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指疫情加剧性别不平，担忧女性撑不过风暴
【2021妇女节】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研究员美拉蒂指出，女性过去在家庭分工和劳动市场所面对的性别歧视问题，在2019冠病疫情下变得更为尖锐棘手，亟需政策制定者正视。
配合昨天的2021国际妇女节，美拉蒂（Melati Nungsari）在《当今大马》英文版撰文指出，2019冠病疫情爆发初期，许多政府单位、组织团体和领袖为了动员全社会抗疫，纷纷提出“同舟共济”、“共同进退”，或是“照顾好彼此”（Kita jaga kita ）等口号。
不过，她形容，事实状况并非如此。
【2021妇女节】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研究员美拉蒂指出，女性过去在家庭分工和劳动市场所面对的性别歧视问题，在2019冠病疫情下变得更为尖锐棘手，亟需政策制定者正视。
配合昨天的2021国际妇女节，美拉蒂（Melati Nungsari）在《当今大马》英文版撰文指出，2019冠病疫情爆发初期，许多政府单位、组织团体和领袖为了动员全社会抗疫，纷纷提出“同舟共济”、“共同进退”，或是“照顾好彼此”（Kita jaga kita ）等口号。
不过，她形容，事实状况并非如此。
她说，女性占大马人口约49%，遍布各行业和角色，包括医生护士、老师教授、清洁工人、客服人员、送餐送货员、飞机师、社区照顾者、厨师和多功能母亲。
尽管如此，她指出，即使是在疫情爆发前，职业女性就一直受到制度性的歧视，而处于经济弱势。
她说，疫情爆发后，女性的地位更为脆弱。
她说，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几乎三分一的职业女性从事服务和销售行业，占29%。
她指出，大部分受雇女性的行业都需要身体现身（physical presence），如酒店和餐饮业。
此外，她说，制度性歧视也导致女性主要在组织里担任底层工作。
“当经济萧条时，首当其冲的都是这类职业，致使许多女性失去生计。”
“从众多方面来看，这远大于‘失去收入’这么简单，它还意味着失去独立的地位。部分女性或许被迫在经济上依赖他人——也许是还有工作的家人、配偶和伙伴，才能支付各种账单。现在有的失业女性，其实是家庭的唯一挣钱养家的人或单亲妈妈。”
她指出，对许多女性而言，尽管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进步，但最令人失望的是，这是许多女性斩荆披棘，克服制度障碍，进入劳动市场辛劳工作后，所牺牲而来的成果。
“过去一年，那些保住工作的职业妇女必须应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主要是生产力明显下降。”
“生产力下降是许多因素所致，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工作量大幅提升。”
疫情下无偿劳动变尖锐
美拉蒂提醒，女性经常需要付出无限时间，担负起无偿的育儿和照顾工作，而这已是过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老掉牙问题。
不过，随着疫情爆发后，原本分担照顾工作的学校和托儿所被迫关闭，导致女性必须付出更多兼顾家庭，而加剧了性别分工不平等。
她以“邻居吉雅姨（Mak Cik Kiah）”为例，阐述职业妇女如何因为性别本身，而必须比男性承受更多负担。
“那个在路边摆摊卖美味椰浆饭的邻居吉雅姨，每天可能试着赚取50令吉、100令吉的收入，同时挂念着留在家中的孩子们。”
她指出，这种性别化负担（gendered burden）的现象，出现在各个阶级和教育程度的家庭里。易言之，即使在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也会出现性别分工不平等的问题。
“虽然，跟大多情况一样，低收入女性经常要比较富有的女性，承受更多磨难。”
“学校和托儿所关闭后，女性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时间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过去一年，学校和托儿所关闭，大大加剧了性别化负担。“
“过去在办公室工作的女性，突然发现自己同时要身兼多职，平衡工作与家庭需求，照顾孩子、监督孩子网课进度、做家务等等。“
她指出，数据显示，马来西亚首次落实限行令期间，女性的担子变重，精神压力也随之提高，同时还得照顾受疫情冲击的配偶家人。
