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作为一个文化、经济与政治大国，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忧虑与戒心，尤其是厉害关系攸关的权力大国。至于中国周边国家，因跟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历史文化的纽带关系，对中华帝国的再崛起（相对于清朝或更早的中华老帝国），反应显然更为复杂、幽微。

基本上，东南亚各国华人是中华老帝国衰亡过程与大英帝国殖民史的产物。其中，有受惠于英殖民统治的海峡土生华人；有19世纪下半叶卖猪仔或20世纪为了躲避兵匪、饥荒而冒险出洋的商贾与百姓。他们在异乡深受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感召形成草根性中国民族主义力量，回头支援中国革命事业；有抗战时期逃避日军铁蹄南渡的爱国华侨以及因国民党白色恐怖流亡南洋的知识分子与文人；有在中共建政后离开大陆南下的各界文化人。年深日久之后，这些群体部分选择定居并跟当地民族发生程度不一的文化交融，进而造就了今日无论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语言、思想、政治态度，以及精神面貌复杂的东南亚华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系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以及冷战体制下形成的左右意识形态。

这段历史进程，表面上是趋向分裂，实则对华人社会结社与华人身份的延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从战前的中国侨民转向在地华人，马来亚的独立建国加速了华人政治意识的转向，文化裂变随之发生，“马来亚文化”理念的提出是最早的例子。新世代华人文化内涵虽然在某些方面发生延异，然而，其思维、价值观，乃至处世哲学与工作态度，仍存有某些文化传统的痕迹，亦成为大马华人求存的内在驱力。这比政治变革促成它跟文化根源的联系更幽微、隐晦。在冷战东西阵营的对立与隔绝之下，马来西亚（以及60年代以前的新加坡）的华校、华报、华团，成为华人在独立建国后延续身份认同的三大文化支柱，这些内因从表面不容易看出来。

离散马华或亚美作家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把华人身份的认同解释为政治建构，只说明了部分事实。大马华人的多元背景，构成了不同华人群体之间相异而并行的历史记忆。林玉玲的选择性历史意识，如叙述马六甲王朝覆灭以后出现的杂芜性——马六甲葡裔混血文化、中华文化、殖民文化——这是她记忆的起点，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观念。受个人经验制约，她从个人的宗教受洗伸延到16世纪初以帝国姿态出现的葡萄牙元素，为其后殖民论述的缺席提供开解，在冷战体制下，英美帝国如何形塑华裔马来西亚英文文学（马华文学亦然），一併被隐没。可见，文化纽带的变形或中断没有使一个人产生距离上的客观性。也许可以叩問，当下语境的离散者，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何时不在追寻自己的根源呢？那是诗人个人的精神家园，与现实或记忆中的家园（无论是马华或祖辈原乡）不必然有关系。这是林玉玲和其他离散马华作者深层意识中的复杂、幽微之处。

作为一名不懂中文，自幼在殖民语言环境下“学舌”成长（“ 他们只是把英语借我们使用，我们不过是学舌之人 ”）的马六甲土生华人，因“再华化”（re-sinification）而被迫面对二度文化换血，心理震荡和伤痛，无法被外人所理解。无怪乎林玉玲对“回归根源”斩钉截铁一口否决（“ 我们认识到恢复或是回归根源【不论是生命源初、文化根源、母语、母国、或是先祖】都是不可能，且早已失败了的方案。 ”）。

林玉玲的经验说明，文化变异走得太远以后，就什么都不是了，从他人眼光，被称为“华人”的正当性已成问题。一路走来，大马华人对此有特别深刻的体悟，更何况前路仍有太多未可知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s）等待权衡和博弈，而他们确曾在1969和2008年全国普选做了两次豪赌，第一局全盘皆输（林玉玲于此时选择出走），第二局虽赢亦输。这是大马华人始终不愿摒弃堡垒心态的缘故（马华社会有两句话与此有关：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华文小学是华文教育的最后堡垒）。这种心理一样不被外人所理解。

