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五一三

【生手的天真】

2019年是五一三事件50周年，希盟政府拒绝设立真相和解委员会，也无意解密五一三历史档案，但相关媒体报导、公祭活动、论坛演讲、纪录片等的出现，都显示民间探索历史真相的动力。

不过，本文关切点并不在探索五一三真相，反而在五一三的“虚构”意义。不少人将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看作对立的概念，彷佛虚构的叙事妨碍我们趋近真相（truth）。英文fiction，也是小说的意思。

去年甫过世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特别关注历史的叙事结构，尤其虚构性的问题。他认为，小说作者所创作出的“真实”（reality）景象，并不会比历史学家叙述的更“不真”，两者的工作实有重叠和一致的部分。

就此而言，小说家重视的“真实”并非“事实”或“真相”，而是经由虚构的情节探问和解释人类的经验、历史和社会真实。

书写五一三，有作家采取隐喻的方式，例如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其实不关五一三事件本身，却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操作（封面写着513、页数以513开始）；有者描写五一三背景下紧张的族群关系（例如丁云“围乡”和Lloyd Fernando《Green is the Colour》）；有者以忧伤语言告别家园（如Shirley Lim的回忆录和Ee Tiang Hong的诗作）。

虚构的情节进入历史场景

年轻女作家汉娜奥卡芙（Hanna Alkaf）今年初出版的小说《天空之重》（The Weight of Our Sky），可说跳脱了作为隐喻和背景的五一三叙事。

这本被归类为“青少年小说”的文学作品，直接重返五一三事件发生的吉隆坡现场，讲述16岁的美拉蒂（Melati）在暴乱中寻母的故事。美拉蒂带我们走过茨厂街、丽士戏院、甘榜峇鲁、精武体育馆、国家体育馆等地点，然而冲突事件发生之时，熟悉的吉隆坡却像是个陌生的城市，让人感到害怕和疏离。

《天空之重》以虚构的故事情节，引领读者进入真实的历史场景，挑战样板化的“五一三种族冲突”线性叙事，寻找另一条理解和对话的可能路径。

生活在60年代吉隆坡的美拉蒂，是披头四的头号粉丝，五一三这天她陪好友莎菲亚（Saffiyah）到丽士戏院看保罗纽曼（Paul Newman）的最新电影，却碰见冲入戏院的华人私会党徒。

美拉蒂被一位华人阿姨“美姨”救出，事后我们知道莎菲亚成了官方死亡数据196人的其中一个。而美拉蒂获救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戴头巾，不能直接被辨识为“马来人”。那个年代，杀人是以相貌为据。

污名身体的情感表达

美拉蒂是所谓的“强迫症”患者，她相信有“精灵”（djinn）住在身体里。为了满足精灵，她发展出一套轻拍手指的节奏惯例，否则她相信坏事会发生，例如母亲的死去。美拉蒂的警察父亲在1967年槟城罢市骚乱中过世后，她自此“患”上强迫症。

小说设定主角为强迫症患者，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操作，并且打开了五一三叙事中“情感”面向的讨论。情感总被视为私有的、阴性的，不适合“拿上台面”谈论，尤其涉及大历史课题。

父亲去世后，美拉蒂要成为母亲的守护者，然而五一三暴乱导致两人失去联系，母亲生死未卜让美拉蒂面对精灵的责难。她越焦虑，精灵的威胁就越强。

读者随美拉蒂一起寻找母亲下落的同时，也和她一起面对精灵毫无预警的干扰（故事突然被打断），也需一起等待美拉蒂内心安抚精灵的繁琐仪式完成，才能继续上路。作者要我们一起面对和经历美拉蒂日常生活中生理和精神的挑战。

我们不难将潜伏在美拉蒂体内的精灵视为五一三的历史幽灵，或是1967年槟城骚乱后潜伏的族群冲突幽灵；于此同时，精神疾病和族群冲突一样都是被压抑的禁忌课题、难以言说的污名隐喻，两者都是年轻的美拉蒂不甚了解却需付出全部精神和生命去面对的事。

不过，若抱着要读五一三历史的心情来读这本小说，很可能忽略了作者通过强迫症的描写，来思考“污名”建构的细微操作，以及污名身体的情感焦虑。

从美拉蒂身上，我们发现污名身份可指称好几个：强迫症患者（不健康的身体）、马来人（背负五一三杀戮者的身份）、背叛族群者（抛弃莎菲亚和华人离开）、现代马来女性（不戴头巾，爱西方流行文化）、信仰不坚定的穆斯林等。这些污名身份，其实是可相互置换的（就如五一三受害者和加害者是谁，不同社群的记忆都不一样）。

作者通过极富情绪张力的强迫症描写，邀请读者一起进入这些污名身份，而且暂时抽掉这些身份之间的差异性，以让我们思考建构污名身份的驱动力和过程是什么。我们如何发现和经历污名的建构，并且感受被污名化的个人所经历的耻辱感、愤怒、狂躁不安、无奈感等情绪？

“坏情感”的重要

通过思考污名建构的操作，或可以拓宽五一三主流叙事中，受害者和加害者二元对立的 “纠错”论述，让多元复杂的五一三故事都有释放的权利，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

意即，要执行五一三的“转型正义”也必须正视污名带来的各种“坏情感”。例如，美拉蒂的绝望感、莎菲亚父亲的愤怒、族群之间的互相猜忌，这些都是五一三的真实情感。

同时，这些坏情感并不会因为我们想象一个美好的、和解的未来而消失，也不应该被视为达成和解前的过渡状态而已。就此而言，如果把幽灵当成终究要克服超越的坏东西，可能忽略小说的另一个呼吁——来一同经历污名化过程的真实情感吧，别因为这些坏情感无助于我们达成历史和解的未来而忽略它。

