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审思明辨

在拜访印尼棉兰（Medan）前，我就像不少不曾前往棉兰观光的非印尼人般，以为当地华人已高度印尼化，就像印尼其他地区如雅加达（Jakarta）、泗水（Surabaya）和万隆（Bandung）的华人一样。因此，当我在2009年第一次拜访棉兰时，对当地大部分华人包括小孩都口操流利的闽南语的情景深感意外，也感到亲切，因为闽南语也是家父的家乡话。

棉兰是印尼第5大城市，排在雅加达、泗水、万隆和勿加泗（Bekasi，位于西爪哇的一个城市）之后。棉兰也是苏门答腊（Sumatra）岛最大的城市。

与北马华人关系亲密

棉兰大部分华人都讲得一口流利的闽南语，除了因为他们多为福建人之外，也跟棉兰靠近北马，尤其是槟城有关。从槟城乘搭飞机到棉兰只需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少棉兰华人在北马都有亲人。众所周知，闽南语是北马华人的的通用语。在深受北马华人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下，棉兰华人即使在苏哈多当权时期（1966-1998年）面对强制同化政策也仍能保留闽南语的使用能力，而不像印尼其他地区的华人般已高度印尼化，失去了使用华族语言的能力[注1]。我在棉兰进行实地考察时所认识的华人大部分都懂得讲闽南语，除了一名来自东爪哇的社运人士，他在多年前因为跟一名棉兰土著基督徒女子结婚而迁至棉兰。

然而，棉兰华人所使用的闽南语混有某些潮州字眼，如“gai”（上声）和“hiam”（阴声），前者的意思为“个”（数量词），后者则是“辣”的意思，这是因为棉兰也有为数不少的潮州人。

根据印尼2000年所公布的全国人口调查数据，华人在棉兰占约11%，但一般当地华人认为华人的实际人口百分比应该是高达20-25% [注2]。

棉兰华人的祖先多为1870年代从中国福建和广东省前往苏门答腊北部的烟草种植园当苦力的华人，棉兰的开埠也跟大规模的烟草种植业息息相关，因此，华人苦力是棉兰开埠的功臣之一。不少华人苦力在熬出头后留在当地从商，把棉兰视为自己新的家园。

棉兰华人在荷殖民以及第一任总统苏卡诺当权时期成立了不少同乡会、宗亲会和华校校友会，主要是为了与同乡或校友互相照应，保持联系，其中较活跃的华团包括惠州会馆、潮州公会和苏北棉华中学校友会。这些华团不时举办华族文化活动，每逢喜庆节日也会安排成员们相聚和联络感情。棉兰华人也在这段时期创办了多份华文报，这包括《民主日报》、《民报》、《华侨日报》、《南洋日报》（后改名为《新中华报》）、《苏岛日报》和《新中国报》。其中《民主日报》在印尼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年）力挺印尼民族独立斗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致力宣传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捍卫印尼华侨的权益，并促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注3]。

苏哈多采取同化政策

然而，印尼政府在苏哈多当权后对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华人不得公开欢庆华族传统节日和公开使用华族语言，华团若要继续活动，就必须转型为提供殡仪服务、从事慈善活动、佛教活动或专注于保健和运动的团体，也必须把团体名称改为非种族性名称。此外，政府也关闭所有华校和大部分华文报社，只允许扮演政府喉舌的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营业。《印度尼西亚日报》报社设在雅加达，所有刊登于该报的新闻和文章均是从印尼文翻译成华文，并经严格审查。

在这种情况下，棉兰所有华校和当地华文报社都被关闭，不少华团为了能继续活动，都不得不转型为符合政府所设条件的团体，例如，惠州会馆转型为提供殡仪服务和专注于慈善活动的团体，并更名为棉兰鹅城慈善基金会（Yayasan Sosial Angsapura Medan，简称Yasora Medan）。

华族活动再现

因此，苏哈多当权时期可说是印尼华族文化的黑暗时期。但这段黑暗时期随着苏哈多在1998年5月下台后而逐渐结束。后苏哈多政权，尤其是瓦希德政权（1999-2001年）撤销了许多歧视华人和华族文化的法令，华人因而得以公开学习和使用华族语言、公开欢庆华族传统节日、成立华团以及创办华文报刊。因此，印尼全国各地的华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单单是在棉兰就有一百多个华团，这包括之前被关闭的华团、在苏哈多当权时期转型为提供殡仪服务、从事慈善活动、佛教活动或专注于保健和运动的华团，以及印尼两大主要华团印尼百家姓协会和印尼华裔总会设在棉兰的分部。这些华团主要从事文化、慈善、赈灾和宗亲联谊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棉兰的华团在召开会议时大都以闽南语进行，会议记录则是以华文和印尼文记录，这跟雅加达、泗水和其他一些地区许多华团开会时只使用印尼语的情况很不一样。