味道与文化认同

面对中华霸权，林玉玲以特有的经验宣泄她的个人感知： 中国是太过浓稠的乳汁，让人噎着。呕吐。像是臭豆腐的味道。

从她的表述显示，原来味道、文化认同、与生命本源可以如此接近。

在林玉玲选择离马去国40年之前（1929年），南来左翼作家许杰，在吉隆坡街市上看到他眼中样貌奇丑的榴莲时，第一个反应是： 那时的市上，完全充满了一种类于猫矢的难闻的气味……那如泥的，淡黄色的东西，粘到手上，再粘到嘴的四周，再用舌头去舐，去吮的情形，我不禁又想起三保太监的大便，想起人类的大便，以及南洋的社会的象征等，心里便要作呕。

友人对他说：“ 新从中国南来的人，一定是不会吃的；因为对于它的气味还不惯；但是，你若是 蹲久了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你便会渐渐的不觉得这种难闻的气味，慢慢的自然会吃起来，会嗜好起来的。 ”由此，他对如何成为南洋华人归纳出这样的奇思与结论：“ 反过来说，你新从国内南来的人，如果想久留南洋，如果想尝一尝这有奇味的异果的滋味，非把自己的嗅觉，换言之，即是非把自己的性情见解改造一下，务使合于这个奇臭的社会以后，是不可以的…… 所以居处南洋的至上的法宝，或至上的处世哲学，是捏鼻头吃榴莲。 ”他留意到南洋华人在行为与精神意识上不可理喻的超务实主义。从左翼观点来看，南洋华人从吃榴莲衍生出的处世哲学同样可以轻易促成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的转移。从事实证明，因利逐臭，或因利而改变身份、立场的华人在现实中不乏其人，贺淑芳小说《别再提起》是俱佳的例子。

面对南洋的殖民主义，许杰从侧面批判了南洋华人的精神与思想，因身份背景与意识形态认同有别，林玉玲显然少了一份对殖民主义的思考与批判。林玉玲从气味思考身份认同问题；许杰则从气味看华人习性与精神面貌，并从旁抨击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战前马华新兴文学书写殖民与帝国题材固然不少，但如许杰的鞭辟入里毕竟少见。在其他马华殖民书写与后殖民书写中，金枝芒可以说是另一个较为突出的作家，其作品从书写抗战到革命，若排除马共文学的功能性，金枝芒对大国心理（没落的中华帝国）的批判从他和中共文化人就在地书写课题的论争中窥得一斑。他在殖民主义抗争的书写中则尝试包纳其他民族题材，如对风土民情与生活习俗的描写，《抗英战争小说选》是一个尝试。

马华左翼文本的弱点

论左翼马华与殖民、帝国的关系，除了文艺写作，作为文本的历史亦值得关注。

马来亚华人的左翼政治在战前30年代已经形成，至战后逐渐本土化。然而，他们所受的中国影响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某种程度的国际化）始终未有改变，在反抗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际，马来亚共产主义斗争实际上无法摆脱中华帝国的魅影，这也是形成马来人把马共等同于华人的固定印象的因素。

马来学者阿都拉曼依斯迈（Abdul Rahman Haji Ismail）回顾战后初期马来半岛马来人的思想与精神状况时提到，其时马来人对东西冷战并没有太显著的认知或求知兴趣，连带地对带有国际色彩的马共斗争亦难以产生好感。他们所深切关怀的是马来民族主义（Malay nationalism）抗争，一直到1948年英殖民政府施行紧急法令对付马来亚共产党之后，马来社会内部才发生有限度的改变。这说明马来人在英中两大帝国势力对峙下，没有追随国际思潮（时潮？），而独善其身选择民族主义道路，成功引领本族在诡谲多变的国际冷战格局中从英人手中夺得独立与建国的权柄，以马共为主的华人政治抗争终败下阵来。即便是马来左翼斗争，也是把马共的国际主义革命路线（战后马共与中共的关系可视为国际之间的关系）作为民族主义斗争的利器，左翼马华在对抗殖民争取建国之际，始终在帝国之间游走、徘徊，被动性地成为时代的他者。

马华左翼文本除了革命叙事，鲜少有其他更广阔的关照，对殖民与帝国的正面攻击多而分析性的批判与思考少，与左翼作为一种先锋思想理念（包括文学类型）仍有一段距离。这应该是未来再出发谈马华左翼书写的起点。

编按：本文原题“观看殖民与帝国——读林玉玲《中国的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象的间隙》”。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