美拉蒂并非不想被“治愈”（抛开历史幽灵）。我们看见母亲想方设法治疗美拉蒂，包括带她接受传统宗教医者的“圣水”疗法。每次美拉蒂都告诉自己精灵消失了，但很快就失效，母亲也见证她的发作和痛苦。

美拉蒂说，“虽然精灵住在我的身体，但他俘虏了我和母亲”。历史幽灵的“附身”，并非一个人的事。最后，懂事的美拉蒂为了使母亲安心，她决定说谎，告诉母亲她感觉自己痊愈了，内心却说：“我发誓绝不再让她知道我的黑暗”。可见，一个痛苦的污名身体，更大的压力反而是被要求“不要痛苦”。

信任和猜忌共存

五一三事件以后，各种社会身份和社群想象逐渐被固化——土著／非土著，马来／非马来，进步城市／落后乡村等等。《天空之重》重返1969年，这些标签还未紧紧封印之时。

小说以美拉蒂和美姨儿子文生（Vincent）之间的感情，描述“信任”这个感觉的失落，是（后）五一三社会情感结构的重要元素。文生陪伴美拉蒂寻母，过程中美拉蒂终于告知他有关自己和精灵的“交易”，以为文生也会认为她是疯子。怎知，文生紧握着她的手，唱起披头四的歌，让美拉蒂泪水直流——她终于找到可以了解的人。

接着，好不容易回到美拉蒂已成废墟的甘榜峇鲁住家，他们发现一位马来孕妇被困在附近店屋，文生出外寻求救援。妇女小声问美拉蒂：“他会回来吗？他是华人，我们真的可以信任他吗？”美拉蒂毫不犹豫地说：“我彻底信任他”。

信任，正是（后）五一三社会失落的感觉。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将美拉蒂和文生之间的跨族群感情，刻画成因为爱和理解而有坚实的信任。反之，文生后来抛下美拉蒂。从甘榜峇鲁返家后，文生发现自己的父母被暴徒攻击，已送至精武体育馆。正当文生着急之时，焦虑的美拉蒂却忙着安抚精灵，拍打手指，拖延了出发时间。

暴怒的文生，苛责美拉蒂阻止他保护自己的父母，更说“我从此不想再见到妳”。这时，我们发现美拉蒂在文生心中顿时化约为一个“马来人”而已，和伤害他父母的暴徒没两样。此后，美拉蒂独自继续未完的寻母旅程，跨族群感情和可依附的男人都不能成为救赎。

小说中，文生是个有缺陷的男主角。他拯救美拉蒂的同时，也彻底伤害了她。作者不刻意浪漫化两人的跨族群感情，正是直面“信任”和“猜忌”作为同时构成（后）五一三社会情感结构的重要元素，而这个结构其实是被周遭环境和社会所建构、生产的。

小说要我们回到1969年，直面信任和猜忌是如何同时存在于各族群之间。诚实面对这个矛盾的情感结构，比（毫无基础地）想象一个彼此信任的、和解正义的未来社会，来得更为迫切。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已预设了未来（转型正义之后）是个正面进步的社会，各种对五一三的叙事、纪录、研究都导向一个那样“目的化”的美好未来，那我们必然会压抑了过程中被视为无用的“坏情感” ，因为他们唯有最终“变好” ，才值得我们关心。但五一三的“真实”故事，本来就不是那么美好；族群之间的猜忌，没有那么容易消灭；面对污名的强迫症女性，也不能等着被搭救。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只能悲观地接受现实，不去想象未来，而是如何创造一个能包容各种情感和声音的未来（注1）。经历过五一三的个人、家属、幸存者，都有他们亲历的五一三“事实”，我们是否准备好聆听这些积累了各种情绪的故事？

小说的最后，美拉蒂和母亲终于团聚。暴乱结束后，她站在莎菲亚的墓前，听见精灵不断告诉她：“那是妳的错”。美拉蒂接受了精灵将永远待在她体内的事实：“精灵和我永远都会为了控制我的大脑和身体而战，他永远不会真正走开，让我安宁。”

但她知道，她偶尔能战胜他。如实面对精灵／幽灵的永远存在，就如书名“天空之重”所寄托的意义：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脚踩哪片大地，就撑起哪片天空）。不刻意遮掩和修复历史中失落的感觉，也就是试图了解美拉蒂那片，为了让母亲好过而关起来的黑暗天空。

唯有如此，各种被压抑的声音才有释放的可能，而虚构叙事正是其中一条重要的理解路径。

作者注：今年6月在一场讨论五一三文学的论坛上，我讨论数位女性作家的五一三小说，也包括《天空之重》。当时主要从性别角度切入，本文乃侧重情感面向的延伸思考。

注1：

酷儿研究学者海瑟爱（Heather Love）在《感觉倒退》（Feeling Backward）一书中的结语非常形象的说：“问题真的不在于诸如悲伤、悔恨、绝望的情感是否在试图改变现状的政治中有其地位：事实上，若没有这些情感，不可能去想象改变现状的政治。问题也不在于当面对绝望时，如何培育希望，因为这通常会要求以希望取代绝望。相反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够倒退的未来，倒退到我们之中即便最不情愿的人也可能想住在那里。”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513事件完而未了？——从性别文学另辟蹊径

五月的故事

解惑513论坛上，罹难者家属与目击者证言

513命名即记忆控制，论者冀重视底层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