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即生活：19世纪的华人、矿工、脚气病
【南国筑梦】
今年年头伊始，2019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因为这次疫情而被迫调整。由于病毒传染力强，亦能致死，使得这期间人心惶惶，深怕自己就是下一个确诊案例。
现今医学发达，这样的不安感对于时下社会大众而言，或许是陌生且刻骨铭心的。不过，若把我们的目光放到过去，这种恐惧或许是早期华人先辈的日常生活写照。
本期专栏，我们来看看一百多年前拿律地区所发生的瘟疫，对于疫情，民间如何反应？政府又如何应对？拿律是马来半岛典型的边区华人社会，拿律的经验，或许我们是用来理解当时马来半岛疫情历史的窗口。
【南国筑梦】
今年年头伊始，2019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因为这次疫情而被迫调整。由于病毒传染力强，亦能致死，使得这期间人心惶惶，深怕自己就是下一个确诊案例。
现今医学发达，这样的不安感对于时下社会大众而言，或许是陌生且刻骨铭心的。不过，若把我们的目光放到过去，这种恐惧或许是早期华人先辈的日常生活写照。
本期专栏，我们来看看一百多年前拿律地区所发生的瘟疫，对于疫情，民间如何反应？政府又如何应对？拿律是马来半岛典型的边区华人社会，拿律的经验，或许我们是用来理解当时马来半岛疫情历史的窗口。
拿律地区的脚气病
早期拿律华工所面临的是十分严峻的环境，由于卫生、营养条件不佳，以及气候的不适应，导致疾病肆虐，连带也造成了惊人的死亡率。
根据1874年拿律马来封地主Ngah Ibrahim表示，在一般清理森林的时候，都会有10-20%的苦力死亡，而矿区刚开发初期，死亡率甚至可以高达50%。因此，面对死亡、接触死亡对当时的人而言，已是家常便饭。那么，究竟是什么疾病造成当时的华工大量死亡呢？
根据记录，对拿律华工造成最大困扰之一的疾病便是脚气病（beri-beri），翻查跟拿律有关的疫情报导，多是与脚气病有关的新闻。拿律至少在1881年、1882年、1883年及1890年都有爆发脚气病的记录。
在1882年一篇对于太平英华医院的报导中，也揭橥了拿律脚气病肆虐的情形，当年医院所处理的3068宗病例当中，便有2501宗属于脚气病，换句话说，超过80%的住院者都是脚气病患。
此外，根据1895年霹雳政府宪报（Perak Government Gazette）的资料，脚气病更是霹雳几项重大疫情当中，患病人数占比最高的疾病。报告资料指出，在1894年，脚气病病例便达到3,527起，占了该年所有病例的33.5%。紧接着是疟疾，达到2578起，占了24.1%，比脚气病少了近一千起。
以当时已经是医疗条件较好的年代而言，全霹雳脚气病的致死率仍然有18.3%，仅次于伤寒（68.0%）和痢疾（38.1%），唯需注意的是，感染伤寒和痢疾的病患远低于脚气病，前者仅25宗、后者1487宗。在该份宪报之中，政府还特地制作了独立的表格来呈现脚气病。
数据指出光拿律一地，死亡率便高达18%！相较之下，此次冠状病毒在大马所造成的死亡率迄今（5月27日）仅1.51%。
除了脚气病之外，1883年的太平也曾爆发霍乱疫情，一天内就有30个人死亡。虽然我们没有其他平行的资料呈现出早年拿律的所有流行病，但脚气病至少是一个当时候人们熟悉，且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那么，脚气病是什么疾病？为何它会成为拿律华人的首要杀手呢？
顶端大图：取自澳洲战争纪念馆网站。
脚气病是什么？
脚气病是一种缺乏维生素B1所导致的一种疾病，患病者会出现精神不振、感官功能衰退、体重下降、心率失常、全身浮肿、乏力等的临床表现。
一般而言，脚气病的发生与人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特别是在以精制米食为主食的东方国家，人们在碾米过程会除去含有维生素B1的米糠的部分，以延长保存期限和增加口感。
在没有补充其他维生素的情况下，便会造成维生素缺乏症，引发脚气病。这个事实虽然看似简单，但它是直到1901年才为人所知。
苏门答腊的脚气病患，照片取自荷兰国家档案馆。
一般而言，脚气病在贫苦阶级比较常见，相较于富人，贫苦阶级普遍未有能力取得其他的粮食，从其他肉类、蔬果等摄取所需的维生素。拿律之所以出现针对华人的脚气病，其原因与当地矿场管理与华工的饮食习惯有关。
采矿活动是劳力高度密集的产业，许多矿场有着大量的劳工。在矿工们的日常饮食方面，根据当时霹雳副参政司Speedy、工程师Doyle等人在1870年代的考察报告都指出，白米是拿律矿工们的主食，而咸鱼则是他们最常吃的配菜。
这样的饮食搭配其实有他的合理性，因为白米是华人基本的主食，咸鱼方面，则无论是在进购成本、运输成本及保存成本上，都符合矿主利益。此外，咸鱼的重口味，正好是矿工大量进食白饭，从而达到饱足感的最佳圣品，两者绝配。
但这样的食物搭配也使得矿工们的营养失衡，而集体性的劳作、食物安排，也造成大量矿工染上同样的疫病，脚气病因此而成为矿区华人的最大杀手。
