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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加害者强奸罪未告知，女子斥警方办案草率渎职
49岁的单亲母亲罗惠雯在面子书发表多篇贴文，披露自己遭到暴力性侵，以及警方调查过程中给她带来的创伤，指控警方在办案时多有疏漏。
这起强奸案发生于6月9日，导致她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并失去工作。当时，她陪同前邻居前往加害者的办公室，却在当地遭软禁、下药与性侵。
罗惠雯（Loh Wai Mun，译音）这从事资讯科技业。她表示，案发时她痛不欲生，只能不断想着儿子让自己保持清醒。她强调，之所以顺从加害者，是因为担心自身与儿子的安全。
“我不后悔没有反抗，尤其后来从警方得知加害者有家庭暴力史。如果我当时反抗，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大危险。”
49岁的单亲母亲罗惠雯在面子书发表多篇贴文，披露自己遭到暴力性侵，以及警方调查过程中给她带来的创伤，指控警方在办案时多有疏漏。
这起强奸案发生于6月9日，导致她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并失去工作。当时，她陪同前邻居前往加害者的办公室，却在当地遭软禁、下药与性侵。
罗惠雯（Loh Wai Mun，译音）这从事资讯科技业。她表示，案发时她痛不欲生，只能不断想着儿子让自己保持清醒。她强调，之所以顺从加害者，是因为担心自身与儿子的安全。
“我不后悔没有反抗，尤其后来从警方得知加害者有家庭暴力史。如果我当时反抗，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大危险。”
在约三小时的“挟持”与多次侵害后，罗惠雯于6月10日凌晨3点前往雪州哥打白沙罗（Kota Damansara）警局报案。
然而，她声称，前台警员却不相信她，并指示她先回家洗澡，再回来会见调查官。
她也不满，警方未经通知便将案件从原本的女调查官转交给一名男调查官。重返案发现场时，她更觉警方态度冷淡、缺乏同理心。
她至今仍未获悉衣物法医鉴定和医疗检验报告，也不知警方是否对她提供的证据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
罪名降级却被蒙在鼓里
雪上加霜的是，她称加害者原定于6月26日在八打灵再也法庭根据《刑事法典》第376条被控强奸，却在她毫不知情下遭改控较轻罪名。
罗惠雯表示，她在11月14日从八打灵再也警方得知案件已结案。警方告知，加害者承认《刑事法典》第354条，即意图非礼而使用暴力罪。
这一更新还是在她两天之前去函警方，询问案件进度后才收到的消息。
实际上，检方早于10月6日修改控状，而法庭更于10月23日便裁定加害者罪成，并处以1万令吉的罚款。
根据《刑事法典》，第376条的强奸罪可判最高20年监禁并可能鞭刑；第354条最高可判10年监禁、罚款或鞭刑。
警方迟未通知关键进展，让她深感挫败。
罗惠雯告诉《当今大马》：“警方说两名证人就够了，还叫我‘不要增加他们的工作’。”
“调查官之前告诉我（加害者）已被提控，我以为这意味着证据充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罪名还会降低？”
警方要求移除控诉贴文
罗惠雯对加害者罪名降级深感失望，也担心自身安全问题。她曾在6月23日及9月17日报警，指加害者曾骑摩托车在她社区附近徘徊。
尽管警方从未更新报案状态，却有一名警官在11月19日致电，要求她删除点名加害者的面子书贴文。
“（该警官）说我这样做是错的，加害者若看到会对我采取法律行动。他还叫我去警局录供。”
“我问他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他没有回答，也再没联络我。”
寻求议员郭素沁介入
罗惠雯其后向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下图）求助。郭素沁于12月4日在国会特别会议上质询，为何加害者的罪名在未通知受害者的情况下被降级。
她也质问警方处理强奸案的标准作业程序（SOP）、证物保存方式、受害者保护机制，以及如何提升警方在性暴力案件中的敏感度、专业性及创伤应对能力。
虽然郭素沁在国会未点名，但她后来向《当今大马》证实，自己指的正是罗惠雯的案件。
在上述的国会特会上，内政部长正在新加坡，而副部长则在国会提呈法案，因此由交通部副部长哈斯比（Hasbi Habibollah）代读内政部的回应。
控罪降级以确保入罪
哈斯比指出，罪名降级是因为加害者向总检察署提出申诉。他强调，内政部严肃看待警方在性暴力案件中可能出现的办案疏忽或违规。
他表示，警方会依程序调查，并确保调查官接受相关培训。
“在刑事案件中，包括强奸案，会采用减轻或替代控状，以避免犯罪者因主要指控要件无法充分证明而逃脱责任。”
“在某些案件，例如强奸案，强奸要件难以证明，但仍可能有强而有力的证据显示发生了强迫性行为。”
因此，检方会提出替代控状，如猥亵或性侵犯，让法院可依据现有证据裁定罪成。
他强调，这并非淡化案件，而是确保提控成立，以符合公众利益。
哈斯比（下图）也表示，警方会依据“PEM”四阶段程序通知受害者案件进展，包括：PEM 1 启动调查、PEM 2 更新调查过程、PEM 3 告知调查决定或副检察官指示、PEM 4 通知结案。
坚持发声争取尊严安全
罗惠雯向《当今大马》表示，虽然感谢郭素沁协助，但内政部回应未能解答她的关键疑问，尤其哈斯比无法进一步说明。
“内政部的回应让我无语。纸面程序与现实完全不同，我的案件中根本没有任何PEM阶段落实。”
她强调，不会停止发声，希望其他女性能够从她的经历与挣扎中汲取教训。
“我想让大家知道，不要像我一样天真，以为执法与司法系统会尽责。”
“那是极其震撼的经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我不希望别人的女儿也经历我所经历的，那简直像活在地狱。”
尽管公开案件让她承担风险，她表示，沉默只会等同接受一个让受害者在各阶段都被蒙在鼓里、被排除在外的制度。
她强调，受害者值得的不只是事后的程序性说明，而是一个以他们的安全与尊严为首要前提的司法过程。
《当今大马》联系了武吉阿曼的“性、妇女与儿童调查组”（D11）及八打灵再也警区主任三苏丁（Shamsudin Mamat）寻求回应，但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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