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认知地图

吉隆坡市政厅上月忽如其来宣布要为吉隆坡市8条道路重新命名。新路名将以过去或现任国家元首的名字取代，有关路段包括耳熟能详的大使路、怡保路等。吉隆坡市民强烈反对这项政策，但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南仍然坚决易名，引起民间更多不满的声音。

路名，从来不是个简单的名字而已。路名是人们认识地方、记住地方，是地方历史与情感投射的载体。道路易名引起众怒，首先是民众和商家需费时费力重新更换地址、印制名片等，花时间适应陌生且冗长的新名字。更重要的是，市政局在没有咨询市民的情况下，就仓促霸道地为主要道路易名。这种手握权力但傲慢无礼的姿态，漠视路名使用者的历史记忆和地方认同感，才是造成市民强烈不满的原因。

街道命名不只指引人们前往都市方向，更是不同社会位阶进行的一场权力博弈——通常是当权者和市民在争夺都市空间的话语权。市政局（或其背后的政权）掌握都市设计的支配权，他们透过命名街道，抹除都市里的某些历史记忆与文化，或建构属意的都市政治与文化认同。换言之，地方或道路命名成为当权者展现意识形态的场所。

道路易名乃重写历史

独立至今，政府机关经常为道路易名，或是为了清除被殖民的历史痕迹，像是霹雳州怡保市的休罗街（Hugh Low Street）和波士打路（Brewster Road）；也有的是基于族群政治的需要，借由道路易名让人逐渐遗忘某个年代的重要（非土著）领导人，例如吉隆坡的“赵煜路”（Jalan Chiew Yoke/ Jalan Chew Yok）易名为“蒂蒂旺沙2巷”（Lorong Titiwangsa 2）及“隆兴路”（Jalan Loong Hin）易名为“蒂蒂旺沙4巷 ”（Lorong Titiwangsa 4）。

今天如果问年轻一代，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赵煜和叶隆兴。事实上，赵煜是吉隆坡第三任华人甲必丹叶亚来的谊弟及亲家。他是当时吉隆坡重要锡矿家，并且深具政治影响力。赵煜曾担任吉隆坡卫生委员会第一任期成员。雪兰莪在1883年建造从巴生前往吉隆坡的铁路，适逢当时锡价上涨，工人都集中在矿场工作。赵煜眼见铁路工程进展缓慢，就从自己繁忙的矿场调派300名矿工帮忙建铁路。参政司J.P.Rodger在通车典礼上特别称赞赵煜，认为其委派工人参与铁路建设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

叶隆兴则是吉隆坡第四任华人甲必丹叶致英的儿子，是吉隆坡重要的锡矿家及社会领袖。他热心社会公益，是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创办人之一、雪兰莪叶氏宗祠总理、吉隆坡广东义山总理、吉隆坡坤成女中董事、雪兰莪及森美兰华民护卫司委员会的客家族群代表、雪隆精武体育会首届董事、吉隆坡同善医院总理。叶隆兴也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今日隆雪华堂）兴建纪念堂的建筑董事，是大会堂建立的重要功臣。

当权者通过（重新）命名道路进行散播与巩固意识形态工程，并配合精心编录的历史教科书，让他们得以重写历史，抹除特定群体/对象存在的历史痕迹。就如前述两位华裔领袖对吉隆坡都市建设有着重要的贡献，以他们命名的道路被易名后，加上官方历史的“无记载”，等于让他们逐渐被遗忘在历史洪流里。

市民社会抵抗当权者

吉隆坡现在还以华裔人物命名的道路，尚有“叶亚来路”（Jalan Yap Ah Loy）、“陈秀连路”（Jalan Chan Sow Lin）、“叶观盛路”（Jalan Yap Kwan Seng）、“张郁才路”（Jalan Cheong Yoke Choy）、“廖荣枝路”（Jalan Liew Weng Chee）等。除了历史教科书提及的叶亚来外，大多数市民对其余人物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将来如果政府也要重新命名这些道路，这些人物也可能如赵煜与叶隆兴一样，逐渐被官方及民间社会所忘记。

街道命名是一场政治权力的博弈，虽然当权者控制道路命名权，也借由国家机关掌控历史教科书，不过在博弈场域里，市民社会并不是逆来顺受的群体。市民在都市的日常生活经验、对地方道路的历史记忆和集体共识，成为抵抗当权者实行文化霸权的一道屏障。市民在自身的社会网络里，透过口耳相传来捍卫/重新巩固旧有的路名和意义。

例如，霹雳怡保市的英式路名于独立后被更换至马来统治者的名字，例如“休罗街”（Hugh Low Street）易名至“苏丹伊斯干达路”（Jalan Sultan Iskandar）、“波士打路”（Brewster Road）更换至“苏丹伊德里斯路”（Jalan Sultan Idris Shah），但怡保市民还是惯用旧名，或者在通讯地址里，特意在新路名的后面附注旧路名，所以在半个世纪后，修罗街或波士打路仍然存在与怡保市民的生活里（要注意的是，市民也许对Hugh Low的故事时陌生的）。

找回记忆与地方认同

街道命名是一个权力互动的过程，虽然当权者掌控国家机器和易名权，但是市民仍可保有机动性，在博弈中掌握一定程度的协商，甚至颠覆的能力。当然，这是相对乐观的说法，因为当权者与市民社会的角力必须视双方实力而定。

当弱势的公民社会遇到强大的政府时，当权者往往成功为道路命名/易名。加上配合各种国家机器如历史教科书、媒体和法律等，当权者能改写或抹掉很多重要的历史记忆。因此唯有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人民才有可能抵抗当权者精心建构的这项政治和文化工程，寻回属于人民真正的历史记忆与地方认同感。

古燕秋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硕士毕业生，现任职独中，教授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