消遣之一。
“要是这些做得成的话，我书店的租金就能压下来了。”
“但限行令一来之后，门市根本无法营业，即使后期开门营业也没人上门，办活动又不能，更别说找人接租。最后连楼上的小绿洲图书馆也撑不住，在两个月前搬走了。”
寻觅突围生存的机会
廖永立之所以萌生改造空间的念头，主因在于近年举办书展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收支平衡，迫使他必须在困境中寻找出路，才能突围生存。
细问之下，廖永立是从2016年起停办校园书展，并在2018年完成了最后一场的公开书展。
“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碰到很大的挑战。那时发现，不管去到哪里举办书展，都无法达到收支平衡……后来2018年的最后一场公开书展，业绩跌得厉害，加上成本太高，我们最终决定解散书展车队，从五人团队减剩我和妹妹两人。”
他感叹，当初就已经深知光靠门市销量养不活一间书店，所以才靠策划书展，走入校园和群众，扩大业绩范围。然而，时代变化和社交媒体强烈改变了人们阅读和接收资讯的方式，连带影响书展的营运模式和人潮。
“早期书展做宣传很容易，只需要在《星洲日报》买个小版位刊登通告，就能一呼百应吸引很多读者光顾。但后来社交媒体崛起，越来越少人阅读报纸，我们必须靠挂布条来宣传。”
“做一场书展最少要挂上300个布条，若每个布条要价20令吉，书展的成本就平白多出6000令吉。我们作为小书商没本事挂这么多，但减掉一半还是要两三千令吉的布条宣传费。同一时间又还是需要继续在报纸登广告，而且网络宣传也不见效，导致宣传成本越来越高。”
他续称，除了时代的挑战，他也直接面对学校和同业的内部竞争。一方面校方要求抽取更高的佣金，另一方面则面对同业蓄意打对台，同一时间举行大型书展，更以贱价抛书，形成恶性竞争。
不停想象新的经营模式
无论如何，结束跑书展的日子后，廖永立不改实验精神，反而更专注在怡保耕耘，并陆陆续续办了五脚基有机生活市集、坝罗书节等集结手作、文艺、有机生活产品及书籍的活动，滋养了怡保的文化圈子。
他表示，由于文艺活动受落，他那时只要开口问到，不少住在雪隆地区的手作人都愿意开车上来摆摊，当中部分还是道地怡保人，想的也是为家乡注入多一些文艺元素。
对于这些活动，廖永立得出一个有点搞笑又有点心酸的结论：“办不是以书为主体的活动，卖出的书反而更多”。
“不过这些做法长远而论还是不行，毕竟我们不可能天天办市集。所以当我们没往外跑的时候，就得想象新的经营模式，看看如何与书籍配搭。”
2018年，在朋友招揽下，学乐书苑在槟城“开枝散叶”。根据廖永立，他与五名友人联手在槟城土库街的Mano Plus文创生活馆里面，设立了“土库书酷”（Buku-buku）独立书库，并由廖永立本身负责早期的配书。
“那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我时间有限，无法经常北上槟城，所以只是负责早期的供应和选书，其他事情都是他们负责打理。”
延伸阅读：瘟疫中的文化空间续存：独立书店还好吗？
把存书化整为零
那时，廖永立的心思开始放在中部的发展，目光重新聚焦在雪隆。为了孩子教育，他举家迁往雪兰莪万挠定居，同一时间也想在吉隆坡为书店寻找更好的出路。
“购书力目前依然很集中在雪隆一带，我们外围书店要有出路，还是需要依赖吉隆坡书店一起出力。毕竟，一间独立书店的购书量有限，但国外运输费却是固定的。好比如从台湾进口书籍，不管你入手多少箱书籍，运输费都是维持在八九百令吉。所以若有书店可以一起合作进书，运输费用那里就能大大减低。”
不过，疫情压垮的不仅是学乐书苑，也导致廖永立另一个在吉隆坡的扩展计划被迫搁置，而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手头上存书。
“这两个月我会在门市清书。其次，我也会找不同的人谈谈，找找那些对书有兴趣的咖啡馆，看他们是否愿意让我寄放存书，只要有10间咖啡馆愿意，我就能清掉100箱书了。”
“此外，我还想找其他对书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坐下来构思和谈谈，看看能什么模式再出发。虽然我今年停下脚步，但我还是在思考和寻找再起的机会，我不是全身而退。即使我的书店关了，存书还是可以化整为零，例如把更多的书寄放在土库书酷、和一些书商谈，让他们买下我的书，类似这样的情况。”
