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跨界书写

夕阳迅速落下，景美人权园区的工作人员向还在与我们交流的陈钦生打眼色，时间到了，是时候结束。我抓紧最后几分钟，问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问题，“你还恨国民党吗？”

尽管已经多少猜到可能的答案，但是，当陈钦生对着我们说出答案，我依然红了眼眶。他对国民党的恨，延续至今，作为一名莫名奇妙坐了12年冤狱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如何不恨？

“如果不是国民党，我早就应该完成我在台湾的学业，然后到英国继续深造，回国（马来西亚）当教授，我当年的梦想就是回马来亚大学教书。”

一个霸权底下，多少人的梦想被摧毁？多少生命被蹉跎？这是让我心痛难过的原因。他的恨深深地刺痛了我，因为恨伤己多于伤人，但是，如何让这些白色恐怖受难者不恨？

被怀疑涉美新处爆炸

陈钦生，1949年生于霹雳州怡保。 1971年在成功大学化工系念大三，因为被怀疑涉及台南美国新闻处爆炸案遭逮捕，后被刑求、判刑入狱12年。同时被逮捕的还包括李敖。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注1），被刑求入狱的外国人不止陈钦生一个。景美人权园区入口意象旁，大理石刻着上千名受难者的名字。有的在狱中死亡，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幸存活到今日。

陈钦生带我们导览园区（见图）的时候，从头述说他莫名奇妙被警察带走，接着被刑求逼供的过程。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台湾，经济比马来西亚还差。当时留学台湾的陈钦生英文好，闲余时百无聊赖，常去美新处看英文杂志、报纸。就因为这样，被怀疑涉及美新处爆炸案。

警察谎称有朋友约见

当秘密警察从车上走下来，跟他说有朋友在台北要见他时，年轻的他天真的以为是真的，直到被带到台北，才发现事情不对劲。虽然秘密警察一直跟他说，很快很快，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折磨才刚刚开始。

为了让他招供，警察对他刑求，48小时无法睡觉，疲劳轰炸，还有倒吊灌水。“水就从我的眼睛，鼻子、耳朵流出来，”但这还不是陈钦生受过最痛苦的刑求。

“他们用针插进指甲与肉之间的缝隙，然后用筷子夹住手指。”熟悉所谓满清十大酷刑的人多少听过这类的刑求，1971年的台湾依然还在用着那古老的方法，企图要人招供。

可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陈钦生，无从招供，也不知道要招什么。警察问他是否在马来西亚就已经参与马来亚共产党，要他指认他乡下学校的校长就是马共分子。来自怡保锡米山新村的他，怎么想都认为自己的校长不是马共，更何况他自己？

要脱身只能胡编故事

直到最后，警察终于暗示他的案件和美新处爆炸有关，他才知道，要脱身就得编故事，他企图编一个让警察们​​满意的故事出来。但无论怎么编，永远都无法达到警察的要求。因为，与他同时被逮捕的另外一位同学，被囚禁在台中，警察在等这两个人编一模一样的故事出来交差。

万念俱灰之下，他宁愿求死，对一个20岁左右的少年而言，法官判他有期徒刑12年，是多么沉重的一件事。

获释33年后的今天，他喘着气，站在当年被判刑的第一法庭回忆，当初要法官判他死刑，因为生不如死。但法官走下来对他说，法官没有判生死的权力，作为一名法官，他只是按照上头指令行事，不然，接下来要被判刑的就是他自己。

之后被送到绿岛服刑，在国际电话都是稀有服务的年代，他的父母压根儿不知道远在几千里外的儿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陈钦生1988年回家才知道，母亲当年连神主牌位都已准备好，准备面对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世上的残酷事实。

母亲只身往台湾探监

陈钦生坐了三年冤狱后，其母亲孤身一人前往台湾找儿子，不识中文的母亲从台北搭火车到台东，然后再买船票到当时恶名昭彰的绿岛找他。但千算万算，算不到绿岛竟然有两处监狱，找错门的母亲不知道，也没有被告知，儿子其实就被关在隔壁的另一个监狱。

所幸返回台北之后，遇上一位退休的军官协助，再度返回绿岛，找到陈钦生的所在。 “狱卒喊我的名字，跟我说，我有访客，我反问他你有没有叫错人，我当时想，我怎么可能会有访客，但是狱卒跟我说，没有错，就是找我。”

他看着眼前隔着玻璃窗的母亲，两人凝视似木头动也不动，如果不是狱卒推了他一把，他可能会继续站在原地，目瞪口呆。访客时间到，母亲离去之后，他站起身来欲走回牢房，却只觉天旋地转，昏阙过去。

在民主倒退、民主体制被质疑的这个年代，台湾依然享受着民主的选举，这些都建立在许多人的青春与血泪上。

宽恕不廉价而须诚恳

如果把1987年7月14日台湾解严当作民主化的开端，也已将近30年。至今，历史的伤口并没有愈合。主持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前南非大主教屠图（Desmond Tutu）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更重要的是，宽恕并不廉价，宽恕必须建立在诚恳的认错与铭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

像陈钦生这样的个案，并不稀有。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但他的故事，正好是霸权时代下，许多小人物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证明。他的留英梦，幻灭了，当教授的梦想，剩下唏嘘。

现任高雄市长陈菊（见图），在1980年“美丽岛大审”之前（注2），写下遗书。她起头便写，“愿所有受苦、被受缚、被压迫的人早日得到解放，愿我深爱的故乡──台湾的人民早日享有真正的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

她以为必死无疑的审讯，经过许多人的奔走、国际社会压力、注视，终究让八名美丽岛大审的受难者逃过死刑。在冷战帷幕下，为台湾民主受难的不只是台湾人，还包括陈钦生这样的外国人（虽然他最后入籍台湾）。

曾无家可归成了游民

出狱后，他要求国民党政府发给他居留证，但左等右等一直等不到。当时的他没有工作没有钱，无家可归，只能游荡街头，当了两年半的游民。

陈钦生现在已经是成功的商人，而陈菊也当上了高雄市长。但某种程度上，他／她们生命中有一部分都被摧毁在霸权统治的那个年代。回首过去，放眼看看现在，他／她们被摧毁的青春是否换回等值的民主、自由与公义？

不只是台湾，在许多的威权国家、半民主国家里，依然有许多人奋斗着。类似的悲剧只是换了主角与场景，所有小人物在威权统治底下，皆无法主宰自身命运是。

台湾，对许多仍在奋斗的威权、半民主国家是个标杆，但是，台湾的民主不能停留在形式化民主——选举。民主体制必须让人过得更好，民主、自由与公义才得以彰显。如此，让无数人赔上的青春、生命与血泪方得其所。

注释

1.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1949-1992），国民党政府宣称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台湾扩散，实行戒严，却借此铲除异己、巩固威权体制。

2. 1979年“美丽岛事件”是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于国际人权日游行及演讲，要求终结党禁和戒严，最后引发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党外人士遭到逮捕与审判，甚至一度以叛乱罪问死，史称“美丽岛大审”。

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第13届大选中选为柔佛州士乃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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