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宗涉及未成年人的轮奸和法定强奸案令全国震惊,也让生殖健康教育课题显得更加迫切。惟专家表示,“性教育会腐化儿童”的观念,仍是倡导团体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针对相关案件引发公众的强烈愤慨和疾呼更严厉惩处施暴者,专家警告,民愤往往集中于报复和惩罚上,却忽视应从根源解决问题。

其中包括社会对性教育的长期污名化、对“同意”的缺乏认知,以及社会普遍不愿与青少年进行公开,且符合年龄的性健康与界限讨论。

青年性别倡议组织“Pocket of Pink”(Pop)的苏雅莎(Suyasha Srii Sukendran)指出,污名与文化上的羞耻感依然笼罩着这个话题。

“由于任何与性相关的问题往往被视为不恰当……因此青少年害怕,如果他们向他人尤其是父母求助或询问,他们会面对评断。”

研究显示,这种沉默本身是有害的。卫生部在2022年全国健康与疾病调查中发现,许多马来西亚青少年在14 岁之前就已发生性行为。

更令人担忧的是,88%受访的性活跃青少年承认,他们在性行为中没有使用安全套或避孕措施。

尽管有这些数据,青少年的生殖健康与性教育在社会中仍属禁忌。官方数据显示,从2023年1月至今年3月,全国共录得6144宗青少年怀孕案例。

今年8月13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诺莱妮(Noraini Ahmad)在国会表示,贫困、教育机会不足及就业匮乏,都加剧了青少年的脆弱处境。

苏雅莎点出,在像马来西亚这样保守的社会,父母常把性健康视为道德议题,而非一种医疗权利,这也使年轻人难以获得保密且安全的医疗服务。

因污名化而惧于求助

马来西亚生殖健康协会联盟(FRHAM)署理主席安努亚(Annuar Hussein)指出,社会的污名化往往让年轻怀孕女性不敢寻求医疗协助,从而让她们面临不安全或非法堕胎的风险。

他补充说,许多青少年也因担心法律后果,而不敢寻求专业医疗照护。

例如在马来西亚法律下,未满16岁的青少年之间即使是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也仍被视为法定强奸。

因此,许多年轻女孩害怕她们的男伴侣,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那一方,会因此面对刑事指控。

此外,法律也要求医务人员将涉及未满18岁女孩的怀孕个案,通报政府的儿童保护机构。

马来西亚的儿童保护服务是依据《2001年儿童法令》运作,由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监管。

安努亚认为,这等于让保密机制形同虚设,也进一步加深这些年轻母亲的羞耻感与不愿求助的心理。

“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儿童保护机构甚至有权将怀孕的未成年少女从家中带走,安置到安全屋里。”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担心未婚怀孕的少女可能会遭到家人的虐待。”

然而,许多被安置在庇护中心的少女不仅被家人和社区排斥,也往往是性暴力或身体暴力的受害者。在某些个案中,这些少女甚至是因乱伦而怀孕。

贫困与边缘化的循环

尽管政府设有安全屋,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机构对年轻母亲在继续求学,或重新融入社会方面的支持仍然不足。

这让许多人陷入贫困的循环中,被迫独自抚养孩子。

此外,安努亚强调,许多青少年怀孕案例由于恐惧与社会污名,而未被通报。

这些未被揭露的个案往往后果不明,可能涉及非法堕胎、未受监管的收养,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遗弃婴儿、杀婴甚至人口贩运。

他说,每一到两个被通报的青少年怀孕案例背后,可能还有同样数量的未被通报个案。

连医护人员也带偏见

大马生育权倡导联盟(RRAAM)成员娜迪拉(Nadirah Babji)同意,官方统计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即便在医疗体系内,污名化依然存在。

“就连我,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医生,也常被其他医疗人员质疑和评判,因为我植入了避孕棒。即使我是因为医疗原因才使用它。”

“(既然连我都会被贴标签)那些未满18岁、想寻求帮助或指引的青少年,又会面临多大的社会污名?”她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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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欢迎政府计划在2027年前推出新的性教育模块:“社交与生殖健康教育”(PEERS),但强调不能只停留在“禁欲”导向的教育模式。

“光是告诉人们要戴避孕套,或要使用这个那个,是不够的。”

