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前夕乍晓

被忽略的民国文学遗址

在现有的马华文学史撰述中，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书只写到1956年。他晚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虽增补1957-1967和1967-1976两个阶段，但前者仍谈反黄运动，后者受宥于写实主义史观，讨论重心在写实主义作品，其他流派或思想意识的作品分量不多，对于现代诗的理解，仅止于“关心世道人心”、“言之有物”而已。在“追求创意”的前提下，评论限于作品分析。即便是姚拓撰写的史料文章《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对战后25年间的文学发展叙事跟方修亦步亦趋，对马来亚建国后十余年间的叙述非常片面，事实是，1957-1969年的马华文学史进程是一个特殊时期，在现有文学史中始终缺席。

大陆在抗战结束后，内战继而爆发，国共的大分裂促成了第三势力的诞生，进一步促成第三势力文人、知识分子流亡香港以及在港创办各种文化机构。在绿背文化的推动下，第三势力者成立的出版社接受美元资助，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反共，同时也为了在大陆以外维系与发扬中国文化道统。这些出版社的创立宗旨从《友联出版社》册子上的介绍略见端倪：“影响华侨社会，教导自由世界（尤其东南亚）的中国青年，使他们认清共产主义和共产统治的真相，与东南亚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对抗共党的颠覆活动”。香港友联旋于1954年在新加坡设立分部，出版中文出版物和文学杂志，民国文学终于在海外建立起基地，它在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构筑了一道奇特的文学风景，笔者把它称为“马华（民国）文学”。

在此特别指出，这里讨论的民国文学在时间上是从抗战结束/国共内战开始，至1949年下旬国民政府迁台为止。中国大陆在这段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愈显著，思想也跟着发生急剧变化。在政治上，左翼革命思想日益获得群众的支持，同时也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拥护自由主义思想。这些因素都渗透到文学文化中去，并结合民族主义精神与精英主义思想，直接影响其美学风格、价值与审美旨趣。在形式上，民国文学一方面表现摩登，另一方面，没有脱离守旧的一面。换句话说，它是现代与保守的结合。这个文学形式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香港为中介影响战后50、60年代的马华文学场域生态，文人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最后使现代主义文学得以顺利登陆马华文坛。

作为民国文学在海外的基地，《蕉风》杂志在初创时期打出了“纯马来亚化”口号，此无非是南来民国人在失国去乡后，跟左翼文化人士在海外展开的一次建国话语竞争的缩影，惟此国已非彼国，故园更渺不可及。在被左翼和现实主义文艺杂志包围的50、60年代的新马，友联出版社旗下出版的刊物，特别是《蕉风》和《学生周报》从诞生至生存和持续出版，可说近乎奇迹，它背后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无法不令人关注。

至于马华（民国）文学版图，大约横跨1950-1969年间。1948年，英殖民在马来亚实行紧急法令，查封左翼政团，逮捕左翼人士。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逐渐取得胜利，滞留南洋的南来左翼文人纷纷北返，留下的左翼人士在紧急法令实施后不得不转入地下，文学文化界留下的空缺遂由香港南来的第三势力文人填补。1952年，刘以鬯从香港南下新加坡，加入初创办的新加坡版《益世报》。比他更早抵达新加坡的同行有总编辑李星可，副总编辑刘问渠，编辑主任钟文苓，副刊主任徐訏，采访主任赵世洵。

1954年，有美元背景的香港《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申青到新加坡扩展书刊销售业务，翌年杪，《蕉风》半月刊在新加坡创刊，打破了长久以来被左翼文学垄断的马华文学。一直到1968年冬，香港友联出版社核心人物司马长风南来，他是友联出版社或第三势力最后一位南来文人。他在吉隆坡的工作并不顺遂，不料却在此时亲眼目击1969年的513种族骚乱事件。是年7月，他辞职返港。翌年，马来西亚政治进入新时期，国家文化的设计朝向单元（马来）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以友联人为骨干的马华（民国）文学版图随着司马长风返港而终结。南来文人流动现象在此時正式告终。

