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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学家转战新闻现场：刘耀华的执著与抽离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钢骨森林中，环境媒体《Macaranga》的共同创办人刘耀华自嘲自己是个“cityboy”（城市长大的男孩）。不过他自豪地说，小学时就跟着父母到国家公园和肯逸湖露营，比同龄人更早体验到被水蛭叮咬，也更早对生态环境感兴趣。
6岁那年，刘耀华的家人迁入雪兰莪州白沙罗镇一间有后院的排屋，院子里种满花草与果树，成为他开始对生态环境萌生兴趣的起点。
年幼的刘耀华与妹妹经常在院子打发时间与玩乐。他对院子里的昆虫充满好奇，盯着蚂蚁如何爬出蚁穴、搬运沙子，然后在蚁穴旁筑起沙墙。这些现象让刘耀华深深着迷。
“小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它们在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自己猜想它们在抵御敌人，因为院子里面有不同的蚂蚁群。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蚂蚁打仗是非常有趣的，我就完全着迷在里面。”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从小生长在城市的钢骨森林中，环境媒体《Macaranga》的共同创办人刘耀华自嘲自己是个“cityboy”（城市长大的男孩）。不过他自豪地说，小学时就跟着父母到国家公园和肯逸湖露营，比同龄人更早体验到被水蛭叮咬，也更早对生态环境感兴趣。
6岁那年，刘耀华的家人迁入雪兰莪州白沙罗镇一间有后院的排屋，院子里种满花草与果树，成为他开始对生态环境萌生兴趣的起点。
年幼的刘耀华与妹妹经常在院子打发时间与玩乐。他对院子里的昆虫充满好奇，盯着蚂蚁如何爬出蚁穴、搬运沙子，然后在蚁穴旁筑起沙墙。这些现象让刘耀华深深着迷。
“小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它们在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自己猜想它们在抵御敌人，因为院子里面有不同的蚂蚁群。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蚂蚁打仗是非常有趣的，我就完全着迷在里面。”
后来，刘耀华发现每逢下雨前，“蚂蚁筑墙”的现象就会出现。之后透过电视上播放的纪录片，以及图书馆的科学类书籍，年幼的他终于找到解答：蚂蚁要避免雨水淹入蚁穴。
这位个子瘦削、肤色黝黑的男子脸上总是挂着满满的笑容，言谈中时不时冒出几句“哇老”，来表达他的惊叹；仿佛可以想见，33年前这个小男孩在院子里有了什么新发现后，会兴奋地跑到厨房告诉母亲的模样。
显微镜下的昆虫世界
从吉隆坡中华独中毕业后，刘耀华飞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修读生态学本科学位。他原本对昆虫研究并不感兴趣，反而是受到《国家地理》纪录片影响，向往到非洲研究黑豹或狮子，这些“会直接与人用眼神交流的大型哺乳类动物”。
直到有一次，他在大学实验室工作，透过显微镜观察蚂蚁，从此对它们改观。“一放大来看之后，哇，我对它们的整个世界都改观了。原来蚂蚁身上有非常多细节是肉眼看不到的，它的腰有很多角、它的两只大眼睛中间有三个小眼。”
认识到蚂蚁的复杂，刘耀华形容自己从此“打开新世界”，之后才会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
这种细腻、微观的观察方式，在刘耀华攻读博士时再次发挥作用。
当时，美国许多州属的棉花田内会培育与施放大眼虫（俗称big-eyed bug，学名Geocoris）来抑制田里的害虫。不过，这个做法始终不见成效，不只害虫数量不减，大眼虫数量也没有增加。
刘耀华在读博士时，从农田里收集了许多大眼虫，放到实验室里的桶去养。令他感到疑惑的是，即使拥有足够的食物，这些大眼虫还是会吃掉自己的卵子。
刘耀华反复实验与观察，最终得出突破并发现：母虫若发现其他母虫出现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就会把自己30%的卵子吃掉。
而他的假设是：大眼虫无法辨认自己的卵子，其他母虫的出现意味着周围的卵子可能并非自己所生。为了确保自己的后代生存机率更高，母虫宁可毁掉一些卵子。
刘耀华说，科学家以进化论为主要依据，去提出种种假设，并且观察、收集数据，来支持或推翻自己的假设。
“整个过程是非常细腻与依循理性的，有个研究程序，然后谁都可以跟着你的做法得到相似结果。”
从科学家到科学记者
刘耀华博士毕业后，回到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昆虫系任教。不久后，他深感校园学术风气差，研究计划面对各种限制与阻碍，让他自觉在本地大学从事科研的前景渺茫，于是决定另谋出路。
他形容，当时的自己在研究道路上“很孤单”，在大学里找不到同伴。
刘耀华也思索，科学教育不一定局限在大学校园内，于是他开始投稿给科普杂志，要在大众与学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政府常说每年要出产多少个科学博士，然后很引以为傲。我当时就想，马来西亚可能不缺科学家，缺的是科学家与大众的桥梁。”
