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弱政策应以阶级为导向
【笔剑光影】
505大选马来西亚实现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新马来西亚诞生、人民对新政府有许多期许，希望可以改善前朝政府政策不公。对马来西亚华裔而言，都希望新政府政策可以让各族群都受惠、公平竞争，摆脱种族政治和政策。
自新经济政策（NEP）为主的种族扶弱政策已实行接近半个世纪，其政策的第一宗旨消除贫穷已取得巨大成功。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从1970年的49.3%降至2016年的0.4%，可是新经济政策后种族内的阶级分化却越来越严重。
即便如此，种族经济政策依然存在505后的马来西亚，如财政预算案依旧特别拨款给予土著、华裔小贩微型贷款等等。在阶级分化的时代，虽然新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开始以阶级为导向 (针对B40的政策)，但是马来西亚要从种族扶弱政策（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转型至依阶级的扶弱政策（need-based affirmative action）依旧面临些困难。
本文将解析新经济政策之后马来西亚贫富悬殊状况，尤其是各种族内的阶级分化，探讨从种族扶弱政策转型至依据阶级的扶弱政策的困难，及检讨目前的政策方向。
【笔剑光影】
505大选马来西亚实现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新马来西亚诞生、人民对新政府有许多期许，希望可以改善前朝政府政策不公。对马来西亚华裔而言，都希望新政府政策可以让各族群都受惠、公平竞争，摆脱种族政治和政策。
自新经济政策（NEP）为主的种族扶弱政策已实行接近半个世纪，其政策的第一宗旨消除贫穷已取得巨大成功。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从1970年的49.3%降至2016年的0.4%，可是新经济政策后种族内的阶级分化却越来越严重。
即便如此，种族经济政策依然存在505后的马来西亚，如财政预算案依旧特别拨款给予土著、华裔小贩微型贷款等等。在阶级分化的时代，虽然新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开始以阶级为导向 （针对B40的政策），但是马来西亚要从种族扶弱政策（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转型至依阶级的扶弱政策（need-based affirmative action）依旧面临些困难。
本文将解析新经济政策之后马来西亚贫富悬殊状况，尤其是各种族内的阶级分化，探讨从种族扶弱政策转型至依据阶级的扶弱政策的困难，及检讨目前的政策方向。
减低贫穷率和薪资差距
新经济政策（NEP）拥有两个宗旨，即不分种族的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结构（restructuring the society）。新经济政策实施的1970年之际，土著的贫穷率高达64.8%，意味着接近三分二的土著处于贫穷状态，而华人的贫穷率则达26%，接近三分之一的华人处于贫穷状态。整体贫穷率达49.3%，接近一半的人口处于贫穷状态。
马来西亚的贫穷率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1970年的49.3%降至2016年的0.4%。土著的贫穷率从1970年的64.8%降至2016年的0.5%，而华人和印度人的贫穷率于2016年的贫穷率则是0.1%，至于其他族群（others）于2016年的贫穷率是1.5%。自1992年之后，其他族群的贫穷率就高过土著，而这差距依然存在。
城乡差距方面，城市的贫穷率从1970年的21.3%降至2016年的0.2%，而乡区方面则从1970年的58.7%降至2016年的1.0%。截至2016年，贫穷率最高的州属聚集在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和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嘉楼），而恰恰这些州属的主要族群是土著（两者的关系是关联性correlation，而非因果关系 causation）。
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宗旨便是重组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分而自治”的社会结构，打破族群分化的经济结构。在重组社会结构上，新经济政策所遵循的原则是经济成长的前提下推行财富分配（Growth With Distribution）。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20年里，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分别经历10.6%、8.7%和8.6%的薪资成长。
在薪资差距方面，华人与土著的薪资差距从1970年的2.29倍降至2012年的1.43倍，而华人与印度人的薪资差距也从1970年的1.29倍降至2012年的1.22倍。种族扶弱政策实施接近半个世纪，各族之间的薪资差距已达到显著的缩小。
涉及新经济政策的第二宗旨包含多方面，如高等教育、土著经商阶级（Bumiputer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Community，简称BCIC）、公务部门、公司股份（corporate equiy ownership等等，但本文主要聚焦在在贫富悬殊议题，因此不处理新经济政策的其他面向。
忽视整体的阶级差异
由于种族扶弱政策着重于减少种族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而忽视整体的阶级差异或者种族内部的阶级差异。197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际，最有钱的20%群体（TOP 20，简称T20）掌握了51.6%的薪资份额（income share），而最贫穷的40%群体（Bottom 40，简称B40）仅分到了13.2%的薪资份额。
新经济政策为主的种族扶弱政策实行接近半世纪后，情况没有多大的改善。T20群体于2016年掌握了46.2%的薪资份额，B40群体仅掌握16.4%的份额。各大种族的阶级差异并没有显著差别，截至2016年的数据，各大种族的T20都掌握介于45%至47%的薪资份额，而各大种族的B40群体则掌握介于15%至17%的薪资份额。
这也意味着最贫穷的40%群体无论在多努力工作，也无法取得和他们相应的薪资份额。这仅仅是薪资份额的分配，还没包括其他财富（wealth），如金融资产和房地产。
现任首相经济顾问莫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在其著作《不平等的颜色：马来西亚族群、阶级、收入与财富》（The Colour of Inequality: Ethnicity, Class, Income and Wealth in Malaysia）推估马来西亚人的财富（wealth，包含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证实各阶级的财富贫富悬殊比在薪资的差异还严重。
