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骚扰法廿年未能通过，论者归咎欠缺政治意志
妇女行动组织（AWAM）项目执行员郭丽莲（音译，Lilian Kok）指出，性骚扰经常为人所误解，以为它只是女性的议题。
反性骚扰法自首次起草至今已20年，却迟迟仍未获国会通过。妇女组织认为，从政者欠缺政治意志是法案延宕的罪魁祸首。
妇女行动组织（AWAM）项目执行员郭丽莲（音译，Lilian Kok）指出，性骚扰经常为人所误解，以为它只是女性的议题。
“国内政府人物没有兴趣解决女性的课题。”
“就政策层面，人们只是关心攸关重大公共利益的课题。”
“过去的一二十年，人们一直把（这个课题）视为女性课题，但庆幸的是，这种想法在过去5年有所改变。”
她解释，转变主要源自更多的性骚扰课题讨论，而民众开始发现性骚扰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
另外，她指出，前朝希盟政府重视性骚扰的课题，把它纳入国家议程，积极推动反骚扰法。
郭丽莲进一步说明，虽然性骚扰法案得以在2021年12月提呈国会，但目前的法案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亟待修正。
郭丽莲本周二在《男孩俱乐部》纪录片播映的讨论会上发言时，如是评论。《男孩俱乐部》由曾忆雯导制，讲述职场性骚扰问题。
通过对话来推广议题
另外，Speakup Malaysia组织代表艾米丽亚（Emilia Shariff）建议通过把男性纳入对话，可使反性骚扰突破“女性课题”框限，成为国家课题。
“这不只涉及你的女儿，也包括你的儿子。我们必须在对话时把男性也纳入，否则课题将无法拓展。”
无论如何，艾米丽亚认为，除了立法，整体社会也可以更妥善地处理性骚扰案件，同时保护受害者。
公司应设定投诉机制
艾米丽亚说明，可以改善的地方包括在工作场所设立应对性骚扰案的机制，提供有效的举报管道。
“许多组织通常都设有正式或非正式的投诉管道，而非正式管道就是，事情还可调解时，向直属领导投诉。“
”但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个过程会有许多的难关。人们总说，受害者或旁观者必须说出来，但只是说出来是不够的。“
”当你叫你的员工说出来，你是否有机制来处理这些投诉？“
她进一步说明，一旦员工投诉，上司或部门领导必须调查指控。
”一旦（调查）完成，必须要有议决，而这不表示一定是要对投诉者有利的决定。“
法案目前仅通过一读
2018年8月，前朝希盟政府宣布开始拟定性骚扰法案，并计划要在2020年3月份向国会提呈性骚扰法案，但法案来不及在3月提呈国会，希盟就在2月底喜来登政变中垮台。
去年12月15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终在国会提呈2021年性骚扰法案一读，而新法案内容包括了设立性骚扰仲裁庭。
不过，58个公民组织与34位公民隔天即发布联合文告，批评政府出台的法案达不到上述标准，仅仅是设立仲裁庭来解决性骚扰课题。
他们认为，现有法律不足以应对发生于网络、公共场合、机构（包括教育机构）的性骚扰案件，政府在立法前应仔细研究，拟定一个“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法案。
他们认为，现有法案有三个问题需要改进：性骚扰定义必须全面、仲裁庭须保护幸存者、明确规定各机构防范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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