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抗命联邦，疫情投慕尤丁不信任票
【半壁江山】
首相慕尤丁毫无预警地在五一劳动节献词中，鼓励全国人民可以开始在5月4日复工，旋即引发了两极反应。从一开始商界的欢欣鼓舞，到反放宽限行令的网上签名运动热爆，人们对复工与否的态度在短时间内不断翻转。
5月2日，同为国盟执政伙伴的砂拉越州政府率先表态，不跟随联邦放宽限行令之决定。接着两天内，吉打、雪州、森美兰、沙巴、彭亨、槟州、吉兰丹都一一表态，有者不完全跟随联邦、有者遵照半套、有者要另行商议。明确表态完全遵从联邦“有条件限行令”的，只有登嘉楼、玻璃市、马六甲、柔佛而已。
马来西亚十三州中，超过半数一起打脸首相，导致慕尤丁令不出京城，乃史无前例的地方炮打联邦，各州政府逆袭联邦集权。
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说这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历史性时刻，巫统副主席卡立诺丁说这是马来西亚联邦新常态。无论如何形容，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管理意外牵扯出“州如何抗命联邦”的问题，值得深化讨论。
【半壁江山】
首相慕尤丁毫无预警地在五一劳动节献词中，鼓励全国人民可以开始在5月4日复工，旋即引发了两极反应。从一开始商界的欢欣鼓舞，到反放宽限行令的网上签名运动热爆，人们对复工与否的态度在短时间内不断翻转。
5月2日，同为国盟执政伙伴的砂拉越州政府率先表态，不跟随联邦放宽限行令之决定。接着两天内，吉打、雪州、森美兰、沙巴、彭亨、槟州、吉兰丹都一一表态，有者不完全跟随联邦、有者遵照半套、有者要另行商议。明确表态完全遵从联邦“有条件限行令”的，只有登嘉楼、玻璃市、马六甲、柔佛而已。
马来西亚十三州中，超过半数一起打脸首相，导致慕尤丁令不出京城，乃史无前例的地方炮打联邦，各州政府逆袭联邦集权。
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说这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历史性时刻，巫统副主席卡立诺丁说这是马来西亚联邦新常态。无论如何形容，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管理意外牵扯出“州如何抗命联邦”的问题，值得深化讨论。
检视不随联邦法源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各州是以什么单位来决策并公告天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可以发现，州政府主要是以三大决策单位为宣布出师表的平台。第一，以州政府本身为平台，无论是大臣/首长或州政府秘书发言。其二，是州安全工委会，有的州冠以“特别”或“抗疫”为名号，不少都要此工委会开会后才定夺。其三，州灾难管理委员会。
现在让我们一一检视，严格而言，到底这些工委会和委员会，是不是有法源依据不跟随联邦政府的有条件限行令。简单的说法，就是到底凭什么可以不跟联邦的指示？
卫长vs防长权限
首先，正本清源，限制行动令的正名，乃2020年传染疾病防范与管制条规（疫区举措） 和2020年预防与控制传染疾病（加重罪行）（修正）条规下，其颁布是依据联邦《1988年传染病防治控管法令》与《1967年警察法令》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卫生部长是合法的限行令签署者。因此，有律师认为首相慕尤丁越俎代庖，宣布放宽限行令乃违法之举。由于卫生部长签署限行令，可是新任部长频频失言，于是卫生局总监诺西山被赋予重任，在抗疫期间代表卫生部每天举行例行记者会。
可是，被赋予责任决定限行令延长与否的，不是卫生部，而是国家安全理事会（Majlis Keselamatan Negara）。根据2012年国安会的第20命令（Arahan 20）国家灾难管理政策与机制，国安会乃国家面临灾难时的首要统帅机构（Agensi Peneraju Utama）。
于是，国安会负责草拟各式各样的标准作业程序（SOP），以规范限行令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
