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的倒退与迷思：当媒体遇上权力与算法

【观点】

在过去几年，执政集团以各种理由干扰媒体采访，甚至对媒体机构展开调查，使媒体从业者在无形中承受压力，产生戒慎与恐惧，进而对报道内容进行自我审查。这种氛围的直接后果，是公众无法获取完整且多元的资讯。

因此，当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排名下跌七位至第95名时，我并不感到意外。这项结果正是对过去一年媒体环境的真实反映，也应成为执政者必须正视与深刻反省的警钟。

政府对媒体是否友善，其实无需赘述。从过去执法机构的行动到当权者的态度，社会早已有目共睹。这个现实，不应被掩盖，也无法被掩盖。

然而，本文更希望探讨的，并非仅仅是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张力，而是当今社交媒体时代下更复杂的“媒体乱象”，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21世纪，随着科技与社交平台的普及，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发声的渠道。信息传播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这也成为传统媒体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从当前媒体生态来看，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虽存在竞争关系，却早已密不可分。传统媒体往往依赖社交平台获取第一手线索，再进行核实与深度报道；而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KOL），也期待其观点被传统媒体引用，从而扩大影响力。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资讯传播”；但本质差异在于“责任”。传统媒体必须承担法律与社会责任，每一则报道需经过反复查证；而社交平台上的个人，只需一部手机与网络，便可即时发布未经核实的内容。

正因如此，近年来传统媒体纷纷“平台化”，从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互动。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评论区充斥大量留言，其中是否存在有组织、有议程的操作，虽难以完全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言论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网络压力，甚至演变为网络霸凌。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逐渐分化为两种立场：一方认为，政府应通过公权力打击恶意留言与假消息，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则坚持，任何干预都可能侵蚀言论自由与资讯流通的空间。

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应介入，以及应介入到何种程度。

在网络高度普及的时代，这不仅是马来西亚面对的挑战，更是全球共同的难题。当人类生活与网络高度融合，新闻自由的定义是否也应随之演变？我们是否应重新思考：新闻自由的衡量标准，是否应涵盖个人在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发布行为？

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意义，不仅在于捍卫传统媒体的独立与空间，更在于提醒我们——在算法、流量与情绪主导的信息时代，如何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这，或许才是当代新闻自由最深层的考验。

编按：本文作者是行动党美律州议员李政贤，也是每年在世界新闻自由日都坚持写文的媒体系毕业生。

大马新闻自由排名下跌7位，列第9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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