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报仇：抗日时期的妇女和儿童
【欲说还休】
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终战75周年，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让在马来亚战场上被动员的一批妇女和儿童，暂时得以歇息。
抗日时期，一首在本地传唱的爱国歌曲《难女歌》以浅显的文字和明确的仇恨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妇女的心情与处境：
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杀死了爸爸／又抢走了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他不应／叫妈妈不听闻／山芭里到处是我们一群群流浪的难民／哪年啊月才能回到可爱的家园／悲伤有甚么用处／去参加抗日军／消灭那鬼子为我们的亲人报仇。
很明显，《难女歌》是写给女孩传唱的，歌词传达了她们内在的恐惧和危机感：爸爸／男人被杀死，妈妈／女人受屈辱，而难女流落在山芭里，求助无门。在这种绝境中，徒知悲伤是没有用的，女孩的出路就是投效抗日军，这样才能杀敌报仇，取得胜利重返家园。
【欲说还休】
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终战75周年，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让在马来亚战场上被动员的一批妇女和儿童，暂时得以歇息。
抗日时期，一首在本地传唱的爱国歌曲《难女歌》（1）以浅显的文字和明确的仇恨帮助我们理解当时妇女的心情与处境：
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们的家／杀死了爸爸／又抢走了亲爱的妈妈／叫爸爸他不应／叫妈妈不听闻／山芭里到处是我们一群群流浪的难民／哪年啊月才能回到可爱的家园／悲伤有甚么用处／去参加抗日军／消灭那鬼子为我们的亲人报仇。
很明显，《难女歌》是写给女孩传唱的，歌词传达了她们内在的恐惧和危机感：爸爸／男人被杀死，妈妈／女人受屈辱，而难女流落在山芭里，求助无门。在这种绝境中，徒知悲伤是没有用的，女孩的出路就是投效抗日军，这样才能杀敌报仇，取得胜利重返家园。
《难女歌》的创作者和创作年份不详，坊间另有一个结尾不同的版本：哭泣有什么用处／去参加抗日军／赶走了日本强盗才是我们的光荣。这个版本里，女孩参加抗日军的动机是为了驱敌和荣耀，而非手刃仇人。（2）
南洋妇女从军
《难女歌》说明，战争为南洋妇女从军提供了正当性。事实上，她们之中许多人早在中国抗战以来就已加入马共所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分布在各地方接受磨练。这些女性干部对战事早有准备，因此当日本入侵，她们立刻投身战场，成为抗日军的一员。
然而女同志在战役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实际执行的任务，我们知之甚少。文献经常以“从事抗日工作”、“奉派到某地”、“负责某地民运”、“领导妇女工作”等概括性的描述带过，没有实质内容或细节。不过零碎的资料经过整合，仍可见出妇女任务之多元。
一般而言，军事任务大致有战斗性与非战斗性，以及部队内外之分。女同志被分配到非战斗性或在部队以外的职务居多，即使驻扎在部队里，也多负责救护、宣传与勤务相关之事。
不过她们的工作性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部队或上级的需求调动。譬如第五独立队救护队小队长张流斌在1943年马共联系上盟军136部队，接应林谋生等人到不兰丹（Blantan）营地时，受委为临时勤务员（3）；而原本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李球，也在1943年底奉调到第四独立队司令部，专责照料在石山脚下受伤脱险的地委书记杨森。（4）
顶端大图：南洋抗日华侨李林，原名李秀若。1929年从印尼回到中国，1936年初加入“抗日救亡青年团”。图片取自qq“筑垒地域”主页。
抗日军成立“流动宣传队”
据李球自述，部队生活既紧张又活跃，如同学校。她教战士们读书识字，一起唱歌、讲故事，每半月还展开一次文娱活动，表演琼剧、粤剧、客家山歌，战士们也自己开拓文化园地，写诗作画。
此外，她也负责妇女、文教和宣传的工作，开办抗日识字班，编写课本、歌曲和剧本。日据后期，抗日军纷纷成立的“流动宣传队”，李球也带领队员组成“飞行宣传队”，每日忙於编剧、排练、创作漫画，到敌人的后方日夜赶场四处表演。（5）
