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佣追讨12年欠薪，雇主反告未提前通知离职
一名印尼女佣从雪兰莪八打灵哥打白沙罗的雇主家逃离，并控诉雇主在过去12年分毫未付。不料，她雇主反而告她“离职前“没有给予14天通知，并要求赔偿。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女佣在逃离的同一天，到驻吉隆坡的印尼大使馆寻求庇护。
过去，她每天为富有且享有“丹斯里”头衔的雇主工作18小时。
印尼大使馆发言人说，他们已通过律师发出律师信给雇主，要求索回欠薪，总额10万6000令吉。
不料，雇主的儿子反而向劳工局申诉，该名女佣并未在离职前14天，提交终止合约通知，因此要求赔偿。
一名印尼女佣从雪兰莪八打灵哥打白沙罗的雇主家逃离，并控诉雇主在过去12年分毫未付。不料，雇主反而告她“离职前“没有给予14天通知，并要求赔偿。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女佣在逃离的同一天，到驻吉隆坡的印尼大使馆寻求庇护。
过去，她每天为富有且享有“丹斯里”头衔的雇主工作18小时。
印尼大使馆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发出律师信给雇主，要求索回欠薪，总额10万6000令吉。
不料，雇主的儿子反而向劳工局申诉，该名女佣并未在离职前14天通知终止合约，因此要求赔偿。
根据发言人，这笔赔偿金估计按女佣的薪资与14个工作天计算，相等于500令吉。
他补充，过去三年共有3名女佣为涉事雇主工作，而该名女佣是服务最久的一位。
基于法律因素，印尼大使馆与该女佣暂不透露雇主姓名。
持续遭雇主责备
涉事女佣来自印尼东爪哇的玛琅市（Malang），今年43岁，身体娇小，不到1.5米。过去12年，她不断忍受雇主责备，身体长期陷入疲劳。有次，她不小心拿错药片时，甚至遭雇主掌掴。
“我每天早上清晨5点起床，没吃早餐就开始工作。因为我必须在女主人起床前，把一些家事做好。她是很早起床的人，如果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就会挨骂。”
“我要等到她睡着了才能去睡，那通常是半夜了。”
她补充，斋戒月期间，她得在清晨4点起床做事。
她说，雇主不准她拥有电话，在工作整整两年后，她才第一次有机会，用借来的电话，跟家里报平安。
她轻声细语地叙述，自己鲜少有私人时间或休息时间。首7年，她一个人得照顾6个大人、两个婴儿，还有打理5个房间。直到有一天，她要求返乡并索回欠薪。
“他们叫我先等人来替补。2016年，另一工人来报到时，我每次都要求索取薪资和回家，但每次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2019年，那个原本来替补我的人逃走了，同一年就有另一人来顶替。”
”我从来都不敢逃走，因为我害怕被执法当局抓……可是，当第二个来替补的人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她有全盘的计划。“
那一天下午，她趁雇主在电视机前午睡时，拎着自己的包包和两个黑色垃圾袋，从雇主家后门溜走。
在大使馆的庇护下，她终于再联络上父母。家人劝她立即回家，但她并不想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
她的家人知道女儿一直没有领到薪资，非常担心她的处境。以前，她为另一雇主打工时，都会定期寄钱回家，一直到涉事雇主家工作。
皆是富有雇主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大使馆成功为另外两个顶替的女佣，向涉事雇主索讨回欠薪。
大使馆发言人也提到，他们过去历经不同阶段的调解和民事诉讼，替另外四名女佣向雇主索回逾5年的欠薪。
他分析，这些欠薪雇主的共同点是全是富有家庭，理应有能力按大马最低薪资标准，即每月1200令吉付薪。
除了上述案件外，他续称，印尼大使馆另外还有处理四宗欠薪案。这四名女佣来自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East Nusa Tenggara）和爪哇，遭雇主拖欠薪资不超过5年。
“欠薪数额从5年5万7000令吉至20万不等。”
他表示，其中一名女佣被迫同时在商人的住家和工作场所工作，长达9年。
他感叹地说，这些女佣之前在霹雳和吉兰丹工作，不惜千里迢迢逃来大使馆寻求庇护。
他解释，劳工局限定欠薪索取申请不得超过6年，因此大使馆决定入禀民事诉讼。
法律存有漏洞