国安会的主席由首相担任，国防部长是其中一名理事会成员，卫生部长却不是。我个人揣测，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利之所以是另一位举行例行记者会的人选，乃基于他是国防部长，代表国安会每天汇报所有关于限行令期间的人民社会生活规范。
国安会第20命令也清楚阐明国家抗灾期间的组织机制。联邦设立由首相担任主席的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Jawatankuasa Pengurusan Bencana Pusat, JPBP），州层级则设有州灾难管理委员会（Jawatankuasa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JPBN），地方政府则有县级灾难管理委员会（Jawatankuasa Pengurusan Bencana Daerah, JPBD）。
然而，第20命令也注明，州级灾难管理委员会一般上由州政府秘书担任主席一职，必须汇报予州安全工委会（Jawatankuasa Kerja Keselamatan Negeri）救灾事宜。砂拉越则另委副首长道格拉斯。对应于首相作为国安会主席，首长/大臣自然就是州安全工委会主席了。
我曾列席亚庇县级灾难管理委员会，知道市长是主席，而军队则代表国安会担任秘书处。
州抗命联邦的武器
厘清了这些组织上的来龙去脉，州政府在当下抗疫的决策中，州安全工委会和州灾难管理委员会都是州政府必须咨询的单位。这两个组织，虽然是由大臣/首长以及州政府秘书担任主席一职，但都是属于联邦机构，因为法源依据是联邦国家安全法令。
问题来了，从命令链（chain of command）的角度观之，州安全工委会以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如何可以违抗联邦指令？
我认为，只有以首长/大臣代表州政府的名义来抗命，才有法源依据。马来西亚是联邦国体，联邦和州政府各自有其权限。根据联邦宪法，卫生(health）是联邦事务。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虽属联邦与州共管，但一般上州政府只是注重沟渠、食肆的干净卫生问题，顶多安排消毒行动，州鲜少有拟定关于控制疾病传染的立法。
州抗命联邦的武器，有力量的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种种有关营业执照的条规，才能监管私人企业在当地的营业时间，以及开工与否。
换言之，在目前九州和联邦不同步的情况下，州政府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市政厅、市议会、县议会的执法官员而已。例如餐馆，联邦就算开放可以两尺距离堂食，地方官却可以即刻命令业者收档。
对联邦集权的无意识反扑？
国盟政府经此一役，威信大为折损。慕尤丁领导力不足，寡头决策，咎由自取。槟州首长曹观友揭露，联邦政府并未向各州属说明限行令的退场计划，以致五一宣布后各州措手不及。
不跟随有条件限行令的，不纯然是政治恶斗使然，除了希盟和民兴党州属，也包括同属国盟阵营的砂拉越联盟、伊斯兰党、巫统的州属。
或许这是各州政府对联邦集权的无意识反扑。谁导致国盟威信折损？卡立诺丁矛头指向“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部长阿兹敏阿里。前者指责后者不断兜售早点复工的主意给首相。他辖下的国际贸工部，一向来专注制造业，毫无处理地方商业活动的经验，
在此次抗疫期间，无厘头地负责“理发厅复工批准”这等本来理应是地方政府的基层工作。德不配位、能力不足却多管闲事，才会让地方集体反弹。
完稿之际，依斯迈沙比利在记者会上宣布，有条件限行令已经在宪报上颁布，成为“第五阶段行管令（5月4日至12日）”。为了挽回联邦颜面，他强调，那些宣布还依据“第四阶段行管令“的州政府，变成无法可依，因为第四阶段限行令的条规自动撤销。
例如，警察不能依据州政府宣称“停留在行管令第四阶段的二人同车”展开逮捕，因为“第五阶段限行令的四人同车”已经在宪报上颁布了。
马来西亚的联邦法律优先于州，若有冲突，必以联邦为依归。只是这短短的几天内（从五月一日到四日），在历史的注脚里，2019冠状病毒就这样无意中当下对慕尤丁投下不信任票。
陈泓缣是行动党亚庇国会议员、国会下议院州与联邦关系特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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