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放宽限行令吗？
【当今特约】
五月一日，首相慕尤丁宣布，放宽自三月十八日起实施的限行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MCO）。没过几天，就有多达九个州属表示将不遵从联邦政府指示，维持原有限行令或只跟从一部分。
本文宗旨不在讨论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决策孰是孰非，而在分享一些理解抗疫政策的常识和经济学方法。
【当今特约】
五月一日，首相慕尤丁宣布，放宽自三月十八日起实施的限行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MCO）。没过几天，就有多达九个州属表示将不遵从联邦政府指示，维持原有限行令或只跟从一部分。
本文宗旨不在讨论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决策孰是孰非，而在分享一些理解抗疫政策的常识和经济学方法。
实施限行令的逻辑：人命、经济、医疗
为什么政府当初要实施限行令？答案明显简单，不就是要防止2019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嘛！少人注意的却是：防止疫情扩散的代价是什么？
你可能会认为，人命关天，不管代价是什么，保住人命最要紧。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在政策层面，正因为攸关人命，我们不能不管代价是什么。
这是因为政策影响人的行为：政策越紧，人受到的限制越多，则影响越大；政策放松，人受到限制变少，但自我限制不是犯法，人会自己衡量轻重，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要受到多少限制。不要以为政策放松，就会天下大乱！
防止疫情扩散，本来就不只是保住人命那么简单。事实上，在限行令实施前，由于疫情肆虐人人自危，很多商业活动已在挣扎。人们只要预期疫情会扩散，消费行为就会转变（于是口罩、厕纸变得洛阳纸贵）；反之，如果消费如常，将会助长疫情扩散。
有病就看医生，疫情大规模扩散的问题就是，对抗2019冠病的有效疗法暂时未知，而疫情大爆发医院将不胜负荷。防止疫情扩散除了保人命，也是保经济，也是保医疗体系。
那么，防止疫情扩散又有哪些办法呢？大概而言有两类，一是抑制（suppression），一是减缓（mitigation）。抑制措施旨在减少病毒传播率，来换取研制疫苗的时间。减缓措施则不直接抑制病毒传播，而在医治病患。
伦敦帝国学院三月中发表的研究报告（1）指出，最佳的减缓措施，也要将病房需求超过供应八倍。因此，抑制和减缓措施必须双管齐下。限行令，就是一种抑制措施。有条件的限行令（Conditional MCO，CMCO），就是要从抑制措施过渡到减缓措施。
限行令要抑制的是医疗体系突增的医疗需求，即所谓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卫生总监诺西山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既然曲线已经压平，限行令就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不表示疫情已经过去，媒体渲染的所谓“新常态”，其实就是说，在疫苗或有效疗法正式推出前，人们还应该小心防疫而已，方法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等等；CMCO甚至巨细靡遗地为各行各业制定标准作业程序（SOP），名义上还是抑制，但考虑到执法和监管苦难，这些条件（condition）更像指引（guideline），而政府仍会密切追踪患病个案，实际上我们已经过渡到减缓措施了。
放宽限行令的理据够吗？
让我重复：疫情肆虐，如果放任不理，疫情加剧会影响经济；推出限行令，是为了控制疫情，但也会影响经济。两者相加，对经济的影响是雪上加霜。但是，人命是有价值的，不控制疫情导致的人命损失，也是经济代价之一。抗疫政策，要在人命损失和其他经济代价之间找到平衡点。
限行令的目标是要压平曲线，而压平曲线目的是抒缓医疗体系负担。如果医疗体系崩溃，不只疫情无法控制，其他疾病患者也无从求医。国家卫生部拥有一手数据，他们最清楚我国医疗体系的负荷能力。卫生总监四月二十四日说曲线已被压平，是可信的。
如前所述，抗疫政策主要有分抑制和减缓两种。限行令是一种极端的抑制措施，所以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所有抗疫政策中最大的。当限行令的目标已经达成，就理应被撤掉。但因为疫情还没有预防对策，我们就要考虑其他经济影响较小的抗疫政策，也就是今天的CMCO。
至于限行令的经济代价是什么，首相有说，限行令每天带来的经济损失是24亿令吉，截至五月一日，限行令累计损失630亿令吉。首相没有说的是，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另外，解除限行令后导致的人命损失又是多少。人命关天，限行令的经济损失是否合算？下面，我先分析实施限行令两方面的经济损失，再分析不实施限行令的人命损失。
实施限行令的经济损失之一：国内生产总值（GDP）
马来西亚2019年第二季（四月到六月）的GDP是3710亿令吉。如果按年增长4%，那么今年第二季的GDP应该有3859亿令吉。假设按年负增长0.1%（世界银行预测，2），今年第二季GDP就只有3339亿令吉。
两者差距520亿。限行令在三月中实施、五月初放宽，今年第二季度还可以弥补首相口中那630亿令吉的损失。
限行令期间经济停摆，受影响的当然不只0.1%，大部分商业活动都被叫停。让我们假设60%的活动被叫停，那么扣除预期的4%增长，限行令期间一天的GDP损失是26亿令吉，接近首相提供的数字。
