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反思：民主需要好人专业地分裂

【当今特约】

希盟政府在22个月后夭折，改革议程似乎一一逆反，第十五届大选能够让民主翻身吗？残缺的希盟会不会没顶？

我的悲观和失望在2月29日希盟大势已去后结束。因为历史有太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非预期效应（unintended consequences），提醒我放眼长量、沉着应战是王道。

我在慕尤丁宣誓就职第四天预测 ：内阁臃肿（预测65正副部长）、政府后座议员会得到官联企业的肥缺、国盟三大党恰恰因为都是马来人政党而无法团结、慕尤丁在前朝贪污案上腹背受敌、伊党做政府后在族群宗教问题会比在野时收敛，一些已经印证。

从509前到518后，回顾政党政治的崩坏溃散，我现在的判断是，民主化要卷土重来，则需要：一、政治专业化；二、好人分裂的新政治典范 （paradigm）。这两者不建立，我们的政治就困在道德论述和犬儒思维（cynicism）的恶性循环中。

政治专业化：专长与伦理

政治专业化不是说我们需要更多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参政，或者从政者需要参加什么资格考试，更不是排除政治人物让技术官僚治国。

政治专业化是把政治和其他专业等同看待，而专业有两个要素：专长和伦理。

就专长面向，专业从政者除了要有沟通、领导、谈判的政治技能，也需要在政策上有所专攻。他们不必变成有关政策领域的顶尖人物，但是必须有足够的根基理解政策辩论以做出知情的判断。

就伦理面向，专业从政者必须要遵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规范，不能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或者“政治没有永远的敌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言辞合理化本身所有言行。

专长与伦理其实有互相增强的正面关系：有专长的从政者一般更有知识和优势去思考和判断复杂的政治问题，进而做出符合伦理的决定；而有伦理的从政者知道自己的决定可能影响百姓祸福社稷兴衰，会更愿意投入时间心血培养自己的专长。

在实行上，专长可以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培养，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第一、政府部长以外的私人议员（政府后座议员和在野党议员的统称）都必须参加至少一个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关注特定政策领域或议题。

第二，最大在野党团应该成立影子内阁，让影子部长以一对一方式监督部长，而政府也应该让影子部长与闻重要情资。

第三，在选举制度上引入“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List-PR，台湾的不分区立委就是以这种制度选出 ），让政党以议题、群体（女性、原住民等）代表性而不仅仅以选区服务、地方人脉作为提名候选人的主要考量。

相对之下，伦理的确立则必须先打破政治文化上的两座大山：道德论述和犬儒思维。

伦理是外在的行为规范，适用于所有人，虽然没有法律效力，违反者将受到舆论制裁而失去正当性。道德是内在、主观的价值架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良心”。

一般人所谓“原则” 、“道义”、“气节”者，往往真正指陈的也是道德而非伦理，因为没有清晰的规范，甚至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双重标准。

譬如说，敌方议员跳槽就是弃暗投明，己方议员跳槽则是见利忘义。而犬儒思维则是认定“天下乌鸦一样黑”，所有理想都是虚假，所有努力都将徒劳的愤世嫉俗态度。

道德、犬儒与政治疏离

道德论述和犬儒思维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上常常形影不离，甚至可能有同样的源头：对政治的疏离。

因为（故国）前现代社会和1969年后党国体制的政治参与代价很大、甚至有牺牲性命的风险，这些历史经验或代代相传的记忆，让许多国人认定政治“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艰深（difficult），乃清流所不为。易言之，政治在他们就是3D工作，君子不为，潜意识里比较适合外劳来做。

然而，因为个人又无所逃于政治权力的管制，很多疏离政治者的对策就是对政治人物提出道德化的要求，期待他们每时每刻都以人民为重，不可有个人利益野心，矫情到几乎选举是圣贤选拔赛。而“人民” 更被视为单数，与我有志一同的就是人民，与我看法相反的就不是人民的一部分，甚至有时应该就是人民公敌。

当然，现实中绝大部分政治人物都达不到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道德标准，有时更要考虑到对手选民的反对而妥协，于是这就反过来助长了对政治的嫌恶。

这两种对政治相反的态度，仿佛像铜板般两面一体。他们或同时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或不同时候体现在同样的人身上。有些人永远崇拜一些“政治家“；有些人永远鄙夷所有”政客“； 另有些人则对政治人物又爱又恨，在崇拜与鄙夷之间摇摆。

2008年海啸后虽然让更多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要求民主，但是很多人骨子里仍然无法以平常心看待政治权力的竞逐，依旧对政治人物希贤希圣。