移工关怀组织（Migrant Care）大马代表王卿荣（Alex Ong，下图）说明，马来西亚共有13条相关法律，赋予人力资源部底下的劳工局和其他部门执法。
尽管如此，他说，《1955年雇佣法令》却出现漏洞，让雇主得以少付欠薪。
他点出，本地劳工法令让人误以为可以索回全额欠款，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解释，法律只要求雇主保留最多6年的雇佣相关记录，所以一旦没有记录，劳工法庭就无法处理处理索赔。
他指出，雇佣法令第59条文阐明“休假”事宜，而第61条文则规定雇主有责任保存不超过6年的记录，方便查核。
“这个漏洞让雇主可以逃避付薪。在部分案例中，一半是家庭帮佣移工的欠薪。”
“你不会在其他领域看到家佣这样的案例，可以遭人欠薪多年。尤其，这些家佣是移工，而她们的雇佣性质，是工作与休息时间都束缚在同一空间。”
“成千上万来自印尼、柬埔寨和部分菲律宾的脆弱女性，在身无分文下离开马来西亚。当离开囚狱般的工作时，她们通常都是无证移工。因为雇主不愿意帮她们更新工作证，这样才能继续困住她们。”
大马职工总会（MTUC）助力秘书索玛荪德兰（K Somasundram）指出，如果雇主宣称自己没有欠薪，那应该负担起举证责任。
他同意现有劳工法令无法有效处理欠薪问题。他说，当劳工宣称自己遭欠薪多年而且需要追讨时，他们通常都无法出示欠薪证明。
争取欠薪与尊严
另一方面，妇女力量（Tenaganita）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受访时提醒，上述提到遭雇主掌掴的家庭帮佣，实际上是遭遇到极端的暴力、精神虐待和肢体暴力。
她说，大使馆帮助过无数的家庭帮佣争取尊严和索取赔偿，令人感到欣慰。
她提到，基于案件与死因备受关注，已故阿德丽娜（Adelina Lisao）可能是唯一成功索回欠薪的无证移工。
阿德丽娜来自东努沙登加拉省，生前在槟城大山脚当帮佣，遭到雇主虐待。2018年2月，她因为多个器官衰竭，而在大山脚医院逝世。
阿德丽娜死后，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馆代表透露，他们发现她是人口贩卖集团的受害者。
直至2019年，劳工局自动驳回无证移工提出的任何索偿申请，但雪州沙亚南高庭却作出标志性的裁决，扭转这个局面。
当时的承审法官是阿兹莎（Azizah Nawawi）裁示，劳工局过早审核移工工作证的有效与否，而不是先确认劳资关系是否存在。因此，她下令劳工法庭全面审理劳工的欠薪申诉。
须肯定家佣是工作
葛若琳（下图）提到，家庭帮佣经常会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和虐待。妇女力量在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一共拯救了超过220名家庭帮佣，同时录得超过3025宗雇主、中介和其他利害关系者的侵权事件。
“劳工法令看起来不错，但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仍然无法保护家庭帮佣。她们经常陷入强迫劳动，沦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为何没有看到拖欠薪资多年、雇主没有更新执照、强迫劳工在多处工作，都是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元素？”
她直指，法律管道也是阻碍移工要求平反的歧视来源。
她强调，虽然政府今年错失机会修正雇佣法令中的“仆人”（servants）字眼，但人资部长还是可以下令移除法令第一列表的歧视条款，避免法令否定家庭帮佣的工作时数和每周一休的权利。
她指出，这些都是进一步迫使家庭帮佣沦为强迫劳动的因素。
但她欣慰的是，有关强迫劳动的国家行动草案意识到家庭帮佣是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对象，主张要修订劳工法令处理这些问题。
”不过，我们如果不正面承认家庭帮佣是一种工作，这将会进一步深化‘家是私人领域，外人不得介入’的概念。“
“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一旦大马家庭雇佣某人在家工作，他们的家就是工作场所，必须受到政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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