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如何“战胜”匈奴王？一马案809页判决书速读

【今分析】以简单直接的语言，为你梳理脉络

一马案宣判近半年后，吉隆坡高庭终于在周二，即6月16日公开前首相纳吉的完整判决书。在这份长达809页的文件中，承审法官柯林痛斥纳吉罪行滔天，甚至让“匈奴王阿提拉”也相形见绌。

本篇“今分析”通过八道问答题，梳理这份判决书的重点。

（一）一马案审讯基本资讯

判决书指出，纳吉在2018年9月20日被控上吉隆坡地庭，面对4项滥权贪污和21项洗黑钱罪名，案件随后在同年10月31日移交吉隆坡高庭审理。

然而，受SRC案审讯等诸多因素掣肘，一马案起初停滞不前。时任总检察长曾申请推迟开审一马案，直至SRC案审结为止，但高庭驳回了这项申请。

历经漫长等待，一马案终于在2019年8月19日开审。然而，开审后不久，2019冠病疫情爆发，随后实施的限行令导致审讯再度中断，并在2020年3月19日起暂停。

“由于封城，本案共失去了19个审讯日；另有9个审讯日则因诉讼参与人员确诊冠病，或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而被迫取消。”

“审讯最终恢复，大家本以为就审讯进度而言，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让过去的一切相形见绌。”

此案控方共传召50名证人，辩方则传召26名证人。整个审讯历时约六年才告审结，并在2025年12月26日宣判。

承审法官柯林（Collin Lawrence Sequerah，下图）当天在布城司法宫宣判，裁定纳吉四项滥权与21项洗钱罪名全部成立，总共判监15年及罚款逾百亿令吉。

法官在半年后发布的判决书里感叹，一马案审讯“极有可能超越大马法院史册上的任何审讯，创下不光彩的长时纪录。”

不过，纳吉在宣判三天后已入禀上诉通知，因此高庭的裁决仍有被推翻的可能。

（二）法官如何斥责纳吉？

法官在判决书中措辞极其严厉，痛斥纳吉的罪行：

一、 连匈奴王也相形见绌

法官指出，国内外媒体虽形容一马案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但对他而言，这场资金掠夺规模之巨，“相比之下，甚至让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看起来就像个唱诗班的乖童（choirboy）”。

法庭也认定，此案涉及错综复杂的跨境交易，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属于“最恶劣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 at its worst）。

名词看点：阿提拉（Attila the Hun）

阿提拉（约公元406年至453年）是古代亚欧大陆匈人帝国的领袖。他曾率领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令东西罗马帝国闻风丧胆，被基督教世界畏称为“上帝之鞭”（Flagellum Dei）。

二、 严重背信弃义

法官强调，这起丑闻的核心人物，绝非贪图小利、钻制度漏洞的卑微员工（humble employee），而是高高在上、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领袖。此案涉及国家最高公职者的严重背信弃义，难逃“公众的深恶痛绝”（public abhorrence），也是法庭量刑时的关键考量。

三、 精心编织“欺骗网络”

法官裁定，纳吉与刘特佐勾结，极度缜密地编织了“错综复杂的欺骗网络”（complex web of deceit）。他们通过多层复杂的金融交易掩盖资金源头，最终将一马公司的巨额资金，转入纳吉的私人银行账户。

四、 毫无悔意并掩盖真相

法官量刑时特别指出，纳吉毫无悔意（lack of remorse），反而将责任推给一马公司管理层等人。此外，丑闻曝光后，纳吉还采取多项掩盖行动，包括解散负责调查的特工队，并企图说服时任国家银行总裁洁蒂发表声明，以证明其清白。

五、 深远破坏国家经济与声誉

法官指出，这些罪行给国家造成深远且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现在的国民和后代都必须承担巨额债务。同时，这起丑闻也重创了大马的国际声誉。

（三）纳吉如何犯案？

判决书揭露一项“邪恶计划”（nefarious scheme）。纳吉涉嫌通过核心操盘手刘特佐，利用自身兼任首相、财政部长及一马公司唯一股东代表的职权便利，精心策划迂回的跨国路线，将一马公司的巨额资金转入个人账户以牟取私利。

这项“邪恶计划”共分四个阶段执行，直接对应纳吉在《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所面对的四项滥权贪污罪名：