马华（民国）文学的形成

国民政府于1949年随着国民党迁台以后，标志着民国已离境在外，家国的漂移也意味着文学文化场漂移异地。在这时候，有一批大陆民国末期的年轻作者与文人离开故土，来到香港，有者继续漂移到更远的南洋。他们离开大陆，不仅因战后大陆内部权力格局的改变，“落难”香港以后，同样面对世界权力的新格局，国际冷战在此時掀开序幕，站在自由主义阵营的香港南来文人反共的战场就不限于香港。这时候，以资本主义为首的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实行围堵共产主义的政策。位居美国东亚战略地位的香港获得美国高度重视，大陆政权易帜以后，美国通过香港的机构如美国新闻处（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美国之音、亚洲基金、文化基金会等机构，推行文化冷战战略，这为香港的第三势力组织提供经费援助，友联研究所、友联出版社、人人出版社、亚洲出版社的成立不仅解决了流亡居港文人的生活问题，也为50、60年代的香港注入了一股文化气息，杂志书刊的出版如《海澜》、《祖国周刊》、《学生周刊》、《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形成50至70年代香港文学的蓬勃景象，可以这么说，这是“落难”香港的文人、知识分子在大陆以外建立的第一个民国文化文学场域。它固然充满乌托邦色彩，却让民国文学文化得以在海外延续，而马来亚是它的第二个场域，马华（民国）文学伴随着马来亚的独立建国而出现，马华是表象，而文学本身所表现的趣味、风尚与精神等才是实质。易言之，马华身后有一个民国的影子，在50、60年代纷扰的时代背景中，它隐身并主导马华文学的文教发展约20年，也为现代主义登陆马华文坛扮演着导航的角色。

文人群与文教场

《蕉风》在创刊时，打在创刊号封面的是显眼的“纯马来亚化文艺半月刊”几个字，一直维持至1957年4月号第36期。“纯马来亚化”概念的反面是“不纯正的马来亚化”。由此进一步追问，不纯正的马来亚化是什么？当时流行的左翼刊物，是否都在不纯之列？在纯与不纯的思维结构中，它实际上已突显了问题本质，即冷战时代脉络下的左右对立与英属马来亚的反共策略，标榜“纯马来亚化”的“蕉风”杂志在此時出现，它自我宣示的“纯性”，再配合当时的冷战氛围，即不言自明了。冷战史研究者翟韬即明确指出：“整个50年代，东南亚华人一直是香港新闻处最重要的工作对象。”

作为民国文学的阵地，《蕉风》、《学生周报》获得多位香港南来文人的助阵如申青、方天（张国焘之子）、姚拓、燕归来、彭子敦、黄思骋、黄崖、白垚等，在先到文人如李汝琳、陈振亚、马摩西的支持下，《蕉风》在创刊之初即获得新加坡文化界人士与作者的支持。

马华（民国）文人，少部分是国民政府官僚，余者为友联中人或第三势力者，他们在大陆期间原是走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到了香港之后，部分参与第三势力并与美元政策产生了关系。学界把40年代后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政治取向分成七种类型，其中的第四类颇为恰当描述了出走香港的这群文人与知识分子：

第四种是失望出走类，主要是指那些对国民党极度失望，又不赞成共产党，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去香港或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1948年12月15日，胡适留下儿子思杜并遗留下数十年的大量通信、日记，匆忙飞离北平；次年4月6日他又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上海去美国。他走前对国民党政府有强烈的批评，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唐君毅与钱穆等一起移居香港。“他对共产党虽有自己的看法，但对国民党也不敢太恭维。还是留在港岛这个既非‘共’也非‘国’的中间地好。”

（引自宋曲霞《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331）

一般的自由文人与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基本一样，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态度，美元背景使他们的身份更形突显，首先是友联出版社创版人之一燕归来。她原名邱然，约于1956年南来，在吉隆坡近郊的八打灵友联出版社做事，两年后返港。

燕归来的性格与政治态度是鲜明而近乎倔强的。“1958年，她离开吉隆坡一年后，从欧洲回到马来亚，在生活营中讲了两个专题，其中一个是《什么是民主？》……她分析，她说明，她解答，她举例，理路清明，说民主不限于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白垚这番话，为战后南来民国文人的价值观念做了最好的诠释，燕归来的观点无非是冷战年代的典型反共话语。在马来亚争取独立的纷扰中，燕归来也发挥了她一贯的性格，“有一次，蕉风社长申青谈到他和薛洛、燕云在马来亚独立途中，燕归来三辩新村群众大会的经历……燕归来的知性和理性，让无数的街头标语显得浅薄，让无数狂呼的口号哑然失声。她让村夫知理，让村妇知权，让彷徨的知判断，让踌躇的知抉择，让他们用自己的手，投下自主的一票，掀开这块土地的历史新章。”对于燕归来在马来亚播下的自由思想种子，白垚给她很高的评价，由此揭橥的文化政治性亦不难理解：