另一项多由女同志出任的文职是文书和机房工作，前者负责军事文件及通告撰写，后者负责在密室出版及印制抗日宣传品，因此机房即是部队的编辑及印刷部，须有相当人手，负责秘密收听广播、编撰新闻、刻写钢板或蜡纸、滚筒油印等工作，如果人力及条件允许，还要翻译成英文及马来文扩大发行。
民运工作分为收集和输送
不过，不是所有机房都设立在部队里，如一独的《抗日先锋报》就先后设社址在石山脚和双溪葫芦（6）、四独的《群众报》则视环境在士乃的黄梨山、古来的玻璃城、新杞利明河畔、老杞的山林一带来回搬迁。（7）
部队之外的乡镇和城市，需有大批民运作抗日军的后援。虽然民运工作不限於妇女，但女人和小孩却可以达到很好的掩护，特别是教师、店主、伙计、小贩等有正当职业者，以夫妻或家庭形式掩人耳目更佳。
民运工作主要分为收集和输送。抗日经费须靠群众捐输，因此民运的首要任务是收月捐，用以换取部队所须的物资，如粮食、医药、衣物以及其他行军配备。民运也负责收集情报，把外面的消息和局势发展传送到部队。
民运的工作庞杂而繁重，须冒很大的危险，但妇女并未因此怯步。她们之中有人经营咖啡店作为交通站，替抗日军採购物资，也接应伤病员到来疗伤治病；有人挑担做买卖，一次次将所收到的月捐、铜线、铜片、胶布、香烟、药品等资物转交抗日军，从未失手。
民运工作动员者众，男女不拘，但一些后勤工作，如缝制军衣、军帽，以及军用帐篷等，则多仰赖妇女的技能。这些军需品通常在外面备妥，再交由民运送进部队。不过，部队也有女同志兼任后勤，负责炊事和杂役，或替战士们缝补衣服和理发。
抗日儿童团称作“小鬼”
跟民运一样男女不拘的是抗日儿童团。他们被称作“小鬼”，年龄在15岁以下，由年长的带领年幼的，虽不能战斗，却可以发挥许多守护和滋扰的作用，而且阵容不小。
根据口述历史，美罗新路一带的一支儿童团有团员138人，负责做掛红旗、断桥樑、四处放枪等“骚扰鬼子”的工作。
团长黄月英是1931年出生的孩子头，她在山芭里组织孩子们，以唱歌跳舞激发大家的兴趣，又给他们每人发一本记事簿，教导他们如何写暗号。她回忆当时自己骑著一辆Raleigh Sport名牌脚踏车四出奔走，“得到群众爱戴”，很是自豪。（8）
许多“小鬼”是抗日军子弟或民运家庭，年纪小小就参加地方上的儿童团，负责為抗日军站岗、放哨、打探消息的工作，也有人被指派到大路口“玩泥沙”，每有抗日军来接头，他们便出来假玩真放哨，每每“玩”到中午吃过午饭，下午又出来继续“玩”。（9）
日据参军奠定反殖基础
如《难女歌》所唱，战事当前悲伤无用，女孩也应化悲愤为力量，拿出实际行动抗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以来以“爱国”和“救亡”的号召，到了日据时期，便迅速被仇恨所取代，改主“报仇”。
而“报仇”作为一种抗日的驱动力，是不分性别的。不过，两性的仇恨叙事大不相同。男性的仇恨意识和爱国情操是不证自明也没有细节的，妇女的仇恨叙事通常有脉络可循，富於情节，她们也更愿意与人分享，向历史交待。
大部份参加过抗日，或至少经历过日据时期的人，普遍都有一种掺杂着爱国与仇恨的情绪，有人因参加抗日而家破人亡，有人因家破人亡而投靠抗日军。
妇女与儿童参军，是战事人力的充份利用。事实上马来亚华人社会自中国抗战以来，到日本投降为止的8年多期间，经历了一波全面性的动员，而女性和孩童只是趁社会出现松动之际，有了走出闺阁与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性及能动性，并且比前期的“救援”更为宽松。
而日据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又容许了她们在下一个阶段走入反殖的战场，成为真正的女战士。
注释：
1. 《难女歌》词曲收录于：广州新马侨友会歌舞团编，《广州新马侨友会──会员赴马恳亲联谊演唱歌曲集》，出版项不详，页6-7。
2. 林佚丶槐华编，《歌唱在旗下（1940-1990）》，（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2003），页18。
3. 〈张流斌〉条，收录于：黎亚久主编，《新马归侨抗日抗英人名录》，（香港：足印，2009），页102。
4. 李球，〈一个马共党员的回忆录〉，《南洋学报》第55期（2000.12），页97。
5. 李球，〈一个马共党员的回忆录〉，页97-99。
6. 干丶维丶超，〈雪兰莪州《抗日先锋报》〉，《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1992），页164-169。
7. 陈森，〈在柔佛山上的《群众报》社〉，《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页169-171。
8. 潘婉明访问，黄月英口述，2010年3月11日，中国广东省深圳。
9. 郑婉玲，〈青春合奏曲──一个平凡反帝女战士的经历〉，《抗英战士和独立》，（香港：足印，2009），页145-147。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