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配套的经济逻辑
【当今特约】
三月二十七，首相慕尤丁宣布关怀配套（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Prihatin Rakyat，《当今大马》译做“爱民经济配套”）措施。四月六日，政府为此配套加码，主要是加在对企业的补助，包括给同意减租的私人物业业主税务减免、给企业提供免息贷款、及对企业雇员提供薪金补贴。
关怀配套的两大背景：2019冠病和限行令
政府推出关怀配套的两大背景，也是人民所面对的两大困境：一、病毒传染性高，人人自危下，消费场所要比以往冷清；二、若然人人自觉性不足，政府就要用法例禁止人们出行和聚集，也就是推出限行令的用意。
两大背景，对经济的影响都一致：收入减少，生意难做；企业固然面对经营难题，打工仔也面对缩短工时甚至失业的困境。
【当今特约】
三月二十七，首相慕尤丁宣布关怀配套（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Prihatin Rakyat，《当今大马》译做“爱民经济配套”）措施。四月六日，政府为此配套加码，主要是加在对企业的补助，包括给同意减租的私人物业业主税务减免、给企业提供免息贷款、及对企业雇员提供薪金补贴。
关怀配套的两大背景：2019冠病和限行令
政府推出关怀配套的两大背景，也是人民所面对的两大困境：一、病毒传染性高，人人自危下，消费场所要比以往冷清；二、若然人人自觉性不足，政府就要用法例禁止人们出行和聚集，也就是推出限行令的用意。
两大背景，对经济的影响都一致：收入减少，生意难做；企业固然面对经营难题，打工仔也面对缩短工时甚至失业的困境。
然而，把两个背景分开看，病毒传染是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病毒无所遁形，说来就来，人人无法控制自己染不染病），政府限行却是“人为”因素。两个背景相加，热带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步入寒冬。
英译关怀配套，有的人在后面加上“stimulus”一词，刺激经济之谓也。但如果说配套在“刺激”，限行令就是在“摧毁”。左手刺激右手摧毁，难道政府精神分裂？还是回归本义，叫关怀配套（PRIHATIN）就好。
为什么要关怀？关怀些什么？
本来疫情来袭，经济已然受创。人民从一开始的抢口罩，到后来的抢厕纸和各种日用品，显示着消费行为的转变。在有限的收入下（budget constraint），人民有一部分开支转到了日用品，其他的开支就要减少。
如果病毒不会持续这么久，这种消费行为很快会回归正常（比如在家囤积食粮的行为会减少）。问题是，病毒一月在中国大爆发，接着在欧美大爆发，马来西亚三月中推出限行令，一延再延。消费转移，加上限行令，企业休业还要支付固定成本如租金、薪水，一些产业已经支撑不下去。
企业倒闭，雇员就会失业。关怀企业，也就是在关怀雇员了。一方面，企业倒闭，企业家的信用受损，疫情过去后也不是马上可以重开。另一方面，员工失业，除了零收入，找工作要时间，还要视乎有没有工作机会。
政府对企业提供薪金补贴，要企业保证不裁员，是要大家共渡时艰，也是要经济在疫情过去后，较为顺畅地恢复正常。这是正着。
关怀配套的针对性补助
魔鬼在细节，大方向是对的，脚步却可能踏错。我认为，关怀式派钱是对，针对性派钱却是错。
关怀配套的针对性派钱，一个是针对中、低收入人口（即所谓的B40和M40）的金钱补助，一个是针对不同规模企业的薪金补助。
对中、低收入人口的针对性金钱补助是：月入4000令吉及以下的家庭可获1600令吉、月入4001令吉至8000令吉的家庭可获1000令吉、月入2000令吉及以下的個人可获800令吉、月入2001令吉至4000令吉的個人可获500令吉。
对企业的针对性薪金补助是：2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每名补助600令吉、76-200名员工的企业每人补助800令吉、75名或以下员工的企业每人补助1200令吉，条件是员工的月薪在4000令吉或以下。
针对性派钱的隐性税
虽然坊间对针对性派钱一般表示欢迎（见《当今大马》访问经济学者报道），舆论也倾向于认为这样做较“公平”，但大家忽略的是，针对性派钱会衍生一种社会成本，因为此社会成本因政策而起，宛如政府“征税”，于是又有“隐性税”（implicit tax）之称。
隐性税是说，当一个人的收入超过某个数额，导致他能接收的福利减少，这个福利减少，如同被抽税。为了“避税”，这个人会倾向于少工作，或者偷偷打工，来让自己收入维持在该数额以下，以维持在政策底下所接收到的福利。
以关怀配套中的针对性派钱措施为例，月入2001令吉-4000令吉的人士的隐性税是300令吉，而月入4000令吉以上的人士的隐性税是500令吉。在边际上，一个月入2000令吉的人士增加1令吉的收入所面对的隐性税是300令吉（800令吉– 500令吉），税率是300%（300令吉/1令吉），一个月入4000令吉的人士增加1令吉的收入所面对的隐性税是500令吉，税率是500%；反过来看，一个原本月入4001令吉的人士，如果换到一份月入2000令吉的工作，他所“减免”的隐性税是800令吉，“减免”税率是40%。该人士的净收入虽然是减少了1201令吉，但下降的比率只是30%。金钱当然不是一切，比率或许比较重要，而响往逍遥自在的更大有人在。
政策影响的是个人行为，受影响的个人行为加总，就是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了。隐性税带来的社会影响是一种社会成本，这成本是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行为，进而影响国家的生产力和收入。
另外，执行政策也有成本，福利政策针对性越高，执行成本就越高（比如需要聘雇更多人员去核对福利申请者的资格），这也是一种社会成本。
要解决“隐性税“问题，不是什么加强执行，唯一的做法是把针对性的福利政策拿走。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宗旨是扶贫，而不是推行福利政策本身，如果福利政策无法扶贫，我们就要取缔福利政策。
针对性派钱vs全民派钱
针对性派钱的替代方案，除了不派钱，就是全民派钱了。后者是说，不论贫富，每个人得到的补助数额一致。反对全民派钱的论调，都不出“公平“问题：富如前首相夫人和平民如你拿的数额一样，公平吗？
然而，关怀配套的针对性派钱，罗斯玛照样可以拿到800令吉，而如果你此前拼搏收入破四，针对性派钱歧视的正是你。
经济学重视成本效益，却不是无血无肉的学问。只有没有良知的人会漠视社会上真的需要帮助的人。经济学家问的是，要怎样做才能有效率地帮到这些人。而不分贫富全民派钱，是比针对性派钱来得有效的方案。原因就如上文所述，避免了隐性税，也避免了政策执行成本，结果就是避免了市场（人类）行为的扭曲。
读者可能认为，关怀配套的派钱措施，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但，派钱措施今天不是第一次推行。针对性派钱带来的隐性税的影响，有一般性：任何针对性派钱措施，都可以这样分析，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张恒学出生于槟城大山脚，启蒙于香港，现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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