如果往文学思潮发展的深层想，燕归来与马华文坛的关系，不在于是否写过以马来亚作为背景的作品，而在于她对马华文学思潮的深远影响。历史已经证明，她为友联社阐述的文化自由理念，在生活营播下的文学自由创作精神，通过《学生周报》和《蕉风》的实践，岂只跨进马华文学的门槛，且直入马华文学的殿堂，扳倒神祗，改变了20世纪马华文学的整个精神面貌。

白垚这番话，点出了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马华文学在1960年以后，经过了三波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70年代初与天狼星诗社同仁的合力推动下，终于顺利接上现代主义文学大潮，《学生周报》和《蕉风》举办的活动为现代主义的降临做了不少铺垫的工作。

黄崖主编《蕉风》时期，可以说马不停蹄南下北上与青年作者见面，首先他鼓励青年作者集资成立出版机构，出版个人著作。1962年，在他协助下，成立了新绿出版社，出版了六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同时，他鼓励组织文社，海天社、荒原社、新潮社分别在北马、中马、南马成立起来，并出版《海天》、《荒原》和《新潮》。之后，他进一步鼓励青年组织文艺团体，以推动文艺运动。1969年1月18日，霹雳文艺研究会正式注册成立，同年9月30日，南马文艺研究会相继成立。黄崖更于该年4月到东马砂拉越和沙巴两地，走访了古晋、美里、亚庇、山打根等地的文艺组织，并报导西马文艺界的情形。黄崖在全马走动，拉拢和鼓励青年成立文社，出版著作等，在文风低靡的60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他民国南来作者有刘以鬯（见图）、杨际光、马摩西、黄润岳，后二者分别是国民政府派驻新山与吉隆坡的使节人员，大陆易帜后，他们都选择在马来亚定居，刘以鬯则于1957年返回香港。杨际光虽非友联中人，但他的背景和其他作者的境况一样。1950年代初，他从上海抵港，在《文艺新潮》写诗，1959年南迁吉隆坡，一住就是15年。刘以鬯于1941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离开上海孤岛到内地重庆《国民公报》和《扫荡报》编副刊，胜利后，回到上海创办怀正出版社（后扩大业务范围，改为怀正文化社）。上海易手前夕，他离开上海南下香港，入《香港时报》担任编辑，1952年再选择南渡新加坡参与刚创立的新加坡版《益世报》。这批文人南来的时间或有先后，但大抵以50年代下半页为起点，无论逗留多少时间，在马华文坛构筑了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文学场域，拉近了马华和民国文学的距离。

此外，民国文学遗迹可从当地华文文教事业基础看出来，在那特殊年代，它在建构当地华文文化格局与塑造文学品味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外部冷战、内部实行剿共政策下，形成了马来亚建国初期的马华文化场。

同在本时期，华校出现了一批民国时代的作家文人，如谢冰莹、黎东方、王恢等，一方面为求生计，亦不无发扬祖国文化的用心。由香港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赵聪主编的“友联活页文选”640篇（1953-1970编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友联活页文选”是马来西亚国民教育体制内中学华文科古文教学主要教材与参考书，在推动新马的中国语文教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马华（民国）文学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

《蕉风》和《学生周报》成立以后，50、60年代的民国南来文人的作品皆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书写去国怀乡的题材，如黄崖的多部小说以及姚拓对童年的回忆著作如《弯弯的壁岸》，皆以故乡为场景。最值得注意的是，黄润岳连续撰写多部自传体著作如《黄金时代》（包括记叙童年时期的《骑马的将军》、少年时期《科学家的梦》和成年时期《花滩溪之恋》），以及大学毕业后的《熬煎》，离散去国与自传体写作成为在南洋民国文人的特殊写作形态。

南洋民国文人除了反抗其时高涨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阶级化与意识形态教条，50、60年代的马华（民国）文学在鼓吹现代主义信仰的当儿，也有鲜为人知的政治目的与使命，即透过现代主义贯彻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思想。从这角度看，反左翼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何尝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