（a）第一阶段：与沙地石油假联营（对应第一项控状）

行动内容：一马公司借贷10亿美元，声称用以与沙地石油国际公司（Petro Saudi，简称PSI）成立名为一马公司 PetroSaudi Ltd 的联营企业。

资金挪用：这场联营纯属幌子。在这10亿美元中，高达7亿美元并没有进入联营公司账户，而是直接转入刘特佐（下图）控制的 Good Star Ltd 空壳公司。2010年至2011年间，一马公司通过“Murabaha融资协议”再度注入数亿美元，部分资金同样流向 Good Star 公司，最终转入纳吉账户。银行资金追踪证据显示，纳吉共进账约2000万美元（折合6062万9839令吉43仙）。

（b）第二阶段：收购独立发电厂（IPPs）（对应第二项控状）

行动内容：一马公司收购 Tanjong Energy Holdings Sdn Bhd 与 Mastika Lagenda Sdn Bhd 两家独立发电厂的资产。

资金挪用：一马公司为这些收购案发行总额达35亿美元的债券。然而，大笔债券收益却流向名为 Aabar Investments PJS Ltd (BVI) 的空壳公司，随后辗转通过 Cistenique、Enterprise Emerging Markets Fund 等多家投资基金实体，以及由刘特佐心腹陈金隆（Eric Tan Kim Leong）控制的 Blackstone 公司层层洗钱，最终转入纳吉个人账户。在此阶段，流入纳吉账户的资金达9089万9927令吉28仙。

（c）第三阶段：与Aabar假联营，以及发债30亿美元（对应第三项控状）

行动内容：一马公司提议与阿布扎比 Aabar 公司成立各占半数股权的联营企业 ADMIC。在纳吉插手施压下，一马公司通过子公司“一马公司GIL”仓促发行了30亿美元债券。

资金挪用：这笔原本用作发展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的30亿美元，未曾有一分钱投入项目。相反，其中逾10亿美元转入三个信托基金，并迅速通过陈金隆控制的 Granton 与 Tanore Finance Corporation 账户分层洗钱，最终有6亿8100万美元（折合20亿8147万6926令吉）流入纳吉的个人银行账户。

（d）第四阶段：回购期权（对应第四项控状）

行动内容：为推动一马公司能源部门首次公开募股（IPO），一马公司必须向 Aabar “回购”相关期权（Option Buy Back）。该期权是2012年发行3亿5000万美元债券时的担保条件。

资金挪用：经纳吉批准，一马公司能源控股有限公司（1MEHL）向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申请两笔总计12亿2500万美元的贷款（分别为2亿5000万美元与9亿7500万美元）。贷款随后转入 Aabar-Seychelles 等空壳公司，再通过 Blackrock 和 Vista Equity（由陈金隆控制）等离岸实体转移，最终有4457万零920令吉70仙落入纳吉账户。

上述四个阶段，与美国司法部在2016年7月公布的一马案诉状吻合，两者仅是从“刑事检控”与“越洋资产充公”两个不同的法律视角，剖析同一场跨国金融诈骗案。读者可点击这里，重温《当今大马》针对美国司法部诉状的详尽报道。

（四）纳吉如何抗辩？

纳吉提出六大核心论点为自己辩护：

一、 阿拉伯捐款

纳吉否认公款私用。他的核心辩词是，他始终相信汇入其私人银行账户的巨额资金，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王室的合法“政治献金”或“捐款”，并声称这些款项皆用于政治或慈善用途。

二、 受骗与无权

纳吉自称是被下属蒙骗的公仆，对所有违规行为毫不知情。他强调，自己虽任一马公司顾问局主席，但并无行政权力，因此无需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个人责任。

他指出，诸如与沙地石油联营等决策，皆是董事会根据专业建议作出的集体决定，他仅予以认可，绝无施压。

三、 立足国家利益

纳吉主张，其一切行动皆是为大马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官方政策决定。

他举例，批准收购独立发电厂（IPPs）以及与沙地石油、Aabar建立合资企业，纯粹是为了大马政府与财政部的利益（如促进政府间关系、降低电费等），因此符合《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4)条文的豁免条件。

他亦辩称，当年向内阁提交备忘录，为一马公司前身，即登嘉楼投资机构（TIA）提供50亿令吉政府担保，是遵循时任首相阿都拉内阁的指示。他更声称自己原本反对将 TIA 移交联邦政府营运，唯时任国家元首执意要求。

