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殖民背景中的香港与南洋

19世纪下半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占香港，此后，香港逐渐被英政府建设为远东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它带来了殖民现代性。早于香港约112年（1786），英帝国势力先在马来半岛西北端槟榔屿登陆，1819年，莱佛士取得新加坡，五年后（1824）马六甲相继落入英人手里。1826年，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俗称三州府），直接由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管辖，开始了殖民势力在马来半岛的经济掠夺，加强了它向东北亚扩充势力的野心。与此同时，为了满足马来半岛锡矿业与种植业的人力需求，殖民政府在华南地区招募大量华工，促成了频繁的苦力贸易，香港作为南向出口，在这时候和星马发生紧密的联系。到了1930年代，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晋升为英帝国在东方的重要根据地，两地海港规模仅次于伦敦和利物浦。左翼文人金仲华在环西太平旅程中，最后一站在星洲登岸考察，经香港返回大陆后写下了《新加坡和香港：南太平洋的最后一瞥》，刻画了当时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气势，深感忧虑与不安。

同时出现在历史画面的是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在南洋奔走，以及保皇党和同盟会同仁在南洋的活动，还有康有为应丘菽园之邀抵星避难，未几避居森甲交界海隅丹将敦（Tanjong Tuan），再由庇能（Penang）返港回国。至于英人在殖民地的人事布局越见其对当时华侨的态度，香港第十七任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左图）于1930年带着香港左派华人给他的苦涩记忆来到马来亚出任海殖民地总督兼马来联邦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iner）。他到任不久即加强推行学校注册法令并设立许多条例，马来亚华校首当其冲，多所华校被勒令关闭，教师被迫离境。

文人流动开启两地文化关系

20世纪初期至太平洋战争前，中国文人（指作家与文字工作者）的南渡播下了马来亚华人文化的种子，由此获得了更深厚的内涵。这是一个事实，亦无须否认。由于两地英政府并未完全禁止，文人的南来北返颇为自由。至抗战时期，香港与星马是继武汉、重庆、桂林以后的“大后方”，香港和星马的命运绑得更紧。

抗日战争末期，香港和南洋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早期如黄天石（杰克），两度南下，先为同盟会奔走，后为吉隆坡张郁才创办的柏屏男子义学执教，并曾在马来亚霹雳办《中华晨报》。在皖南事变以后，大批上海文人南下香港，其他则来自桂林或重庆，造就了香港文化界盛景。这个时候，部分左翼文人继续南下，到南洋宣扬抗战，同时推动反蒋活动，如胡愈之、杨骚、金丁（汪金丁）、巴人（王任叔），有者为生活出走南洋，如马宁和陈残云。最不中国中心的南来文人是郁达夫，他积极提掖当地文艺青年，甚至娶当地妇女打算安家落户，不料以失踪收场，给华文文学留下了巨大的隐喻。

内战与冷战时期的共构基础

港—马文学共同体的基础除了文人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刊物（期刊杂志）在香港的出版，以及它把港-马文人联系起来，尤其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关系愈见紧密，这是促成本时期港-马文学共同体的第二个重要基础。1958年10月23日，英殖民政府颁布行政条例，禁止53家大陆出版社全部出版物入口，其中包括香港三家。根据熟悉情况者的回忆，此一禁令颁布后，当时市场上超过九成读物不得销售，造成星马两地的华文读物市场出现极大的真空。在星加坡本土，黄色读物和小报应运而生，惟寿命皆不长，当时左派人士打出的反黄运动，一方面为了反黄，一方面也借机集结势力反殖民政府。星加坡主要两家书商——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早前在香港设有编辑部，出版符合星马两地的教科书、教学辅助读物和儿童读物。在现有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掌控星马市场的优势下，遂在香港成立不少的出版社，一方面安排与大陆签署版权转让协议，以便在香港翻印各种在星、马合销的中国版图书，另一方面也在香港组织作者和编者，编写和出版各种新书，供新马和南洋各地销售。

见证这个时代的香港老出版家罗凖先生曾撰文指出：“香港出版界在五六十年代，印书最多的两间书店，首推香港世界出版社和香港上海书局，两家书店总店都设于新加坡，老板都是江浙人士，他们战前已创立，由于历史悠久，在马来西亚、印尼都有自己的分支联号。星洲世界书局有吉隆坡、巴城、印尼各埠的世界书局和大众书局。而星洲上海书局也有吉隆坡、耶加达分局及曼谷、万隆、泗水、棉兰、三巴壟…等地的代理联号。当年香港出版物又极依赖东南亚市场，使他们有了先天优胜条件，香港其它书店同业自然也有那边的联网，只是没有这两家广泛。”这个现象说明，香港出版的书籍很依赖星马/南洋市场，尤其需要借助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的销售管道，才得以把书籍销售出去。然而，这些书籍大多是经改版的大陆书籍或南下香江的文人的著作。为了克服当局的阻难以及满足星马阅读市场的需求，主要的两家新加坡出版社——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于是在港成立多家出版社与编辑部，进行出版与内销星马市场的工作。