“我可能可以做这个桥梁，那个工作就是科普人员（Science Communicator）。”
回国第三年，刘耀华毅然辞去高薪工作，成为专攻科学领域的自由记者，随后更在2019年与伙伴黄秀玲创办环境媒体《Macaranga》。
刘耀华与黄秀玲在2019年创办《Macaranga》后，在吉隆坡出席研讨会。
从科学家到科学记者，刘耀华认为两者秉持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假设、观察、搜证支持或推翻假设。
“对记者来说，重要的是检视自己做的种种假设。虽然有这些假设，不过最后还是要跟着数据、证据去走。”
这种细腻观察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在刘耀华的报导中。
为了调查柔佛丰盛港三板头（Jemaluang）与丁加洛（Tenggaroh）森林保留地发展后的经济影响，刘耀华决定采访当地的板厂与伐木业者。
当时，刚好碰到限行令，他不能跨州到丰盛港寻访这些业者，尝试拨电也不果；最终，他只好用谷歌地图的街景功能，从三板头一路“走”到哥打丁宜（Kota Tinggi），全程长达约20公里。
“我用谷歌地图的街景一路走。我做了两件事，一记录板厂招牌上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其次是记录野生动物出没的路牌。”
这篇调查报导后来荣获2021年赛扎哈里（Said Zahari）青年记者奖。刘耀华今年3月中以入围者的身份，在线上讲座上如是分享自己的采访历程。
后来，刘耀华顺利找到多名伐木业者。他们申诉，在当地经营伐木业20多载，柔佛州森林局2020年忽然撤销他们的伐木执照，迫使他们向两家公司取货，其中一家是王室官联公司。
他发现，由于木桐供应商变少，柔佛州的木桐价格也飙涨。
宛如在实验室研究昆虫
在实验室里观察昆虫时，刘耀华会确保昆虫不受外部干扰，并且细致地把研究方法记录下来，供他人检视。
离开实验室后，在采访线上的刘耀华并没有摒弃这套研究方法。他总设想着眼前的受访者是否怀有自身议程，企图操控或利用记者。
撰写报导时，刘耀华仿佛回到实验室写研究论文一般，不只要记下观察与结论，也要在文中交待访问方式与背景。
“（作为科学家与记者）考量的事情是一样的。当记者时，我们要非常诚实地记录，至少要让读者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访问、在哪里访问、有没有接受他的午餐、受访者的背景。”
“这些都要写进去，然后让读者去决定要不要相信你。”
去年，刘耀华为了调查吉兰丹森林垦殖地的课题，访问丹州森林局以及当地伐木业者。伐木业者请他吃了一盘炒面，森林局则请他与其他官员一起进餐。
刘耀华再三推辞，但眼看“再推辞下去，对方就要翻脸了”，他只好接受邀约，但仍当场跟对方声明：“平时我是不会接受的，但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会吃，我也不会受惠于你”。
文章刊登时，他还在文末写道：“记者采访期间，（伐木业者）谢明福（Sia Beng Hock，音译）与（森林局局长）阿都卡林（Abdul Khalim Abu Samah）分别招待记者午餐，记者尝试自付膳食费，但遭拒绝。”
这种看似几乎不近人情的坚持，就连他的编辑黄秀玲都直呼“太芝麻绿豆，没必要写进文里”。但对刘耀华而言，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收下了一些好处”，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在文中向读者说明，借此与受访者保持距离。
刘耀华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议程。因此，即使到访原住民村，他也会预先自行准备物资，才进入村子。
“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议程，做记者这方面也是比较辛苦。”
“就算是原住民，他们也有自己的议程，所以我不能是他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不能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
“但至少，我访问一些政府部门时，他们问我‘你到底是为谁而做报导？你是在为NGO报导，还是政府报导？’”
“我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不站在任何人的阵线，我是在做很客观的报导，你讲什么我照报导，你不讲我就无法报导。”
对于一些记者而言，报导新闻议题时，要对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有所警觉，有意识地杠杆不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权力与资讯不对等。
然而，刘耀华却认为，媒体的权威来自超然的客观独立。因此，他坚守在实验室里的原则：访问与报导时，摒除任何外力介入，确保可以取得最客观的结论，趋近事实真相，这样才能确立自己身为媒体人可靠可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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