四、 文件签名遭伪造

面对多份证明其参与决策的会议记录与关键文件，纳吉坚称从未见过这些文件，上面的签名全属伪造。不过他坦承，从未就签名遭伪造一事向警方报案。

此外，辩方传召笔迹专家郑有金（Tay Eu Kam，音译，DW26）出庭，试图证明文件上的签名有显著差异或无法定论，借此论证签名遭到伪造或移花接木。

五、 政治迫害与程序不公

纳吉控诉检方不公，指出反贪会尚未完成录供，控方就提前一天批准起诉，且控状在录供的22天前便已拟定。

他亦指责检方程序不当，未向他展示涉案指控文件。他强调自己在一马公司投资项目中并无个人利益，针对他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六、 银行“透支便利”论

针对21项洗黑钱控状，纳吉试图从源头推翻控方的资金追踪分析。他主张，汇入其账户的6亿2000万美元，其实源自 Falcon 银行提供给 Tanore 公司的透支便利（即银行自身资金），而非一马公司的债券资金。辩方以此辩称，纳吉账户内的资金不属于非法活动收益。

（五）法官为何驳斥“阿拉伯捐款”辩词？

法官柯林全面评估证据后，认定“阿拉伯捐款”的说法毫无可信度（completely bereft of any credibility），并列举以下八大理由：

一、 从未核实亦无直接沟通

法官指出，纳吉从未亲自核实四封所谓“阿拉伯捐款信”的真伪，也未核查捐款人身份。纳吉坦承，自己从未致电、会见或以任何方式，直接联系据称是捐款人的沙地国王或沙地王子。

二、 辩词前后矛盾

法官认定，纳吉对资金来源的解释闪烁其词、前后不一。他起初声称资金直接来自沙地国王阿都拉，随后改口说是整个沙地王室，最后又说来自沙地王子（Prince Saud）。法官认为，这种说辞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三、 缺乏官方衔接

纳吉身为在任首相，当其私人账户汇入巨额公款时，却从未向沙地国王或沙地王室正式书面致谢或发出官方确认。此外，所谓的捐款信是寄往纳吉的私邸而非首相署，法官认为这理应启人疑窦，纳吉却毫不怀疑。

四、 “退款”逻辑荒谬

纳吉声称在2013年大选后，将未用完的6亿2000万美元退还捐款人。然而法官指出，纳吉退还巨款时，既没有正式通知沙地国王，也未告知拟信的沙地王子。相反，证据显示这笔钱最终流向刘特佐同伙陈金隆控制的离岸空壳公司 Tanore，而非沙地王室，这完全违背了常理。

五、 反贪会调查草率

辩方试图以反贪会代表团赴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查证行动”，力证信件属实。但法官评估后指出，该代表团仅凭一张照片和一份未核实的护照辨认所谓的“沙地王子”，而该名男子并未亲自出面，也未提供书面声明以证实其为撰信人。因此，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极其薄弱，不足以证明信件合法。

六、 关键证人证实信件乃伪造

法官采信一马公司前法律顾问卢爱璇（Jasmine Loo，PW50，下图）的证词。卢爱璇供称，她于2015年在伦敦某家酒店内，亲眼目睹刘特佐同伙季国添（Kee Kok Thiam）按照刘特佐的指示，伪造了第四封所谓的“阿拉伯捐款信”。基于这项铁证，法官裁定所有“阿拉伯捐款信”皆非真迹，而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品。

七、 相同辩词早遭驳斥

法官援引此前在 SRC 国际公司案中，上诉庭与联邦法院的裁决，驳斥“阿拉伯捐款”的抗辩。最高法院在先前的案件中，在严密剖析后认定该说辞纯属虚构（concoction that is completely bereft of any credibility），毕竟资金源头分明来自官联公司。

法官认为，基于法律上的“争议点不容反悔”（Issue Estoppel）原则，纳吉不能在此案中重弹旧调。不过法官补充，为昭公信，他仍根据本案的审讯证据，独立裁定“阿拉伯捐款”的辩词站不住脚。

