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文：李慧敏

近日，新加坡媒体监管机构——媒体发展管理局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纪录片《星国恋》在该国公开上映以及发行。官方的封杀令并没有起着太大的震慑作用，反而掀起人们对影片的好奇。

被禁的《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是一部长70分钟长的影片。新加坡导演陈彬彬远赴泰国、马来西亚、英国等地，采访了9名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间，因各种政治原因流亡国外的前学运领袖、共产党员等。

按媒发局的解释，影片内容“歪曲”事实，“把安全机构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稳定的合法行扭曲为迫害无辜者的行为”。

查禁反而挑起民众好奇

在这个信息量多得几乎爆炸的网络时代里，要完全禁止书籍、电影、思想的传播，从技术层面来看是异想天开。除非像中国大陆那样设置重重防火墙来限制信息的流传和影响范围，否则禁令也只不过流于形式，甚至还可能为受禁内容提供大力度的宣传。

果然，新加坡民众的好奇和兴趣被禁令调动了起来。为了了解“没有经过漂白的历史事实”，几百人在周五（19日）持着护照不辞劳苦跨过长堤到对岸的新山观赏影片。

从网络媒体上所释放出的逆反情绪看来，媒发局的解释不但没说服多少人，反而引起人们对其动机的怀疑。新加坡民众对政治议题冷谈，能阐述共产主义为何物者恐怕寥寥无几，所以即使这部片获准放映，相信有人未必会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一道禁令在不少人眼里也纯粹是危言耸听的官话。

更可笑的是，新加坡的大学排名、经济开放度、资讯科技发达程度、国民的受教育程度等都在先进国家之列，可是新加坡人却无法在自己的国土里看到由自己国人制作的关于自己国家历史的影片。

当局怪异的厚此薄彼

这部电影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内放映，后因禁令而不获批准。然而当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申请在校园内放映纪录片作为讨论用途却即刻获得媒发局的批准。

美国常青藤大学耶鲁当初同意在新加坡办学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学院必须享有学术讨论自由，不受政府干预。如果当局不允许该学院播放影片，就是违背了当时的协议，可是这么做的同时，却又给人予厚此薄彼的印象：难道出席国大博物馆放映会的公众智力和分析能力就不如耶鲁—国大的学生？

根据最新的进展，媒发局现在已特别允许高等学府放映遭限制影片。从这些反复的举动看来，当局在发出禁令的时候并未料想到事情将变得复杂化。

剥夺多元对话交流机会

纪录片受访者之一前学运分子陈华彪就调侃了官方的作法“是对新加坡人智慧的侮辱”。

导演随后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对当局的决定感到失望，并指出媒体发展局的决定“剥夺了新加坡人观看这部影片的机会，也让岛国人民无法借由这部影片的内容，以多方对话的形式交流和探讨我们的过往”。

自从2011年的大选过后，面对不满情绪高涨的民众，新加坡政府其实也很努力地想改变高高在上的傲慢形象，表示愿意与民沟通，甚至劳师动众展开了大规模的“全国对话会”听取民意。

政府聆听民意的满满诚意毋庸置疑，关键是在谁的平台上发表什么样的意见。要是在官方组织的平台上发表“建设性”的批评，那肯定保证是安全的。但何谓“建设性”，就要看定义者是谁了。

数月前，博客鄞义林因一篇谈论新加坡公积金养老制度的文章被指影射总理李显龙贪污，结果被总理以诽谤罪名控上法庭。如果这名博客在“对话会”上大谈特谈，说得再偏激，谈完让官员们总结报告包管没事。

执政者仍抱旧思维模式

这名原本默默无名的博客后来名声大噪，而由于总理与公民之间身份地位悬殊，给人“以大欺小”的印象让旁观者更趋向同情后者，有国际媒体就形容事件对李显龙政府是一场“形象灾难”。

或许人们会以为此事之后，执政当局应该已上了一堂形象管理的课，在往后处理同类事件时会采取能以更有智慧、更新颖的方式来应对。可是在处理“敏感”影片的做法上，当局的反应却如此似曾相识，不禁让人怀疑执政精英们是否真心要改变作风亦或是黔驴技穷，或是还在认为民众的智慧有限。

下一届大选将在2016年以前进行，执政者当然希望争取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笼络民心，因此不断在打造“亲民”形象并推出各种“惠民政策”告诉选民自己是“真心改变”，是真心关心人民的。

然而，从种种的迹象来看，执政者仍然在旧思维模式打转。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这些精英们第一时间就惯性地往旧框框里钻，以强势手段希望人们噤声、不要做太多思考，结果有意无意间显露出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内心的恐慌状态。

注：李慧敏是新加坡媒体人，《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