此现象对香港的冲击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香港出版业/书业的起飞。中共建政以后，留港大陆作家大批离港北归，部分经营小书店者亦随后北上，刘以鬯（左图）认为这时候“香港的文学生命几乎因此失去延展所需的条件”。就在这时候，新加坡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悄然登陆香港，先是设立办庄，继之成立编辑部编中小学教科书，后来杂书部也成立了，不仅对东南亚华文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在50年代香港文学普遍凋敝的情况下，这两家出版商在香港的出现，对香港文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提振作用。

其二，香港读书界在世界和上海两家书局在香港斥巨资出版的大陆作家书籍与选集，固然使星马读者受惠，但不可否认，对香港读书界必然产生作用。两家书局的出版方针不分左右或政治立场，罗凖作了详尽的记录：

他们（指世界书局——笔者按）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中国新文学丛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作家的选集，不计较当时的思想倾向，不理大陆是否喜欢不喜欢，肯定不肯定。在香港选入刘以鬯、舒巷城，其他如梁宗岱、蔡元培、梁启超、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林语堂、谢冰莹、张秀亚、易君左、朱湘、胡适、丁玲、周作人、卞之琳、梁容若、苏雪林、陈纪滢、苏曼殊、吴伯箫……等兼容并蓄，当时像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谢冰莹、易君左、胡适、丁玲他们大陆是视而不见当着不存在的文人。他们这套“新文学丛书”，收集的范围广泛，不理政治倾向，只要他们在中国文学上有成就，就入选。所以是比较客观地承认历史，也是海外的一般观点。

因资金的充沛和市场网络的覆盖面（当然也有商业利润回酬的考量），世界书局继续编印了若干“大书”，其手笔、气魄之大，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影响所至，断不仅海外星马而已，自然也惠及香港：

文革前后，该社影印发行前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接着即着手排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篇（1928-1938）”，这套书的小说三册、散文三册、诗歌一册、戏剧一册（后改为戏剧、电影各一册），是由北京的常君实先生编选，《文学论争集》由该社谭秀牧兄编辑和写序言，整理出版，这是一套十卷一百五十万字的大书，加“正集”合共是二十巨册……此外又影印《茅盾全集》、《鲁迅全集》各十巨册、《朱自清文集》四册……正当大陆要消灭这些被认为有毒素的作品时，他们冷对横逆，虽是生意经，但是在是造福海外读书界，保留中国现代文化，使这些著作不致湮灭，实在有功。

香港上海书局从40年代中期以后在香港出版界扮演的角色也不遑多让。首先是星洲上海书局在香港的办庄（世界书局的香港办庄是正兴公司），成立于1947年，作为采购大陆图书与文具用品运往星马的代理机构，翌年成立编辑部，出版教科书供东南亚地区华校使用，获得丰厚利润。香港世界书局出版的“现代小学课本”不仅为南洋侨校而编，也在香港发行，获当时香港小学采用。1958年英殖民政府禁止大陆图书入口星马后，上海书局开始涉入教科书以外的出版工作。根据陈蒙志先生近日的透露，上海书局不仅以本身名号出版图书，也以入股合资等方式，设立多家出版社，因资料保存不全，目前可确认的有27家，至于跟世界书局有关的香港出版社，目前可确认者也有27家，这些出版社出版各种知识门类的书籍，出版之图书超过万种。上海书局出版的一千本儿童文库也造福一代的香港与星马华人孩子。