八、 故作不知

法官指出，哪怕银行后来告知账户资金其实来自 Tanore 或 Blackstone 等名目模糊的离岸实体，而非沙地财政部，纳吉依旧继续挥霍，从未提出质疑。

法官裁定，纳吉面对形迹可疑的巨款却充耳不闻，在法律上已构成“故作不知”（Wilful Blindness），等同于具备犯罪意图，属于知情犯案、洗钱与滥权。

（六）纳吉“受骗与无权”的辩词为何碰壁？

判决书显示，法官柯林全面驳回纳吉自称“毫无行政权力”以及“遭刘特佐和一马公司管理层蒙骗”的辩词，直斥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法官基于以下五大核心事实与逻辑，拒绝采信纳吉的辩解：

一、 权力巅峰的掌权者

法官指出，纳吉不仅兼任首相与财政部长，还是一马公司顾问局主席。他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尤其是第68、93和117条文），将自己置于一马公司决策体系的最高层（apex）。

章程第117条文阐明，凡涉及重大财务或国家利益的决定，皆须获得纳吉的书面批准。因此，纳吉自称毫无行政权力、仅是被动顺从董事会建议的说法，于法于理皆不成立。

二、 由上至下的决策模式

纳吉辩称自己是在董事会表决后，方予以“追认”。然而，一马公司前执行长哈金（Mohd Hazem，PW10，下图）、前董事依斯米（Ismee Ismail，PW13）以及卢爱璇等证人的供词，皆揭示了恰恰相反的“由上至下”（Top-Down）运作模式。

在多项重大且异常的财务交易中，纳吉往往在董事会开会或签署决议前，便提前签署“股东决议”（SRRP）和“代表会议记录”（MR）。董事会成员实际上是见纳吉签字在先，才顺应签署。若无纳吉点头，这些数额庞大的非法交易根本无从进行。

三、 刘特佐唯纳吉马首是瞻

辩方试图将刘特佐描绘成背瞒纳吉、勾结管理层的诈骗主谋，但法官认定，铁证显示刘特佐实际上是纳吉的代理人、中间人兼“分身”（alter ego）。

法官指出，证人供词证实，刘特佐下达的“行动计划”和“谈话要点”皆获得纳吉的默许与首肯（blessing）。既然刘特佐在采取重大行动前都要频频请示纳吉，那么辩称管理层或刘特佐能瞒天过海、独立行事，全然是天方夜谭。

四、 纳吉并非“乡巴佬”

法官在判词中以生动的比喻驳斥纳吉的“无知论”。法官指出，纳吉政治世家出身，从政经验丰富，绝非不谙世事的“乡巴佬”（no country bumpkin），且智商极高。

法官表示，企图将纳吉描绘成“对身边罪恶浑然不知的糊涂虫”（ignoramus）者，注定一败涂地（fail miserably）。

五、 排挤吹哨者与掩盖真相

法官表示，若纳吉真的受骗，在接获警告时理应采取补救措施。但法庭证据显示，当时任第二财政部长胡斯尼（Ahmad Husni Hanadzlah，PW20，下图）警告一马公司存在风险时，纳吉直接勒令他“别插手”（stay away）。

此外，当《The Edge》媒体集团主席童贵旺（PW43）亲自登门，出示刘特佐挪用7亿美元的证据并促请彻查时，纳吉非但毫无作为，反而起身开门，下达逐客令。

纳吉随后更采取解散特工队、撤换总检察长等一系列行动掩盖真相。

综上所述，法官认为这些铁证（cold hard evidence）足以为凭，证明纳吉绝非受害者，而是这场世纪掠夺案中掌握绝对控制权、且全然知情的最高幕后黑手。

（七）纳吉其余四项抗辩，结局如何？

一、 立足国家利益

法官指出，控方证据确凿，表明纳吉在一马公司案中包藏私利（vested private interest）。事实上，纳吉的这些举措未给政府带来任何裨益或优势；相反，政府还被迫承担偿还巨额债券与贷款利息的沉重代价。

法官强调，以一马公司为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RX）发行的30亿美元债券为例，未曾有一分钱真正投入该项目，反而直接转入了纳吉的私人账户。基于此，法官认定其行为绝无可能享有法律豁免。

针对TIA发债课题，法官指出，事实并非如纳吉所言。法庭证据显示，2009年5月，尽管 TIA 董事会坚决要求在公司所有权正式移交联邦政府前暂停发债，但执行长沙鲁（Shahrol Azral Ibrahim Halmi，PW9，下图）却在纳吉的核准与撑腰下，强行推进发行50亿令吉的伊斯兰中期票据（IMTN）。

