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非礼五次仅判监一年，维权人士忧阻吓力不足
吉兰丹一名男子4次性骚扰罪成之后，近期再因为非礼未成年女子遭监禁一年。惟性别权益组织及律师担忧法庭过于轻判，不足以阻吓惯犯。
资深律师陈丽燕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形容，这项裁决乃是“完全不恰当”的。她点出，法院依据《刑事程序法典》第183A条文，裁定被告有罪后，可以要求性骚扰幸存者做“受害人影响陈述书”（Victim Impact Statement）。
吉兰丹一名男子4次性骚扰罪成之后，近期再因为非礼未成年女子遭监禁一年。惟性别权益组织及律师担忧法庭过于轻判，不足以阻吓惯犯。
资深律师陈丽燕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形容，这项裁决乃是“完全不恰当”的。她点出，法院依据《刑事程序法典》第183A条文，裁定被告有罪后，可以要求性骚扰幸存者做“受害人影响陈述书”（Victim Impact Statement）。
受害人影响陈述书有助法官评估犯罪的严重程度。她解释，如果没有这个步骤，法院则只会听取被告的减轻刑罚请求。
“那么，幸存者所承受的那些阴影怎么样呢？即便被告罪成之后，这些阴影还会持续伴随多年。”
“显然，犯罪者并没有悔过。
3月31日，52岁的被告在哥打巴鲁推事庭认罪，承认非礼路过的少女。这是他第五次犯下性骚扰罪行。
轻判难以杜绝惯犯
前副检察司兼执业律师钟盈欣则表示，法院的判刑应当反映犯罪行为的轻重。
她受访时表示，被告已有4次非礼罪成记录，如今再犯而判刑一年监禁，确实引人质疑。
她续称，性暴力和性骚扰日益猖獗，这类案件的裁决有必要达成阻吓效应。
“大部分性骚扰加害人犯案，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脱身。法院应当向社会发出清楚讯息，即性侵害是完全不容接受的行为。”
她续称，即便被告认罪，但由于已是多次累犯，因此不该予以考虑轻判。
犯案男子名叫安然阿都拉（Amran Abdullah）。今年3月25日，他骑着摩托，将走在路上的受害者拉到一旁，并问受害者是否要跟他结婚。有汽车经过时他旋即骑车离去，但不久后回到现场，并触摸受害者的臀部。
制订衡量刑罚指南
钟盈欣指出，由于案件有闭路电视的影片为铁证，且影片也在网络广传，总检察署应上诉高庭，以检讨地庭的裁决。
由于外界恣意批评法院刑罚可能有违司法独立，她认为，马来西亚可效仿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量刑委员会”（Sentencing Council for England and Wales），为法院及刑案专员规划一套裁定刑罚的量刑指南。
她也补充，这样的量刑委员会也有助公众理解裁决。
犯案者存侥幸心理
妇女行动组织（AWAM）的陈祺旭（Jernell Tan Chia Ee ）受访时则表示，法院裁定被告监禁一年并未考量被告是累犯。
“一年监禁实在很难阻吓加害人停止这种性骚扰罪行，尤其是他已经累犯同一种罪行。”
她认为，即便被告要求减刑，这项裁决仍无法为幸存者伸张正义，因为受害人心理和精神都已遭受损害。
陈祺旭也同样认为，当加害人知道能够轻易脱身，这样的法律就无法阻吓加害人停止骚扰他人。
亦须着眼改造治疗
另一边厢，妇女援助组织（WAO）的培力总监莫莉莎（Melissa Mohd Akhir）则提醒，处理性暴力加害人不能仅关注监禁惩罚，也应该研究改造治疗的途径，杜绝他们再犯。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其行为，我们必须研究其他方案，例如改造治疗。”
“刑事程序法典规定，（政府机构）可为囚犯提供改造措施。”
“我们也希望看到，那些罪成但没有坐牢，例如只是罚款或已完成监禁刑期的人，可以获得改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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