不难想见，这两家出版商大规模的在香港出版界运作，为香港出版业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如培养编辑、插画与美编、发行人员等专才，后来在出版界颇有成就的罗琅（罗凖）、李怡、陈松龄、陈琨旺、潘肇、刘国英、庞建华、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都跟上海书局有深厚渊源。更重要的是，它为香港年轻作者提供了出版机会。譬如俞远（廖一原）的长篇小说《思前想后》（1955）、阮朗的《格罗珊》（1956），柳木下《海天集》（1957）、高旅《困》（1958）、阮朗《重逢》（1960）、李怡《晨星及其他》（1962）、淡村《崖岸上的爱情》（1962）、尚京《你就是天才》、俞远《峰回路转》（1976）等等，数量非常可观，无法一一胪列。此外，李怡编《哲学入门》在星马热卖，《思前想后》无论在思想价值、情操、道德观点上，与左翼呼应，大受左翼学生欢迎，“再版近三十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二十年才滞销，据说是港局所有创作小说中销路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同前）无疑的，这是一则出版传奇，也是两地文化文学界神话。在那年代，其对港—马文化文学的冲击可想而知。60年代，香港上海书局编汇“现代文丛”，包括霜崖（叶灵凤）《北窗读书录》（1969）、阮朗《黑裙》（1969）、黄蒙田《竹林深处人家》（1969）、吴羊璧（双翼）《一秒、一年、一生》（1969）等。70年代大陆南来作家，如彦火、陶然、东瑞、古剑、陈浩全第一本书也是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

除了出版文艺单行本，两家出版社也出版文艺杂志，教育类以外的书籍全都归入杂书类。上海书局的杂书部主任为赵克。世界书局首先在香港出版《南洋文艺》月刊，由艺莎（谭秀牧）主编。《南洋文艺》容纳了星马和香港作家作品，是香港现实主义作品的发表园地之一。有香港乡土作家之称的舒巷城的长篇佳作《太阳下山了》最先在《南洋文艺》连载，后列为南洋文艺丛书之一出版。马华作者也有作品同时在该刊连载。

60年代多元并存的香港文学进一步加强了港—马文学的关系，编辑方针上，本港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存（还有写实与现代并存），香港文学也在此时期开创了它的国际化格局，文革的短暂冲击没有使香港文学失去它的本色，70年代以后它再续前路，一直到80年代中期刘以鬯创办《香港文学》，其国际形象基本已经奠定。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在60年代香港文学曾出过一份力，它旗下出版的文艺著作与刊物走现实主义路线，保留了60年代开始朝向主体型塑的香港社会现实与文化记忆，这是最可贵之处。

在这段剑拔弩张的冷战年代，鉴于香港和星马同属于英政府管辖，文人的流动在五十年也出现过频密现象。初期，香港有一批文化人南下星洲办《益世报》，包括刘问渠、刘以鬯、徐訏、钟苓、赵世洵等。后来该报因资金短缺而停刊，刘以鬯北上吉隆坡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时候杨际光（贝娜苔）已在吉隆坡《虎报》任总编辑，姚拓编《蕉风》之余兼编《虎报.快活林》，来自昆明的夏威（后希铠）都在《虎报》做事，并在该报小说版连载生平第一部作品长篇《马来妹》。《益世报》停刊后，徐訏获南洋商报资助返港办《幽默》杂志。1955年新加坡南大发生林语堂事件，熊式一离星返港，只短暂做了文学院院长。在同一时期，在香港的李微尘以创肯出版社名义办《热风》杂志，倒闭后，于1956年被傅无闷招去了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编辑，后升任总编辑，翌年被李光耀招进总理公署担任新闻秘书，报社空缺由钟苓继任。刘以鬯自吉隆坡下星洲先后在两三家报社做事，同时以葛里戈写了不少小说，1957年终于选择返港。在港的力匡于1958年选择南下新加坡教书，在南洋商报《世纪路》和《蕉风》发表诗文，“力匡诗体”一时在马华文坛广为传颂。六十年代以后，又有来自台湾的谢冰莹、孟瑶、苏雪林等。这是五六十年代特有的文人流动现象，星马港台四地之间穿梭、游走，在各文学场域之间搭桥，华文文学共同体具备了基本的雏形。

香港在本阶段扮演的特色是作为一个文学的中介，马华则作为文人的离散落脚之地。在这背景下，不少文人因内战所迫（部分因政治因素），相继南下香港，并在香港办杂志、成立出版社或卖文为生，往后因某种因素继续离散，到新加坡与吉隆坡，在当地办报办杂志，继续写作与出版。同一批文人，两地发光，今日回顾这段文学发展走过的历程，他们究竟属港还是属马，一时无以断定。概而言之，他们是港-马文学跨界-互动与文学共同体雏形的始作俑者，与当下华语语系话语遥相呼应。

