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70年代初是大马国家史的分水岭，政治上标志着东姑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在马华文艺史上，也代表建国后大陆—香港南来文人推动的文艺自由化时代的落幕。在这时期，建国后第一代本土作家队伍基本已经成型，逐渐有能力独当一面。

他们获得南来自由派文人的提携与器重，在其主编的杂志、副刊写稿，后来成为某些文学组织的领军人物。如年红之于南马文艺研究会，在他和马汉的积极推动下，集结了一批南马的青年作者如梁志庆、马崙、陈美枫等，同时出版杂志《新潮》；北马则由慧适领导海天社，作者有陈慧桦、梁园、冰谷、宋子衡等，这个青年文社除了出版《海天》杂志和海天丛书，也编海天副刊，有一度曾开海天书店；中马有荒原，惟没有前两者活跃。

这些作者当中，大部分遵循客观现实主义写作，并不被文史家看好。他们大多为教师、商行小职员出身（左翼眼中的小资产阶级），少数是甫投入劳动行列的离校生（如冰谷）。受时代与客观环境的制约，这批第一代作者无论在传统文化根柢或学养并不比栽培和提拔他们的民国背景南来文人来得强，思想上也无法超越他们的左翼同侪。

文化冷战下的小空间

这其中存在着文学养成的问题。在冷战背景下，知识高度政治化与意识型态化，在寻求思想与创作情感出路之间，后者往往成为这些受薪或打工小知识青年的选择。为了远离意识型态政治，强调创作自由的文学显然更有吸引力，他们在那裡找到一方狭小的安静空间、相互取暖。从马汉、年红、冰谷等人的回忆文章约略可以感知一二。至于他们那一代是否自觉处身于幽微的文化冷战政治角力中，诚非他们所愿意理解的复杂历史问题。

60年代初，《学生周报》、《蕉风》联合主办了三届的“青年作者野餐会”（相等于文艺营或写作营），这个活动几乎是马华青年学子踏入文学门槛的受洗仪式。当时《学生周报》和《蕉风》两份杂志主编扮演的角色，如白垚、黄崖和姚拓的北上南下，何尝不是促成一代作者的文学启蒙导师？60年代初新潮、荒原、海天三个青年文社的成立，以及分头出版的杂志《新潮》、《荒原》和《海天》，无不跟他们三人扯上关係。

冰谷回忆说：“当年姚拓、黄崖先生出钱出力召集野餐会，目标就是要把全马的年轻作者联系起来，壮大成一股文艺动力。”对于当时人们关于活动的传言，冰谷在文中加了几句颇值得寻思的说明：“当时不少社会人士质疑他们的文化背景与组织目的，但后来三份文艺月刊（后来不定期）创刊，写作题材自由发挥，完全没有遭受任何干扰或压力，证明《蕉风》集团纯粹为了推动文艺，团结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作者。”然而，事实是否仅仅如此，或竟如此单纯？

精神上崇尚自由主义

1949以后，在美援体制下，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实践透过各种杂志、刊物得以落实，但最主要的目的无非是宣扬美式价值观与生活品味。50年代中期南来的文人不一定是现代主义者，作品也没有太显著的现代主义色彩，但精神上却不能说不崇尚自由主义思想，并靠拢资本主义。在当时，意识形态被扭曲、妖魔化并不出奇。

大陆学者李强指出，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意识形态，也致力于将自由主义本身描述为非意识形态，甚至是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对意识形态做了较为狭窄的界定。他们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加以区别，强调意识形态是一套系统化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体系。因此，意识形态被指为严格的、僵化的，它比一般价值观、世界观与信条更加倾向于抗拒创新。

由此观之，马华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传统、保守的指责，以及现实主义被扯上狭隘意识形态的做法，便不难理解了。

回归传统文化中国

文学世代的交替，意味着70年代以后马华文学作品的精神基调也与前期不同。70年代，在土著主义思想兴起和国家文化政策的笼罩下，华人文化传承与发展开始面对阻碍。本时期的马华青年作家虽感事抚时，却无法直抒胸臆，反之回归传统文化中国，尝试寻求文化心灵的寄托与慰藉。温瑞安诗集《山河录》（1976）、散文集《龙哭千里》（1977）、何棨良诗集《刻背》（1977）等等，都写于70年代，浓厚的浪漫情绪与叙事风格取代了前期的杂文精神，一直延续到下一个十年又接上傅承得诗集《赶在风雨之前》（1988），并下接马华本地校园的抒情浪漫写作。

显然，在70年代大马政治转向马来—土著主义方向发展后，华社虽然面对各种不公正以及沉重的压抑感，却选择自我过滤而噤声，马华杂文精神所强调的批判性思考缺席。

本时期崛起的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展现为一种逃离，或向大中华母体的回归，以天狼星诗社和神州诗社最为突出。这与60年代晚期逐渐形成的在地认同与书写（如梁园所揭示者）形成强烈的反差。80年代末在一班新世代作家手中则更进一步体现为一种控诉、幽愤与抵抗的姿态，奠定了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来马华校园文学的孤愤自弃与悲情主调。它先是以一批青春学子的试笔为先导，这批学子当中，大多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与华文学会以及理科大学学生为骨干。

在马来霸权统治与土著主义政策雷厉风行的80年代，华社不仅在政经领域面对限制，文化上也遭受边缘化。面对校园外诸多现实，大专生散文在青涩的笔调中透露出深刻的压抑感，论者把这时期的写作称为校园忧患文学，今日回顾之，显然是过誉了。这些校园作品被忽视的文化回归姿态究竟含有甚么思辨底蕴？这些作品如何思考华社处境以及如何探讨民族议题，事后回顾，可观者并不多。从这些校园创作，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象形文字和情感构成的神话”。

走向有文学而无人学

进入90年代初，大马经济成长景象一片大好，国家经济蛋糕膨胀，当权者的民族主义霸权稍微松弛，出现了局部开放局面，华人也获得较大的空间发展文化和母语教育。然而，经济的发展也同时吸引邻国印尼劳工大量偷渡进入大马，烧杀掠夺事件时有所闻。为了巩固由巫统主导的政权，当权者暗中发放公民证予伊斯兰非法入境外劳，进一步破坏治安，首当其冲的便是华人。

这时期的马华作品延续前期的控诉与孤愤，衍生出更为彻底的小文学政治性姿态。这些作品以离散马华写作最为突出。发展至90年代，在后结构主义观念主导下，小说家不惜违背创作伦理，华人史题材（或被喻为“马华创世纪”写作）如马共/砂共小说创作有故事而无历史，虚构与想象发挥至极致——连历史脉络也一併被虚构，马华文学最终走向有文学而无人学。离散无论作为一种美学选择或书写策略到此已成为问题。

这样的发展与马华文学内在潜结构的转变不无关係，战前以来的杂文创作精神基调（包括小说和诗），在战后殖民主义与冷战体制下受到严密监控。英殖民把华文学校视为左翼分子的温床，管控华文教育等于管控华人的思想，作为思想者的文字——杂文，象征性地面对相同的厄运。

思想的饥饿与创作精神的匮乏，来自杂文精神基调的消退与丧失。杂文精神在于它的批判性与思辨性精神基调，即一种人文关怀。杂文精神不限于随笔、杂文体，其它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都可以把它融入。后来者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把它排除在创作美学之外，这是最大的失误。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