其中在金融资产方面，三大种族的金融资产平均值（mean）远远超越中间值（median）的10倍，其基尼指数甚至达到0.80和0.90之间，而三大种族总体的财富基尼指数则介于0.50至0.60。（1）
作者使用戴尔指数（Theil Index）再次印证目前马来西亚的贫富悬殊主要是族群内的阶级差异所造成。前述所提到的金融资产的贫富悬殊，超过90%是由于各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所致。在整体的贫富悬殊上，种族之间的差异只不过占了12%。
阶级和种族双陷阱
在实行种族扶弱政策的国家，当政府要执行退场时并非易事。种族扶弱政策的退场肯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弹。放在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语境里，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基于历史因素，属于双极社会（bipolar society），意味着公民社会呈现两个钟表图（bell shape curve）。两个社群彼此对很多的课题的看法相异，并对彼此存在猜忌和不信任。
公民社会是否准备好接受从种族扶弱政策转型至依阶级的扶弱政策？在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 Past The Post, 简称FPTP）的选举制度下，放弃种族基本盘讨好中间选民将得不偿失，而全面从种族扶弱政策转型至依阶级的扶弱政策，其风险也未必是政党所能承受的。
在贫穷阶级里，马来人和印度人陷入了阶级和种族的“双陷阱”（double trap），而华人则享有所谓的“种族优势”（ethnicity premium）。华人的种族优势在收入或阶级越往上升，优势效应则减少。
这源于在贫穷阶级里，大家都是低技术员工（low-skilled worker），低技术员工因没什么高技能而在薪资谈判上处于弱势。但对于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贫穷阶级而言，社会对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负面印象如懒惰、不靠谱、感觉危险等使他们在寻找工作时面临更大的阻碍和底薪。但种族效应会随收入（阶级）增加和减少，因为影响高技能员工的薪资更多的在于学历、技能等等。
唯有通过依阶级的扶弱政策扶持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脱离贫穷阶级才能帮组他们摆脱双陷阱，因为种族效应会随阶级的上升而减少，同时也不会排斥华裔和其他民族的贫穷阶级，毕竟扶持贫穷阶级时不应该时排他性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种族优势的分析是建立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而分析是透过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regression）所进行。
新税制减低贫富悬殊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不仅仅在就业和薪资上，其中影响差距最深远的则是财富如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通过遗产转给下一代，这也造成穷人和富人得孩子永远不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马来西亚目前的税制都极为偏向富人，这趋势在505改朝换代后有些少许改变，而这些改变有利于减低贫富悬殊，但新政府在未来还可以做得更多。
505改朝换代后，税制方面出现些变动如重新回到销售税时代（Sales & Service Tax，简称SST）和重新征税房地产盈利税 （Real Property Gain Tax，RPGT）。消费税（Goods & Service Tax，简称GST）虽然在监督逃税的机制上比SST更完善，但在经济学里却属于累退税（regressive tax）性质，意味着税人的负担随课税对象数额的增加而递减，相反的SST却属于累进税（progressive tax），负担能力高税率则高，这也符合社会正义原则。
在RPGT方面，国人买房5年后转售也将被征收5%得税务。新政府未来也可以朝向征税遗产税得方向，以减低遗产带来不公平起跑线的效应。
政府可采渐进政策
由于在种族扶弱政策的退场中会面对很多政治阻力和反弹，政府可以采取渐进措施。例如在高等教育上，大学和大学预科班 （matriculation college）可以逐步依家庭背景和阶级取代种族的固打，这更能兼具绩效制和同时让贫穷阶级的学生可以通过教育提升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国民投资机构（PNB）设立基金不分种族的帮助贫困家庭储蓄以应对未来之需，如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和买房子之用。当贫困家庭把储蓄放在基金时，政府可以额外给予补贴毕竟贫困家庭的储蓄本来就不多，而额外给予补贴不仅可以鼓励贫困阶级把钱拿来投资，也不会造成政府在财政上的太大负担。
当贫困家庭的孩子达到某个生涯的里程碑时，如完成小学或中学教育、考获全国检定考试优异成绩时，政府可以把奖励发放在贫困家庭所拥有的基金户口。这被称为asset based policy的政策可以拥有不同的导向，如帮助穷人买房、储蓄孩子未来的高等教育费用等等。
结语
马来西亚目前的贫富悬殊主要是由不同阶级财富的悬殊所造成，因此政策上新政府应该逐步转型至依阶级的扶弱政策，而依阶级的扶弱政策更能不分种族的帮助贫穷阶级。即便会面临政治反弹和压力，新政府应该坚定的制定和执行对的政策。
注释：
1.Mean是指总数额的平均，而median则是数额的中间值，可以有效避免数额特别大的离群值（outliers）。基尼指数（Gini Index）衡量财富或薪资的分配和集中，接近0表明收入或财富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亦然，接近1则表明收入或财富趋向集中于富人。
经济数据来源：
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参考文献：
Gomez, E. T., & Saravanamuttu, J. (2012).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NUS Press.
Khalid, M. A. (2014). The colour of inequality: Ethnicity, class, income and wealth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MPH publishing.
陈明忠，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毕业。目前在某家外资银行任职金融罪案与风险分析师。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