法官亦裁定，纳吉声称 TIA 的成立与运作受时任国家元首控制的说法毫无根据。相反，证据显示纳吉通过刘特佐，安插其特别官员安哈里（Amhari Effendi，PW8）参与 TIA 的相关会议，足见纳吉早有盘算。

“被告登上游艇出海时，实际上已牢牢掌控这家随后改组为一马公司的企业。他辩称登嘉楼投资机构当时仍由时任最高元首掌控，但相关决议与文件清楚显示，被告早就大权独揽，其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至于刘特佐当时也在游艇上，更绝非巧合。”

名词看点：法国游艇照

揭弊网站《砂拉越报告》于2015年公布一组照片，让一马公司案的众多关键人物同框，包括：纳吉、其妻子罗斯玛、儿子诺阿斯曼、女儿诺亚娜纳兹娃、刘特佐、沙地石油主事人吐奇王子（Prince Turki）以及执行长达列奥拜（Tarek Obaid）。

《砂拉越报告》当时指出，照片拍摄于2009年8月，当时纳吉等人正同游法国南部。一马公司前执行长沙鲁向法庭供称，正是那次游艇之旅，促成了一马公司与 PSI 的合作方案。TIA随后在同年9月25日，正式更名为一马来西亚发展公司（1MDB）。

二、 文件签名遭伪造

虽然纳吉坚称从未签署多份关键的批准文件与会议记录，并传召笔迹专家（DW26）试图证明签名遭伪造，但法官并不采信。

法官指出，笔迹专家的分析有重大缺陷。她用以比对的样本与涉案文件的签署年份不符，且许多文件仅为画质模糊的复印件，导致其大部分分析结果“无法定论”（inconclusive）。再者，该专家也承认签名存在正常的“自然变化”。

法官续指，纳吉在长达六年的审讯中，直至自辩阶段才抛出“签名遭伪造”的论调，显然属于后加的辩词（afterthought）。何况纳吉坦承从未就此报警，辩方律师在盘问控方核心证人时，也从未对文件的真伪提出质疑。

三、 政治迫害与程序不公

法官直言，纳吉自称遭遇“猎巫”与“政治迫害”的说法，在铁证面前彻底粉碎。

他表示，证据确凿显示，巨额国家基金流向与刘特佐关联的公司，最终辗转汇入纳吉的账户。此外，一马丑闻不仅轰动大马，也在美国等全球多国引发诉讼，绝非单纯的国内政治动机所能构陷。

针对程序不公的指责，法官指出，纳吉有资深且称职的律师团队辩护，在庭审时极尽详尽地盘问了证人，足见他全然理解本身面对的控状，未受任何误导或偏颇。纳吉自称遭控状误导，纯属无稽之谈。

四、 银行透支便利论

法官采纳控方证人，国行金融分析员阿当阿里夫（Adam Arif，PW47）与反贪会调查官诺艾达（Nur Aida Arifin，PW49）的分析，即所谓的透支便利，实际上是以一马公司子公司的债券收益为后盾，并最终由这些收益偿还。

法官裁定，是否存在透支便利并无损案件本质，毕竟严密的资金流向报告早已锁定，一马公司的资金通过迂回路线层层洗钱，最终落入纳吉账户。这些款项于法属于“非法活动的间接收益”，辩方企图借“透支便利”斩断资金链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

总体而言，法官认为控方通过严密的资金流向报告及“先进先出法”（FIFO），清晰明了地将纳吉私人账户中的20亿8000万令吉巨款，直接追溯至一马公司发行的债券收益。鉴于辩方未能传召任何银行或金融专家反驳这项资金追踪分析，法官判定该资金链证据确凿。

名词看点：何谓 FIFO？

在合法与非法交易频繁交织的混合账户中，FIFO 能准确剥离出“干净资金”与“非法收益”。该方法基于“优先消耗合法资金”的假设，即每次提款扣减账户余额时，会先耗尽干净资金，随后才动用非法资金。只有当账户内的合法资金见底、仅剩非法款项时，方能确凿推断被告动用了非法资金，从而在滥权犯罪与洗钱之间建立起明晰的因果联系。