此外，由数十个华团和华社名流所组成的印尼苏北华社慈善与教育联谊会（简称华联）于2008年在棉兰成立了一所提供华文学士课程的民办高等学院，即亚洲国际友好学院（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sional Asia，简称STBA-PIA），创校宗旨是为了弘扬华文和华族文化以及栽培华文人才。创校资金来自苏门答腊北部多个华团以及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的捐助。

该校获得华南师范大学协助准备教学课程以及提供师资。此外，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和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也协助该校寻找师资，所有被派往该校执教的中国讲师薪水均由中国政府支付。该校更在2012年与槟城韩江学院签署缔结姐妹学院合作备忘录。因此，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成立与运作可说是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三方的合作成果。

迄今，亚洲国际友好学院是印尼唯一提供华文学士课程的华社民办高等学院，但前往该校深造的学生不只限于华人，也包括印尼土著。

此外，棉兰华社在苏哈多下台后创办了5家华文报社，这包括《印广日报》、《苏北快报》（前身为《华商报》、《棉兰早报》和《苏北日报》）、《讯报》、《好报》和《正报》[注4]。其中《印广日报》在2014年12月因销售量太低、亏损太大而宣告停刊，但之后在今年2月以《正报》的名义复刊，并成为由棉兰华人经营的主流印尼文日报《分析日报》（Harian Analisa）的姐妹报。

换言之，棉兰目前一共有4家华文报社，这比印尼其他地区的华文报社来得多，例如，泗水在后苏哈多时代曾有4家华文报社，即《龙阳日报》、《诚报》、《千岛日报》和《泗水晨报》，但《龙阳日报》和《诚报》因销售量太低而在数年前先后停刊。因此，目前泗水只剩下《千岛日报》和《泗水晨报》两家华文报社。

与土著关系欠佳

然而，有不少土著和印尼其他地区的华人都认为棉兰华人太精明以及太具竞争力，而且，棉兰华人因彼此经常公开以闽南语交谈而被许多土著视为排他性强的华人群体。因此，许多土著和其他地区的华人都不愿与棉兰华人交往，不少为了寻找更多发展机会而迁至雅加达的棉兰华人也因而多集聚于雅加达北部的珊瑚新村（Pluit）。在这个住宅区内，棉兰华人就像在家乡般彼此以最熟悉的闽南语交谈以及享用传统的闽南食物，生活自成体系。他们也跟不谙华族语言的雅加达华人格格不入，因此两者之间鲜少来往。

此外，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朱迪斯（Judith Nagata）曾指出，棉兰不少土著因许多当地华人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而心生猜忌与妒意，再加上当地华人普遍上被视为排他性强的群体，因此，棉兰华人和土著之间的族群关系一向欠佳[注5]。此外，棉兰的流氓特别多，是印尼的“流氓之都”（kota preman）[注6]，因此不少华裔商人经常遇到向他们收保护费的流氓。棉兰也是印尼在1998年5月最先爆发排华暴动的地区。据悉，当地流氓涉嫌发动排华暴动，袭击和烧毁许多华人商店。棉兰的排华暴动是发生在5月4日到6日。到了5月中，更严重的排华暴动发生在雅加达，许多华人商店被烧毁，更有不少华裔女性被性侵。

为了减少当地土著对华人的猜忌以及改善华人和土著之间的关系，当地政府实在有必要积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而民间组织也必须积极举办各种跨族群对话和活动，以增进各族之间的了解。

总的来说，棉兰华人因地缘因素以及与北马华人的密切关系而一直保持传统的华人特性，跟印尼不少地区的华人很不一样。因此，若想认识印尼华人社会，有必要了解棉兰华人和印尼其他地区华人的不同。

注解

1.必须指出的是，除了棉兰，其他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远的印尼地区的华人也大都还懂得讲华语或其中一种华族方言，这包括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廖内群岛（Kepulauan Riau）、邦卡勿里洞群岛（Kepulauan Bangka-Belitung）和棉兰附近的城镇如民礼（Binjai）、先达（Pematangsiantar）、丁宜（Tebing Tinggi）和兰都不拉八（Rantau Prapat）。

2.这是目前关于棉兰华人人口的最新官方数据。

3.见周南京，“《民主日报》大力支持印尼独立”，《苏北日报》，2010年11月4日，页3。

4.《讯报》为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姐妹报。

5. 见Judith Nagata，“Local and Transnational Initiatives Towards Improving Chinese-Indigenous Relations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The Role of the Voluntary Sector”，Asian Ethnicity，第4卷，第3期，页375。

6.见Jun Honna，“Orchestr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Security sector politics as a Trojan horse for anti-reformists”，收录于Edward Aspinall与Gerry van Klinken编著，The State and Illegality in Indonesia（Leiden: KITLV Press，2011年），页266。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大学讲师。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