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城彼城】

马来西亚限制行动令从3月18日颁布至今己经两度展延,疾情是否能在4月尾之前受到良好控制,全国是否能如期解除管制令,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参考邻国新加坡的经验似乎不容乐观。

新加坡在第一波疾情爆发时,有效减少感染人数,看似疾情减缓,没想到却在4月迎来第二波爆发,第二波比第一波严重,主要簇群来自客工宿舍。马来西亚拥有约700万合法和非法移工,正计划大规范检测移工,是否能避免重蹈新加坡覆辙,仍然是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可以预见的是,即使马来西亚能在4月尾解除部份管制而逐步恢复社会运作,这过程很可能至少耗时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或更久的时间,人民无可避免的将要面对首相慕尤丁所言的“新常态”(new normal),被中止的生活型态短期内无法完全恢复正常,某些日常状态恐怕会有长期的转变。

慕尤丁在宣佈延长管制令的电视直播说出“新常态”一词后,我一直反复咀嚼这个词的意涵,慕尤丁在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限行令开始后,我们事实上已经活在“新常态”里,我们已经体验了不能自由出门、不能工作上课、所有的娱乐休閒聚会都被停止的“新常态”。未来半年或一年或许可以恢复工作上课,但就是首相要告诉我们的“新常态”吗?

想清楚“乖乖服从”的底线

慕尤丁没有具体解释何谓“新常态”,我也无从获知慕尤丁心里真正的想法,但是可以作出一些预测。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慕尤丁必然从全球疾情的发展和控制来考量未来半年甚至一年的社会运作形态,进而向国人发出危机仍未解除的预警,希望国人作好心里准备配合政府接下来的社会管制,比如禁止大型集会、管制商贩营运方式等。

但有两个我们必须听出来的弦外之音,值得我们预先警觉。第一弦外之音是,人民必须配合政府以公共卫生之名行使的强势管理,做好为了社会安全而牺牲人权的准备。最明显的是被强制放弃行动自由权,限行令期间不能随意外出、不能在社区跑步、连晚上踏出门口接电话也会被警方逮捕,许多人因此被罚款或坐牢。

目前大部份国人都愿意配合政府,并且统一口径谴责不导守管制令的人,几乎听不到异议的声音。我们甚至没有针对“社会距离”的定义进行辩论,比如为何不能在要求人们维持两公尺的社会距离下,允许人们在社区范围内跑步?

在病毒威胁下,可以理解国人无异议地接受现行权宜下的强势管理,但是强势管理有没有可能从权宜和暂时中深化,影响未来国家治理手段?

现行新政府仍然面对正当性的疑虑,国会仍然未召开,国盟在疾情紧张时刻搞政变的账还没有算,但未来半年甚至一年极有可能禁止国民举办大型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要如何表达集体力量,防备和牵制慕尤丁政府的权力倾斜?

当人们不加思辩地接受“新常态”的核心意识“乖乖服从”,没有加以警觉和想清楚底线,马来西亚原本就脆弱的民主恐怕将不堪一击,是为不可不防。

追究政府的责任

第二个弦外之音是,国家经济深受疾情打击,弱势和贫穷阶级首当其冲,中产阶级也面对往下滑落的危机,因经济问题所引发的一连串人道危机和社会犯罪,在“新常态”里将成为许多人必须面对的“常态”。政府要求人民做好心理准备面对集体逆境的同时,政府又是否做好解决问题的准备?

比如,家暴问题在限行令期间大幅提升,相关部长除了开直播传授相处之道,为何不实施具体的保护家暴受害者的紧急措施?像是迅速设置更多临时安置所、增加上门查办的警力、加设报案热线等?

家暴问题并非一句“互相容忍”就可以解决,没有行政、执法和司法单位的积极跟进,等于要受暴者认命接受这就是自己人生的“常态”,此等政府何等无能失责。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一併反思。我们必然要在“新常态”里保持社会距离,政府也必将禁止大型集会、管制公共场所的人潮等等。但如此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群聚感染的问题,因为大部份底层阶级都居住在窄小拥挤的空间里,一直以来深受资本的空间打压和排挤的他们,要如何加入“新常态”的大队减轻自身感染的风险?

政府要如何协助掉队的人?若下来在组屋或移工宿舍爆发大规模群聚感染,身处“新常态”里的人是否能不批评和歧视,而能省思资本社会长期存在的居住不正义问题?

纵观新政府各部长这一个月多来的言行,很难不让人产生如此多的忧虑,担忧接下来的“新常态”仅是合理化种种的不幸和牺牲人权的威权管制,强迫人民无奈接受“现实“和“命运”的叙事。

国人在团结抗疾的同时,更应追究政府的责任,监督政府的应对方案,严守民主的底线,临睡前祈祷政府会积极拟定周详的计划,带领国家渡过难关。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担任记者和讲师。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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