“同时,我们却没有去探讨,青少年是否真的容易获得这些避孕方式。”

连医护人员也带偏见

纳迪拉也呼吁,采用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式,鼓励未成年女性和性暴力受害者主动寻求援助。

她指出,虽然许多政府医院设有多部门,包括警方合作的一站式危机中心,但由于程序繁琐、法律障碍重重,许多受害者选择避开这些官方管道。

RRAAM与FRHAM皆告诉《当今大马》,他们尚未被邀请参与PEERS模块的咨询过程,但很乐意贡献专业意见。

“这套模块确实非常必要。作为医疗从业者,我也希望政府能让卫生部与教育部以外的专业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例如青年组织与生育权倡导团体提供他们的洞见。”

苏雅莎则警告,家长与教师的污名化与回避,往往助长网络上的错误信息。

“在Pop,我们出版了一本书,用艺术和漫画的方式教育年仅八岁的孩子。”

“我们教他们了解‘同意’、身体安全与界限。偶尔也因此被怀疑,认为我们太早让孩子接触这些主题。”

“所以我们专注在‘好触碰’与‘坏触碰’这样的概念,教导孩子尊重自己的身体。只是很多学校的家长经常感到犹豫,担心这会诱发不当行为。”

拥有近30年妇产科医生经验的安努亚说,自己处理青少年怀孕个案的经历显示,围绕性与生殖健康的污名与认知不足,并非青少年独有的问题,而是存在于大马的所有年龄层与收入群体。

“归根结底,我认为许多问题都源自未获得适当的性教育,以及缺乏避孕资源。”

“我不是主张要到处派发避孕药给年轻人,不是那样。但我们必须教育他们有关安全性行为、避孕、怀孕,以及生殖健康的其他层面。”

弃婴数据未反映现实

虽然警方数据显示弃婴案件略有下降,从2023年1月至9月的96宗,降至去年同期的75宗,但孤儿关怀基金会(OrphanCare Foundation)信理员诺艾莎(Nor Aishah Osman)警告,这些数字未必能真实反映情况。

她指出,通报数目下降的原因,也可能是分类方式或公众关注度的改变,而非案件真正减少。

她告诉《当今大马》,官方数据往往比她们在第一线看到的情况更为乐观。

“这些数据其实不太可靠。我的意思是,有些案件根本没被通报,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通常,平均大约每年有100宗左右,但实际上还有更多没被记录的案件。”

与安努亚一样,诺艾莎也强调,经济困难与贫困,已成为弃婴案件背后越来越常见的原因。

当家庭还得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时,情况将更为艰难,因为他们的治疗和康复费用往往是沉重负担。

不过,她补充说,若孩子来自较具影响力、思想较开明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收入背景在这里起了作用,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

尽管如此,诺艾莎补充说,对未婚母亲的污名化也延伸至职业女性。

“我们这里接收过最年轻的母亲只有16岁,最年长的则是40岁,其中有60%的母亲年龄介于20至25岁之间。”

防止遗弃的应对措施

诺艾莎指出,许多年轻母亲在接受辅导后会选择让孩子被收养,而有些则决定亲自抚养孩子。

孤儿关爱基金会的收养制度属于“半开放式”,让生母可以从现有的候选人档案中挑选合适的养父母,并在指导下维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保障孩子的情感健康与家庭结构的稳定。

“在我们处理的案例中,通过辅导后,约有70%母亲同意让孩子被收养,其余则在辅导后选择自己抚养孩子。”

孤儿关爱基金会也确保未来的养父母得到充分准备,并会安排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照顾有特殊需求或复杂背景的孩子,以避免再次发生遗弃问题。

“我们强制他们参加培训,让他们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明白收养一个孩子意味着要面对各种未知的情况,也必须清楚,即便经过再完善的教育,这个孩子终究不是他们的亲生子女。”

诺艾莎强调,社会应加强家庭支持与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为低收入或未婚母亲提供专门的产假援助。

她也呼吁从小推动性教育与生殖健康意识,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与责任。

诺艾莎最后强调,社会态度的改变至关重要,并呼吁公众以更富同理心、非批判的方式看待未婚母亲和儿童,为他们提供安全且有尊严的生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