GDP是国家收入统计，与你与我何干？错了。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自己不会创造收入，只有人民会。GDP数字看似与你无关，但其实构成GDP统计的就是每个人民从事的生产，或换取的收入。国家收入，就是人民收入。经济是那么切身，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又有人觉得奇怪，“国家的”GDP在损失，但打工仔每个月还有收入汇入银行户口，个人的收入哪有损失？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问题，你的损失，只是别人在填补（比如无工开却还要支薪的老板）。
实施限行令的经济损失之二：GDP以外
国家GDP统计不只沉闷，其实也无足轻重，GDP这个概念只是帮助我们大概地了解国家/人民的经济情况。如果GDP可以迅速反弹，或没有带来其他长期影响，那么GDP的短期阵痛，也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限行令推出后不久，政府就推出“关怀配套”，后者旨在协助经济，让解封后GDP可以相对快速地反弹，我曾为文分析。
可惜，限行令带来的其他长期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限行期间学校停课，纵然有网上教学，其成果必然要大打折扣；而在职员工无法上班，就遑论培训了。长期而言，因为受限行令影响的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变少，这些人未来的收入会减少。
虽然我在这里不会估算这方面的经济损失，但把GDP以外这些那些的经济损失也算进去，限行令带给我们的损失，就要比首相口中说的每天24亿令吉还要惊人了。
不实施限行令的人命损失：统计生命价值
人命是有价无价，我们可以进行哲学、道德思辨。或者，我们可以遵照一套科学方法，去估算人命的价值。这个统计学概念，我们叫做统计生命价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VSL）。
简单来说，统计生命价值衡量的是，人们愿意为减少一条人命伤亡付出的代价。各别的估算方法不一，得到的估值也不一样了。美国政府用的数字是1300万美元（3），而马来西亚的数字我不确定。但我找到一篇2011年基于马来西亚人对于减少车祸伤亡所估算的VSL（4），估值是145万令吉（全国平均数）。
假设物价上涨30%，今天的VSL是188万令吉。再假设不实施限行令后导致60%的人口染病，而感染死亡率（infection fatality rate，不同于确诊死亡率case fatality rate）在千分之一（这是保守估计），结果是全马2万人左右染病去世，人命损失是370亿令吉。
不实施限行令的370亿令吉人命损失，和实施限行令的630亿令吉经济损失，同样惊人。所谓在人命损失和其他经济代价之间找平衡点，其实就是说，落实一些可以避免370亿令吉的人命损失和630亿经济损失的措施。今天有条件限行令就是一种。
结语
疫情大规模扩散，人命损失巨大；抗疫做得过火，经济损失不菲。制定抗疫政策是要考虑进两者之间的成本效益（我相信政府有做）。作为个人，我们要理解疫情和政策现实，然后以自身行动去防疫抗疫。
这个现实就是：疫情将与我们同在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小心防疫，再次爆发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继续限行，整个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最后还是要由人民来负担。承上，每个人要做好本分，而各州政府还是快快撤销限行令为好。
引用资料：
1. Neil M. Ferguson, Daniel Laydon, Gemma Nedjati-Gilani et al.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6-03-2020).
2. 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in the Time of COVID-19: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pril 2020).
3. Casey B. Mulligan, Kevin M. Murphy, Robert Topel. Some basic economics of COVID-19 policy. Chicago Booth Review (27-04-2020).
4. Mohd Faudzi Mohd Yusoff, Nuura Addina Mohamad, Nor Ghani Md Nor. Malaysian value of fatal and non-fatal injury due to road accident: The willingness to pay using conjoint analysis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ation Studies Vol. 8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Asia Society for Transportation Studies, 2011).
张恒学出生于槟城大山脚，启蒙于香港，现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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