这种联系，不应简单理解为收受影响关系。就文学内部发展而言，不妨把它视为马华文学自1949年以来，自食其力向外试探与摸索前行的起步阶段，把它视为70年代以后马华留台文学境外营运的前驱亦无不可。实际上，六七十年代的星马文坛并不缺乏刊物，根据杨松年的研究，“建国二十五年以来（指新加坡建国——笔者按）出版的文学期刊有七十多种”，星马分家以后，马来亚半岛各地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如吉隆坡、怡保、槟城），但两地作者和出版界仍持续互动，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两地的社会、政治分歧越来越大，星马华文文教的互动方告中止。从60年代的马华青年向《当代文艺》、《伴侣》、《海洋文艺》等，到1985年《香港文学》成立，都不乏马华作品，颇有文化出征的意味，作者如雅波（伴侣、当代文艺）、适慧（当代文艺）、年红（当代文艺）、梦平（当代文艺）、梁园（当代文艺）、郑易（当代文艺）、夜半客（当代文艺）、郎格非（当代文艺）、马汉（华侨文艺/文艺、当代文艺）、丁云（浪花、当代文艺）、温任平（诗风、纯文学、当代文艺）、艾斯（当代文艺）、潘友来（当代文艺）、温瑞安（当代文艺）、方北方（香港文学）、冷燕秋（华侨文艺）、田农（香港文学）、吴岸（大公报文学、文汇报文艺）、田思（香港文学）、冰谷（当代文艺、香港文学、诗双月刊）、清疆（诗双月刊）、叶蕾（香港文学）、陈慧桦（星岛晚报大会堂）等等。

在单行本出版方面，50年代也有部分马华著作在香港出版，有者是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创作集，意义重大，如方作斌（方北方）小说《每天死千人的古城》（1951）、温梓川小说《夫妻夜话》（1952）、洪钟（蔡洪钟）诗集《海潮集》（1952）、萧遥天散文集《东西谈》（1954）、韦晕散文集《东海.西海》（1962）、吴岸诗集《盾上的诗篇》（1962）等。这是马华文化资本境外生产的例子。其它如姚拓小说集《湾湾的壁岸》（1958）、杨际光第一部诗集《雨天集》（1968）皆在香港出版，惟书出版时，杨际光已居住马来亚近十年。

香港年轻作者在70年代热衷于办文社和同仁刊物。如果前期港—马文人的互动主要依赖两家出版社，进入70年代，港—马文人开始了共同办杂志的经验。关梦南、李家升、罗幽梦、刘修谦、卡门（阿蓝）、麦继安和来自婆罗洲古晋的弘萤子（原名官有荣）合作办过《秋萤》诗刊，当时他在香港浸会学院就读，诗刊除了发表诗作，也刊出诗简，文社同仁除了上述几位，同时期还有古苍梧（后来成为《明报》总编辑）、蔡炎培、淮远、罗少文等。弘萤子曾在诗刊主持一期星马专辑。在他的出生地，弘萤子是星座诗社成员，诗作选入李木香主编的《沙捞越现代诗选》（1972）。他除了在当地同仁刊物写诗，也在半岛现代文学刊物《蕉风》、《学报》发表作品，游走、跨界早就是马华作者的存在姿态。

在70年代初期，香港《纯文学》杂志也出现过不少马华现代主义作家，如温任平、陈慧桦、李有成、王润华、淡莹、温瑞安、赖瑞和、林绿、沙禽、子凡、赖敬文、归雁、蓝启元、方秉达等。第64期（1972年8月）出现“关于马华文学的讨论”四篇文章，赖瑞和提出《中文作者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林绿撰写《关于“自我放逐”》以自况，两位香港作家——翺翱和刘绍铭分别写了回应《他们从来就未离开过》、《读“中文作者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有感》。这是港—马两地作者的直接互动，而讨论的是马来西亚中文写作处境问题。65、66期（1972年10月、12月）的“大马诗人作品特辑”由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社长温任平组稿汇编，共展示14位作者的23篇诗文。

港—马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由共享的历史政治背景促成的。抗战时期左翼文人的南下，内战末期亲国府文人的南迁，在一前一后、南下北返的对流中，香港成为停驻之地与文学生产之地，作品自不免带有两地的经验，这些在归侨作家的作品最为显著。太平洋战争结束与冷战掀开序幕后，马华写作人向外扩展写作园地，友联出版社、高原出版社，刘以鬯主编时期的《香港文学》等都曾扮演角色。五六十年代，世界和上海书局在香港的营运为港—马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不为人知的条件。

共同体的形成并不妨害各别型塑中的个性与主体性。港—马文学，无论是肉身（作者）或文本的越界（出版与发表），都曾有过共同的想象。以群体为依归的共同想象带有崇高的价值，如救国救亡，六七十年代以同仁为价值体系的共同想象虽同样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但一个是自觉的要摆脱台湾影响（香港现代主义），一个却以高蹈的姿态航向文化中国（如马华现代主义），各有选择和成全文学生命的方式。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