此方法假定合法的款项被优先用完，实际上赋予了账户持有人“疑点利益”，使非法资金的转移与使用在司法裁决上更为严谨。

（八）法庭的刑罚与裁量

法官柯林对纳吉面对的四项滥权罪与21项洗黑钱罪祭出重刑，详情如下：

一、 滥权罪判监15年、罚款约114亿令吉

法官对这4项滥权控状皆判处15年监禁，并依法处以涉案贿金五倍的巨额罚款。各项罚款金额如下：

• 第一项控状：罚款3亿零314万9197令吉15仙

• 第二项控状：罚款4亿5449万9636令吉40仙

• 第三项控状：罚款高达104亿零738万4630令吉

• 第四项控状：罚款2亿2285万4603令吉50仙

若无法缴付罚款，每项控状须额外以10年监禁替代。

二、 洗黑钱罪判监5年、惩罚金20.8亿令吉

法官对纳吉的21项洗黑钱控状逐一判处最高五年监禁。

虽然洗钱罪本身无强制附加罚款，但由于非法资产已被处置或无从追踪，法官根据《2001年反洗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AMLATFA）第55(2)条文，额外判处一笔等同于被挪用资产价值的惩罚金，达20亿8147万6926令吉。

若无法缴付这笔款项，涉及接收非法资金的第一至第九项控状，将各自以两年六个月监禁替代（替代刑期同期执行）。

三、 刑期同期执行，惟须待 SRC 案刑满

法官允许各滥权罪的监禁刑期同期执行，21项洗钱罪的五年监禁亦彼此同期执行，并与滥权罪的监禁刑期一并同期执行。

不过，法官援引《刑事诉讼法》（CPC）第292条文裁定，此案的所有监禁刑期，必须在纳吉现正服刑的 SRC 国际公司案刑期完全届满后方开始计算（即与 SRC 案分期执行）。

判决书显示，法官在量刑时主要考量了四个面向：

一、 功不抵过

法官表示，尽管纳吉拥有近47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且官至首相，但一马丑闻冲击之深、规模之大，乃至国家及后代必须承担的持续财政债务，皆令其功绩相形见绌。

“在考量所有这些因素后，包括无论在涉及的巨额资金，还是丑闻所带来冲击的幅度和规模，乃至国家为当下和后代所承担的持续财政债务，都超越了被告的公共服务记录及对国家的贡献，本庭认为必须予以带阻吓作用的刑罚。”

二、 反映公众的深恶痛绝

高庭裁定，证据清楚显示纳吉通过代理人刘特佐的诡计，一手策划了抽走资金的勾当。

“被告与刘特佐携手合作，通过一系列交易精心且周密地织造了复杂的欺诈网络，从而抽走一马公司的资金。经过多层转账，这些资金最终流入被告的私人银行账户。”

法官强调，纳吉身居要职却严重贪腐，法庭必须通过严惩来彰显社会对这类罪行的深恶痛绝（Public Abhorrence），并向社会释出“违法必惩”的强烈信号。

三、 毫无真实悔意并试图掩盖真相

纳吉在加影监狱为SRC案服刑期间曾撰写公开“道歉信”，并于2024年10月24日由其儿子莫哈末尼查（Mohd Nizar Mohd Najib）在记者会上代读。信中纳吉承认失察并表达痛心，作出毫无保留的道歉。

然而法官认为纳吉并非真心悔过，因他始终将丑闻归咎于一马公司管理层等人。

“另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是，当这宗财务丑闻的规模开始浮出水面并受到公众关注时，被告采取了多项隐瞒与掩盖罪行的措施，包括解散负责调查该丑闻的特工队，以及试图说服时任国家银行总裁发表声明以洗脱其所有罪责。”

四、 适用“单一交易原则”与“总体原则”

在决定刑期执行方式时，法官认定此案的四项滥权罪与21项洗黑钱罪源于相同的案情背景，因此这25项控状的监禁刑期应当同期执行。

然而，有鉴于此案与纳吉现正服刑的 SRC 案属于完全独立、性质不同的罪行，此案的刑期必须在 SRC 案刑满后方可计算，即分期执行。

未证明是沙地捐款，法官称纳吉促成一马资金转移

法官形容一马案掠夺规模，“让匈奴王像个唱诗班男童”

纳吉入禀法庭，上诉一马公司案

纳吉“沙地捐款论”裁定不实，还有谁被打脸？

高庭判纳吉入狱15年，罚款近114亿

一马案下判，纳吉25条罪全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