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地图】

政治社会学有两个讨论民族主义的重要流派，一个是根基论/原生论，注重的是民族形成的先天性因素，如追溯原先的地域、家族、血缘等。

另一个是建构论，强调的是政治和公民参与是认同基础，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在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一般对两个理论的价值判断是后者比前者在政治上更为宽容。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王利平在“清末时期的汉族中心论”的学术讲座中提到，随着保守政治势力和排外政治诉求的崛起，社会有必要重新看待根基论。

他提出清末时期的论点很值得生活在多元族群的大马人民思考：族群的本质是什么？民族与国家，何者为重？

清末革命与保皇

根据王利平的演讲，清末时期曾经出现两派人士对政治发展各有主张。一派是革命党，有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反满阵营，立志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另一派是主张保皇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倡君主立宪和政治改良。两派人士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对民族的定义及国际形势的判断密切相关。

保皇派康有为认为种族混合是构成民族尤其是大民族的基础。在他看来蒙古族和满族都是匈奴的后代，而匈奴的祖先是淳维，淳维则是夏的后代。从种族意义上说，虽然满人和华夏有着不同的外在文化特征，但都源于同个祖先。

相反地，章太炎认为环境对人种有重要影响，同样的人种但身处不同环境就有所差异。于是人种的源头不比后天环境形成的差别重要，他强调的是历史形成的民族。

章太炎反驳康有为“满人是淳维之后”的想法，他主张革命反满，因为匈奴虽是淳维之后，但避居北边太久了，政教和风俗文化与华夏完全不同，故不能称其为同种。

章太炎把当时的中国满汉关系类比于爱尔兰和俄国，他认为这国家正是摆脱异族统治才能立国，所以中国只有摆脱满人的异族统治，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革命和立国的基础。

另一方面，康有为比较中国和印度后认为，印度因为反对异族统治最终内部分裂并引来英国殖民。他认为内部分裂只会让外敌有机可乘，所以中国处于世界列强威胁的情势下，只有内部团结和政治认同才能避免成为殖民地。

康有为提出国族论认为，国家高于民族，国家是地域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只要还有土地和人民就是独立国家。国家是否由外族（或追溯回去根本是同种）如蒙古人统治，都不会改变它的意义。康有为认为满清和明代并不是对立关系，只是一个国家由不同种族来治理。

民族存在的基础

章太炎和康有为对民族的定义、对不同国家的类比分析，是造成两派人马对清末时期的革命反满与保皇改良立场上有很大分歧的原因。

虽然康有为界定民族可以追溯回去最开始的“种”，即满人是淳维后代的说法，这个追溯看似是根基论的说法（注重民族先天性的血缘和地域关系），但放在更广大的国际情势下，康有为其实在主张中国各族并无太大差异，大家应该团结对外，因为无国难以有族。

章太炎则是认为文化才是民族的根源，只有相近文化才能建立民族国家。他提出民族源于“历史认同”，在不同时期互相融合的种族及形成的文化体系才是最重要的分别。满人因为风俗文化和华夏不同，所以属于异族，革命反满就是摆脱异族统治，实现民族主义的国家。

如果以章太炎的主张对照现今全球化带来的人群流动及多元文化的融合，会发现他的论调与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有些相似，后者是在讨论文化差异如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是造成世界冲突事件的根源。

王利平提出非常有意思的论点是，章太炎和康有为对华夏界定的分歧最后落实到一个问题：国家和民族，何者优先？康有为的国家论清楚指出国家优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就是政治的认同。章太炎却认为“民族为实，国家为虚”，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只有面对外敌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

中国曾经多次遇到外敌入侵，每次的改朝换代就会有“国家”不见了，但人们留下来的族谱、历史记忆、文化风俗却是维持民族存在的基础。

大马以立宪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无法区分种族、族群与民族的概念。简单来说，种族（racial group）是以人种的生理性特征定义，如肤色。族群（ethnic group）是以文化共同性如语言、共同记忆、宗教来区分。民族（nation）是包含更多族群联合而成的共同体，或者说族群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具有政治意涵。

中国的汉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不过却占了绝对多数；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国家，各族人口比例的差距相对较小。马来西亚由三大族群即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还有少数族群如原住民，包括肯雅族、加央族、本南、Negrito、Senoi等组成。

马来西亚是以“族群”特质来区分人口，例如华人和印度人在信奉伊斯兰教后被归类为穆斯林，享有马来人在宪法上的某些权利保障。

在英殖民时期，马来半岛的三大族群参与了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随后建立主权国家“马来亚”及联合砂拉越、沙巴及新加坡组成的“马来西亚”。

从政治社会学流派上看，马来西亚显然是属于“建构论”派系，即不同族群虽然拥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但新的主权国家建立在“想象的共同体”。更进一步的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建立在立宪基础上，强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无论是那个族群在对外的身份认同层面，都会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

正视利益分配差异

在政治正确语境下，政党和政治人物喊出的“我们都是一家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试图从内部团结各族建造一个民族国家。当面对外敌时，国民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互相结合，例如我国与朝鲜因为金正男被暗杀事件引发的外交纠纷，各族都选择以“马来西亚人”的政治身份看待自己（大马）与朝鲜的国际关系。

国家与民族，何者优先？这时候如果做民意调查的话， 国家会成为优先认同的对象。这也符合康有为主张的国家论及同个国家由不同族群统治。

与康有为持相反意见的章太炎主张的民族优先理论，看似与现代性以来的政治思潮不符，但落在我国的社会情境下却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纵观国内发生的许多矛盾却经常由族群议题引发，或是非族群事件最后转向族群矛盾争议的现象。

例如今年2月发生的华裔驾驶撞向在公路夜骑的马来少年群体事件，该事件能讨论的层面包括公路安全、少年集体行为等，但社会舆论一度转向族群性的情绪发泄，如质疑司机是华人所以能逃过法律制裁，或夜骑是马来青年的文化，进而造成社会族群关系紧张。

上述的事件绝非单一社会现象，也无法以“政治的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处理，章太炎的“国家是虚，民族为实”的理论正提醒人们“抽象的政治认同有其界限”。如果没有外敌威胁的话，在真实生活里的多元族群，其族群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虽然多年来马来西亚提倡多元族群文化融合，有些政党试图要超越族群的边界做到“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我认为大家无法回避实际存在国土内的族群边界。除去国家政治认同的外衣后，对政党、国家或其代理人政府而言，如何面对内部族群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甚至是物质上的差异如资源分配，才是最根本的治理挑战。

古燕秋，中国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