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马新社会常被称为文化沙漠，指的不外是没有客观的文化生存条件（所谓土壤），自然谈不上什么积淀。此说法固然有历史的成因，但作为复杂的文化场，马新华人文化资源的累积也并非全然匮乏。

外人以特别眼光看这个半洋（或半土）半华的社会，自然无法留意到它的变与不变，而轻易把它编入非此即彼的类别当中。其中一个最普遍的做法，是把华人纳入战后中国人飘零海外的离散话语结构中，是为唐君毅先生的“花果飘零”的浪漫叙事作了最佳的注脚。

其二，有意无意把华人推向脱华入土的文化汰血境地中，形成空有物质形式而没有实质华人内涵之概念（这也应和了在地当政者的思维）。个人觉得，这种两极化认知对新马华人所建构的文化与思想内涵很难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最新的例子是，新加坡举行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学界倾向把南洋大学（即其创办者）置于华语语系的脉络进行论述。

华语语系概念漠视历史语境

检验华语语系概念的兴起，它出于消解中心，缔造平等的对话机制为出发点。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它对历史语境的漠视，转而把焦点投向跨界流动/离散/流寓，因而难免对“恒常的流动状态”带有特殊的偏爱。在此脉络下谈“在地中华性”会有什么实质意义，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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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沙末沙益与杨贵谊交流。

回到历史现场，需要论者的介入与长期的观察，不能简单以超越历史蒙混过关。此外，在华语语系理念践行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以跨界流动（trans-border）与反离散之间的拉扯最为剧烈，史书美即在一篇英文论文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作了铺陈，这种讨论直接把华语社群与华人文化卷入漩涡，各地华人理当抱着批判的态度视之，而不应照单全收。

马新华人分道扬镳以来数十年，两地的华人文化场域建设基本上已见分殊。今天讲新华文化或已渐感虚浮，但在马来西亚，谈马华文化仍然有它的契合性与必要性，因而华文教育、马华文化、马华文学等精神建筑依然有存在的必要。

除此以外，华人-民间可开启硬体的筹建，如文物馆、人物馆、校史馆等等，最新的例子是集合民间资源的馆藏与文献规划。华人的思想定向与文化积淀基本上从过去的华人私人藏书提升到组织化、系统化的新阶段。

南方学院大学马华文学馆是最早的例子（可惜教研结合的成果不彰），华社研究中心最近获赠的杨贵谊先生藏书与手稿以及系统性的搜罗，进一步加强了马华文化资源。

藏书是文化积淀指标

在此阶段，私人藏书成为非常重要的马华文化积淀指标。当然，笔者这里是指在地文化的扎根。私家藏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搜索珍本奇书，一方面是满足个人癖好，也为了个人研究上的需要，杨贵谊藏书中的汉学经典印尼语翻译就是他早年负笈雅加达国立大学期间搜索所得。

NONE 从杨贵谊以及其他马华藏书者毕生投注的精神与财力来看，为组建精神家园实不为过。新马华人社会的文化底蕴，就从藏书者的点面结合中窥出端倪。

杨贵谊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爱书人。每次到吉隆坡来，他必定到语文局书店逛一圈，朋辈们也常常摸上酒店给他递书递包裹。我看他每次总是满载而归，欢如得宝。面对这景况，只有明白人才知晓物之所用。他买的书，除了语言、文学、文化类，政治、社会评论都在搜罗之列。这当然是他的本业——词典编纂的许需。

散文家董桥在一篇文章中毫不讳言：藏书家不读书据说也是常情。杨贵谊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跟他的交往的观察中，发觉他虽久居长堤彼岸，但对马来西亚的社会与政治状况丝毫没有隔阂。

在互联网时代未普遍之前，显然他是靠源源不断的购书在个人心灵上建造了跨空间、地域的理解。作为现代的藏书人，杨贵谊收书与藏书显然结合了个人的词典、翻译事业与学术研究，实用性使然。正是这实用性藏书行为保存了一批珍贵的马华文献。

华马文化交流为主轴

就杨贵谊先生捐赠的藏书/手稿作统计，总计约为4万本/件，中文书籍约有1861种，马来文书籍约6338种，英文书397种，外语书籍16种，其余包括报纸、剪报、手稿等等。在这批藏书中，还有不少19世纪的珍本，如古典章回小说翻译、早期华人学习马来语编撰的字典辞书（《华夷通语》、《通语津梁》、《巫来油通话》、《杂字册》、《琼南音谙摩赖幼话义》，等等）。

杨贵谊先生根据个人研究需要，有计划性地收集藏书。就目录来看，藏书基本上揭示了杨贵谊先生的治学规划和用书的专一性与目的性，以及结合问学的毅力与用心。

这些赠书基本上可分为九个大类，从中可以看到几项文献的卷宗雏形，这对深耕本土学术，促进华马交流、积淀（马华）人文内涵有一定帮助。以下胪列显著可见的文献库类：

1、各语文词典一千多册一千余册（以华文和马来文词典为大宗）

2、现代马来文学著作、论述与人物传记

3、中国经史与通俗文学经典印尼语翻译（中国海外汉学重要文库）共815册（包括影印本）

4、十九世纪迄今的马来典籍、民间故事和现代著作翻译

5、马华文学（尤其珍贵的是战后至60年代，计481册）

6、南洋大学出版品

7、政党、会馆与学校特刊（150种）

8、三种语文教科书（1500种）

9、60年代新加坡左倾报章与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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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不包括期刊杂志（马来印尼文期刊119种）、剪报资料、三种语文普通书、会议论文集、课程参考书和手稿等等。

综合以上九种文库资料，可以说杨贵谊的藏书以华马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为主轴，包括华马、马华词典的收藏与编纂、中国经史与通俗文学经典翻译、马来典籍翻译、现代马来著作翻译。

这些文献可以远溯至19世纪中期，如1853年的《三国》翻译。这些成果没有亡佚、湮灭，而且被杨贵谊保留下来，这是本区域华人在地化、落地生根的铁证。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华社主动介入本地文化研究与翻译、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努力。杨贵谊的藏书，实为民族与国家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为华族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