民国思想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学界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是五四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也是指一种新的方式和新的建国理念。然而，对第三势力文化人而言，母国的建国理想已成过眼云烟，唯有寄托在南洋异域的文化重建之上，纵使易地而处，惟不变的是，坚持以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为建制的基柢。离散香港的文人、学者无论在观念上或行动上或多或少受到本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与影响。它为六0年代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蕉风》出现为数不少的民国作家的文章，一直到1960年中期以后才减少。其作者除了香港友联核心人物，其他有刘蔼如、王恢、凌冷、秋贞理、叶珊、朱西宁、林北、聂华苓、赵淑侠、刘念慈、皇甫光、罗门、林方、林以亮、陆林、赵康棣、徐速、唐承庆、岳骞、痖弦、王平陵、郭衣洞、蔡文甫、王敬羲、孟瑶、覃子豪、周梦蝶、林苓、陈容子、谢冰莹、郭良蕙、管管等等。

从这批文人的写作观也可约略看出其自由主义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姚拓，他对小说功能与教育群众的关系提出如下看法：“小说是文学作品的一环，文学的功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用一种功用去衡量文学作品的优劣，文学作品可以有教育价值，也可以没有教育价值……教育价值只是文学功用的一环，假如过于强调，未免给作者加上束缚，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和才华……创作是千古不朽的事业，不必计较得失”。这些道理虽然浅显，却不难见他的自由思想与精神。

黄崖在《蕉风》1967年第175期针对文学的“创新”提出看法：“一路来，我都是主张‘创新’的。最近两年来，我对‘创新’的问题有较深一层的看法。我们要求意境新、内容新，这是一百巴仙应该的，但若要求形式新、表现新，那却是有保留的，所谓‘保留’，说得明白些，就是逐渐求新；一方面傍依传统锻炼文字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创新’，伍尔芙夫人、乔治哀、卡缪、福克纳......等，它们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基础，语汇之丰富，令我们惊叹。假如我们连简单的字句也写不通，如何去‘创新’呢？”这就是马华第一波现代主义发出的第一炮，而它是在马华（民国）文学的场域中出现的。

马华（民国）文学实质一方面体现在它的思想内涵、趣味与风尚上，在冷战的时代氛围中，它也把国共的势不两立带到新马来，并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形式出现。《蕉风》202期以前，出现不少文章涉及对现实主义教条的批驳，这些都是国共对立在海外的余绪。

芳草碧连天

民国文学占据战后马华文坛20年期间，培养了马华建国后第一代作家，这是很多文史家与学界略而不谈的事实。这一列名字后来都成为马华文坛为人所知的作家，如马汉、山芭仔（温祥英）、年红、梁园、冰谷、慧适、游牧、鲁莽（陈水源）、张寒、陈孟、温任平、忧草、飘贝零、黄戈二、端木虹、梁纪元等，还有后来留台的李苍、冷燕秋、林绿.....，这个作家世代的出现，除了少数受外来现代主义风潮影响，大多数都是意识形态思想并不显著的作者，这些人既不被固有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容纳，更不被现代派称许。这些第一代本土作家，有些没有及时吸收外来滋养，最终证明成果有限。

1969年之后，国家朝向土著主义方向发展，马华文学告别民国时期，进入后513时代。在单元民族主义政策下，马华文学逐步走向德勒兹所谓的少数文学的方向，特别是在国家文化大会召开以及国家政策土著—伊斯兰化之后，文学的政治—寓言性、书写姿态的抵抗与悲情、精神上的流亡等，弥漫70年代的作品。马华（民国）文学在失去相对自由的客观条件后终于来到了尾声，却在海外马华文学场留下了民国文化遗址。这批在南洋的民国文化遗民在南洋孜孜矻矻20年有余，尝试在海外贯彻理想，恢复或重建传统中华文化，最终因面对当地民族主义的排挤而告终。现实中，《蕉风》第一任主编方天在马匆匆三年，最终返港再移居加拿大，却在壮年时期命丧他乡；自诩为中国契科夫的黄思骋编过《蕉风》，在华校教过书，最终选择离马返港；担任《蕉风》主编最久的黄崖，最终离开《蕉风》和友联，自立门户，晚年悄然迁居曼谷，六年后病逝于喃甘杏医院…………。时代已逝，而荣枯有序，只留芳草碧连天。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