除了矿区之外，脚气病还有另一个好发地点，即同样有着集体性日常运作的监狱。很多地方的经验都是如此，由于监狱囚犯的饮食条件不佳，因此营养失衡时，便造成脚气病的流行。
据报导，拿律1881年的脚气病疫情，就是在太平监狱爆发的。由于脚气病经常是多人同时患病，而当时的医学知识也还未能解答脚气病的源头，因此为谨慎起见，多将之视为传染病。
说到误解，也有人认为脚气病是马来亚高温潮湿的环境所致，有人则认为这是水源污染引起，这样的误解其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1854年的伦敦，曾经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经调查后发现霍乱源于受粪便污染的水源，这项发现不仅解答了百年来的霍乱之谜，更促成了英国等欧洲国家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视，水源与病疫自此也成了关联词。
在1882年太平所爆发的脚气病疫情，染病者甚多，政府和民间都认为此次疫情是由于水源污染所致，时任甲必丹的郑景贵便从山上引水下来市区，希望市民有干净的饮用水。
由此可见，脚气病无论是在发生率和致死率都相当高，医学上仍未有一套有效的防治方法，那么，民间和官方使用什么方式，来去对抗疫情的呢？
民间对于疫情的反应
受限于历史材料，我们对拿律民间抗疫的细节掌握仍然有限，不过我们在有华人的聚落当中，必然能够见到中药店的踪迹，像是郑景贵的生意伙伴，著名侨领戴喜云，便是拿律著名药局杏春堂的东主，在主要的庙宇如何仙姑庙、绥靖伯庙，都能见到他的参与踪迹。戴喜云在拿律发迹后也受委任为清廷驻槟榔屿副领事。
药行作为华人民间医疗系统，想必在疫症爆发期间，他们应该也扮演要角。
太平文史研究者李永球也指出，当地曾经在1913年曾爆发“老鼠症”疫情，人们在疫情期间也会将捣碎的蒜头用毛巾包裹、覆盖在鼻子上，他们也会煮凉茶来解暑去疫。
在疫情发生时，民间信仰同样也发挥作用，像是在太平何仙姑庙宣统元年（1909年）《重修本庙碑记》中所提及的“方药应灵”，便隐约透漏了其医疗的功能。太平另一间供奉九皇大帝的百年老庙—古武庙，或许也与瘟疫有关。
据庙方的记录，这间庙宇的香火是由王翼鱼由暹罗普吉矿区带入。在普吉岛，该信仰的兴起也是因为当地瘟疫流行，因此矿主才举办九皇斋、绕境等仪式藉以遏制疫情。另一方面，从普吉分香至吉隆坡安邦的九皇爷信仰，也是因为矿区瘟疫而来。
至于矿区九皇斋的风俗是否与其他营养摄取有关？太平的九皇爷是否是因为瘟疫而引进？尚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明。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神明绝不会将患病者拒于门外。
太平供奉九皇大帝的古武庙。白伟权摄于2015年7月31日
当然，民间信仰的治病功能，不仅限于太平，而是早期华人社会的普遍现象，像是槟城福德正神庙上方的同庆社神农大帝殿前的题字柱子，其上便铭刻了信众温文旦因病得到神助而痊愈的答谢文：
“乙丑十月从吉礁归患胃弱病粒食难下……中西医药罔效……因虔祷于 神农圣帝神前卜筊求治准以炉丹和玉桂长服不三日而饮食大进……”
在中马地区加影的师爷宫，里头也能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留下的磨药器材。另，许多庙除了一般求签筒之外，也会设有药签筒，民众可以根据求得的签，去找签中所指示的药材。
笔者甚至还在柔佛麻坡的武吉巴西，见到“内科”、“外科”这些具有专业分科的药签筒。
麻坡武吉巴西真人宫的內科、外科药签。白伟权摄于2013年8月19日
总体而言，民间在疫情的应对方面，除了仰赖原有的华人医疗系统之外，信仰的力量亦不容忽视，无论是否真有科学根据，至少能够安抚人们不安的心灵，效果亦相当显著。
国家对于疫情的反应
由于疫情会带来重大的人命、经济及财产的损失，因此面对疫情，政府的担忧并不亚于民间。政府对于疫情的反应与民间有很大的反差，他们更加是站在规划者的角度，透过各种铺排，来与疫情博弈。
公卫体系的规划
由于疫情经常会发生，因此早在1874年英殖民政府取得拿律政权之后，便开始不断地发展地方公卫医疗体系。每当我们打开殖民政府的档案，像是年报或是宪报，都能够看见殖民政府的公卫编制，亦可见到这样的编制逐年扩大。
像是在1883年，霹雳便设有医疗部门（Medical）统管霹雳各地的医疗公卫事务。该组织由国家医生（Residency Surgeon）为首，底下设有一名药剂师（Apothecary）以及6名医疗助理（Dresser）。这可算是霹雳最早的医疗体系编制了。
到了1900年，这17年间，霹雳卫生部长持续扩大，成为拥有16个部门，91名专业人员的组织，除了由国家医生和底下四名专职官员外，霹雳每个县都有所属的药剂师、医疗助理、书记、器材管理者、书记。霹雳医疗部门还设有兽医、一般医院、监狱医院、精神病院、麻風病院、港口卫生官等的组织编制。
在殖民政府的建构下，医院逐渐成为国家控制地方卫生及疫情的主要工具，至少在1879年太平发生冲突时，事件的死伤者已经是送到医院去救治。在1881年拿律爆发脚气病疫情时，华人都被送往太平英华医院。