由此可见，廖永立念兹在兹的，还是学乐书苑的未来。
坚持活动空间自主
回归学乐书苑本身，廖永立一开始就设定立场，不走一般书店的作业模式，主打不卖作业簿、不卖文具、不卖言情小说，反而融入绿色生活产品、文化、社运等等元素，并保留空间举行活动，形成独树一格，动态多元的文化空间。
书店风格亦如其网店名字：杂书店。简单的木架陈列书籍，右边的角落摆上有机蔬菜和生活产品，陈列方式随性开放，有着浓浓的生活触感。虽然没有精美室内设计，亦不适合闲逛扮文青，但若带上一份“寻宝精神”，爱书人肯定会在书堆里找到心头好。
至于廖永立，比起书店老板的身份，他更像是一名具有强烈实验精神的农夫，不断投入和实践自己的所喜所爱，退居在二线城市耕耘着文化和知识的土壤。加上他过去参与烈火莫熄运动的经验，让学乐书苑成为怡保过去十五载以来散播知识、文化和公民及社会运动的重要据点。
廖永立忆述，在学乐书苑进行过的活动不计其数，横跨亲子教育、文艺歌唱、哲学历史等等，但他个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都是与政治和社运相关的活动。
他表示，自己体验过场地受到组织立场限制，而拒绝举办特定活动的经验，因此坚持设立学乐书苑之时，举办活动的原则是必须要开放不设限，欢迎各方人士说理。
他以509大选前的政治氛围为例，说明霹雳大多数会馆抗拒举办有在野党人士参与的活动，一些则担忧抵触中国敏感的课题，就连当年的华教运动派系分裂，都会影响到当地组织租借场地的意愿。
“所以论空间方面，我深知自主空间的重要性，并尝试在当时相对保守的氛围下，推动相对自由的气氛，开拓社会里的舆论空间。”
廖永立随后念出了几个名字，坦言这些人士要在一般场合办活动不容易。除了香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通过网上连线，香港政治哲学学者周保松、本地社运画家法米惹扎、祖纳等人都曾到访学乐书苑，担任主讲人。
“法米来办讲座的时期，警方打压得很厉害。我记得那时活动都是通过内部宣传进行，要是给警方知道，活动就会直接被封锁了。”
他笑了笑说，政治部警察过去也常列席学乐书苑的活动，观察活动内容，后来察觉没什么威胁，久而久之大家也成了朋友。
“后期办活动时他们都没来了，有时只是打个电话问我，‘阿廖，有多少出席者？’，哈哈哈。”
阅读动力来自家庭
作为长期投入书业和观察阅读文化的人，廖永立直言，本地阅读气氛十分低落，但自己作为书店业者，只能扮演阅读配套中的重要一环，阅读的动力很大程度还是依赖家庭因素。
“要怎样推动阅读？这不是一个可以吩咐的事情，更不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通过影响、分享（才能激起阅读的欲望）不能靠命令去做的。独立的一家书店力量不大，只能成为阅读中的一个重要配套，无法是阅读风气的主角，因为动力来自于家里（养成的习惯）。”
“孩子是否喜欢阅读，也要看家长是否愿意常带孩子去书店，家里是否有书橱。这样能够养成孩子自己选书和看书的能力。而实体书店的空间，有助孩子学习选书，毕竟家里买不了全部的书。”
他满怀感慨，马来西亚图书馆和书店数量不多，教育者和政府也鲜少推动教科书以外的读物，自然阅读气氛低落。加上社交媒体成为主要资讯来源，即时新闻更是全面改变了人们接收资讯的速度，因此需要长时间的深度阅读刊物，往往更考验人们的耐性和阅读的意愿，也进而影响书店的业绩。
相信实体书还有生存时限
虽然书业前景实在不乐观，廖永立却乐观地以年纪为理由，烂漫地指出书店还有机会生存的可能。
“虽说电子刊物越来越盛行，但我还是最喜欢实体书，我觉得阅读实体书是最舒服自在的时期。或许可以说我是传统的过来人，但像我这年纪的还大有人在，我估算自己还有20年（生命），所以实体书的存在至少还是可以撑多20年，这做得到嘛，哈哈哈。”
廖永立说的亦或许是真实的。毕竟他在踏入书业前的那一年，一家书行的老板就曾警告他，“你还没踏进来的话就不要踏进来”。在前辈不看好的前提下，学乐书苑撑过了15年，谁又能否预测，现在短暂的休息能够再走得更远？
访谈尾声，他提起了今年8月重新开业的台北有河书店。
“台湾的有河书店之前也是关了（两年多），现在又开回了嘛。所以说，现在暂时退场只是为了止血。”
他笑了笑，眼里闪烁着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