所不同的只是，民主变成道德论述和犬儒思维的主题。民主化被视为正邪之争，新政府招降纳叛是形势所需，前执政党议员在拨款上受到歧视是“党国余孽”罪有应得，进步议程因为社会缺乏共识没有落实就是缺乏政治意志。

这些言行不一定都出现在同一群人身上，但是，在新政府支持者中很常见这种种被打压多年后终于要翻身扬眉吐气的急不及待。

好人分裂

多党民主要能永续，需要一种低道德优越感、接受人性、着眼于诱因架构、追求理性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政治体制与文化，我试列出其重点：

• 人民是复数，包含许多与我们看法相异的人。只要不诉诸暴力，违反我们偏好的政治诉求也可以是正当的利益 （legitimate interest）。只要选举公平自由，即使我们所拒绝的政党胜利了，那仍然是人民的胜利，不是人民的失败。

• 分裂乃多党民主之本。社会没有分裂成部分（parts），就没有政党 （parties）。政治精英分裂，彼此之间才有监督与制衡，选民才能分而治之。不同政党的不同政纲，让社会可以借选举成绩调整政策，譬如说在市场自由与社会正义、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点。政治精英一旦团结一致，多元民主就终结了：要么政治出现寡头，要么社会不再多元。

• 良性多党竞争是“好人“ （注）的分裂。君子和而不同，尽管政见相异，主流政党都是”好人“，不是正邪之争，就像球场上的对手不是邪恶的敌人一样。因为互相接受对方也是”好人“，君子式竞争才有可能，才不会为了胜利”割喉割到断”，拉拢对方议员乃至君主、军警、官僚、宗教领袖等非民选机关，破坏宪政。主流政党彼此之间必须准备妥协，甚至分享权力，并把“坏人”（反体制政党，anti-system parties）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但绝不建立垄断性的永久性联盟以杜绝竞争。主流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可执政政党俱乐部会员，不是合伙人。

• “正邪之争”会重创甚至终结民主。因为多数选民不必然怀抱民主价值，如果政党竞争的主轴是正邪之争，民主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坏人”胜出而终结民主。反过来说，如果不择手段去阻止坏人执政，民主已经被破坏。除了通过宪政体制限制政府权力，政党竞争的主轴就必须避“正邪之争”而就“好人分裂”，让“好人”之间有意义的竞争边缘化“坏人”。而“坏人”如果想染指政权，就必须自我调整，向主流路线靠拢，以便取得“可执政政党俱乐部”会籍。

• “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是“好人分裂”的扩大。民主化在“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的阶段难免会是拥护与反对民主化的“正邪之争”。然而一旦转型成功，执政的民主派必须立即着手建立跨越党派利益的政治制度，建立包容各党派的政治生态，不再以正邪区分朝野，即使是过去反对民主的党派也必须受到公平对待，而不是背负过去反民主的原罪。唯有如此，民主转型期的“正邪之争“才能让位给 “好人分裂”，使 “民主巩固“成为可能。公平对待对手，不管它是贪腐的“党国余孽”还是反对多元的民粹势力，不是穷寇莫追的霸王之仁，是要提供诱因让他们转型成专业化民主政党，在技术官僚式的政策竞争中逐渐被多党民主“招安”。民主政体建立者不应该妄求自己长期执政，而应确保后来者无法逆转民主多党竞争，因而即使一时失去政权也能东山再起。

很多少数族裔和自由派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借民主化终结巫统的族群政体，然而马来西亚之春却在22个月后因族群政治反噬而夭折。因为多党民主建基于分裂，而族群政治则是杜绝内部分裂以抗衡外力的动员，在分裂被正当化之前，民主不可能真正内化也难以维持。

在马来穆斯林接受内部分裂之前，祈求少数族群能够凭借集中选票就翻身，无异缘木求鱼。在今年224、518之后，我们对民主化的挑战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辨，才不会即使机会重来也重蹈509的覆辙。

注：这里的“好人“”坏人“，没有客观、精确、固定的定义，是从一般言谈中”正邪之争“引申而来。在本文的民主化脉络中，”好人”是相信自由民主秩序的主流政党，“坏人“是反民主制度或者政见激进到动摇国本的反体制、偏锋政党，没有其他道德意涵。为方便行文与通论，本文不根据具体语境采用可能更精确的其他名词，希勿误读此为另一种道德化。

黄进发毕业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政府系，研究与倡议专攻政治体制与族群冲突。他不相信当世还有圣贤，追求改变时永远不忘人性自利本质，是个“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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