政府也在1882年推行新的税制，对每一位成年男性征收1元的税收，作为医院建设用途。此后，医院成为政府控制及解决疫情的重要工具。在疫情期间，可以见到医院爆满，而根据1883年的报导，太平英华医院每年共收治了约3,000名病患。
市镇管理
除了医疗机构之外，我们也能够在政府所颁布的一些市政管理措施当中，看见一些防疫规划的端倪。这主要源于在英殖民政府过去的经验当中，已经清楚了解到卫生及病疫之间的关系。
而欧洲人普遍认为华人不良的卫生习惯是疾病发生的根源，因此对于拿律这个华人市镇的管理，殖民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像是在1888年，霹雳政府便颁布了拿律市政条规（Municipal Rules Larut），其中便规定业主必须负责其房子前面五脚基和沟渠的清洁，每天需要至少清理一次。未经政府许可，不得在聚落100码（约91公尺）的范围之内养猪、宰杀猪牛。在聚落200码的范围内，不得使用粪肥。在供食用的水源区，不得污染。在清晨六点之后一直到晚上八点期间，挑夜香、粪肥者，在搬运过程中务必盖好夜香桶。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拿律街道一景（古打律）
资料来源：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P. 863.
从这些规则可以看出，国家的力量其实已经透过公卫事务，深入民间的日常生活，改变着华人的生活习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市政条规的颁布，在时间上正好紧接着188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脚气病疫情。
根据1890年的报导，拿律地区的脚气病开始缓解，官方认为这是国家加强卫生和医疗体系的成果。在1891年，霹雳的出生率首次超越死亡率，可谓渐入佳境。
上述所谈的，主要是殖民政府对于这片病疫好发地区的规划治理。当然，在疫情爆发期间，政府也有各种针对性的动作。
隔离：千古不变的防疫王牌
以本文所谈的拿律脚气病疫情，由于该疫属于集体性爆发，因此当时的人都认为它是传染病，因此特别紧张。1881年的拿律脚气病便是如此，由于太平与槟城密切的社会流动关系，导致槟城也出现脚气病病例，使得槟城官方出现禁止太平居民入境的呼声。
事实上在19世纪当时，本地各大城镇之间就经常因为某地爆发疫情，而采取入境管制措施。我们以1896年为例，在该年3月，香港爆发结核病，本地海峡殖民地政府便宣布，凡是由香港进入三州府的船只，都需要禁港9天。
同年4月，荷属苏门答腊巨港（Pelembang）天花流行，三州府禁港14天。同一时间，新加坡和暹罗同时发生霍乱疫情，新加坡一艘从暹罗抵港的船只中，惊传有人染病，该船禁港15天。随后，新加坡殖民政府也规定暹罗船只靠港前，须由医生登船检疫，才能停泊。
6月，中国福州至琼州一带爆发结核病疫情，所有当地前来海峡殖民地三州府的船只，都需要禁港至少九天，待医生检疫后，才能入港。同样在六月，吉打霍乱流行，槟城也禁止来自吉打的人员。
从这些新闻看来，除了可以体会当时情无时无刻都在发的疫情之外，也可见到南洋各地人流物流往来的频密情形，当一地疫情发生时，当时政府的做法与现今无异，主要是透过隔离的措施来阻绝疫情。
面对目前的疫情再回看过去，我们会发现历史并未改变，不同的只是大家的服装不同，日历上的日期不一样而已。藉由拿律19世纪的抗疫故事，可以知道疾病、疫情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医疗和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年代，面对疫情，人们同样恐惧，但也活得更加谦卑，民间也透过各种实际和精神上的途径来使自己免于疫症。
在政府方面，由于疫情会造成国家经济的损失，加深治理的难度，因此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应对姿态。从公卫体系的规划、居住环境的管理，到阻止疫情扩散的措施，都可以见到早期的政府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落后。
疫情即生活，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民间传统文化、现代国家公卫的文明进步，很多时候是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在对抗疫情时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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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家档案馆：https://www.nationaalarchief.nl/
澳洲战争纪念馆：https://www.awm.gov.au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