例如，她说，吉雅叔失业后，吉雅姨就必须承受吉雅叔在家发脾气和烦躁的情绪。
根据美拉蒂，首阶段限行令期间，妇女援助组织（WAO）全国危机热线所接到的电话突然暴增60%。当人人都必须待在家里时，原本处在家暴关系的妇女，就必须长时间在家面对施暴者，处境更危险。
接着，她提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从去年年中开始，跟进和评估人民组屋（PPR）低收入户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前后长达9个月。之后，该基金会发布报告揭示，单亲妈妈的低收入家庭受到最大冲击，这些家庭的贫穷率正在飙升，从2020年9月的47%，飙升至同年12月的60%。
看不见未来的曙光
除了这些家庭的社会流动急速下滑，美拉蒂说，最令人难过的是，低收入家庭已失去希望，看不见未来的曙光。
“将近半数以女性为首的B40低收入家庭预测，他们的财务状况将会在未来6个月变糟。2020年9月，仅34%家庭这么悲观。”
她说，报告也指，将近一半的母亲，以及超过60%以女性为首的家庭，担忧自己无法抚养他们的孩子。
她指出，比起东盟周边国家，马来西亚的女性劳动率向来较低，仅得56%。越南在2016年就破70%，而泰国则约有60%。
她表示，在疫情不稳定和经济萧条下，中小型企业相继倒闭，失业率上升，导致女性更不易重返职场。
她称，虽然校园已经重开，但未来会否关闭，仍是个未知数，而这又为女性参与职场增添变数。结果，她们要么干脆不工作，要么非正式劳动。
零工经济：出路或陷阱？
“问题在于，非正式劳动是非常不牢靠的工作。在疫情期间，许多女性做起小生意，大部分与烹饪或烘培有关。这些工作并不容易，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完成，而且也是育儿外的额外负担。”
“试想想，吉雅姨需要平衡育儿和路边摊生意。”
美拉蒂提到，许多年轻大马人趁疫情期间，投入零工经济领域，在各种寄送服务平台，如Grab、FoodPanda和GoGet，负责载送餐饮。
她分析，虽然零工经济成为正式劳动市场的替代管道，让收入少开支多的女性，有另外赚钱糊口的管道；可是，这种经济模式却没有提供任何社会支援。
“没有退休福利、工时不定、没有雇主负担的私立医疗保险。”
“例如，英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定，Uber电子召车应该把旗下司机视为劳工，按一般员工比照，赋予他们所有员工福利。”
“零工经济可能会改变马来西亚的未来，但在员工福利方面，还没有发展到英国那个地步。”
她担忧，当女性从零工经济或非正式劳动中赚取更多收入时，她们可能会更不愿意追求更好和稳定的工作。
对美拉蒂而言，这看似是个人选择，但更可能是逼不得已，进而让劳动市场的女性参与率陷入呆滞，进一步落后于周边国家。
女性复原速度较缓慢
她形容，数个月后，疫情和经济可能会好转，许多“船只”会顺利冲过风浪，甚至慢慢靠岸，而平安无事。
“不过，许多女性的船只会否被迫继续行驶，而且大部分船只将卷入更恶劣的天气和风暴之中？”
“多少家庭可以从疫情中复原，这很难说。可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普遍而言，许多女性和以女性为主的家庭，她们的经济复原速度肯定会比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来得缓慢。”
“所以，我们要如何确保她们的船只可以安然完成这趟旅程？我们要如何确保她们未来可以度过下二、三波的风暴？”
四建议缓解性别不平等
最后，美拉蒂向政府提出四项建议，缓解疫情下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这包括：（一）提高女性为主的家庭的援助金；（二）失业女性的技术培训计划；（三）负责养家且需要照顾家属的女性应该优先获得疫苗接种；（四）加强所有人口的社会支援，尤其是零工经济和非正式经济的劳工。
她认为，在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问题悬而未决下，许多问题很难通过政策解决，但仍然无阻政府从小问题开始着手。
“在准备下一场疫情之前，我们需要创造出让每个女性，无论她们的脆弱程度，都有机会胜出的环境，”
她呼吁人们在度过这场风暴时，应该感谢女性为人们撑船，拿出实际行动支援她们度过难关；而这比我们在国际妇女节，穿上特定颜色的衣服，或是在社媒喊喊口号，来得有意义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