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从戎：马共作为性别史的可能

【欲说还休】

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自1930年建党算起，截至今日历89年，尚未有党史问世。究其原因，一曰没有取得政权，二曰没有共识。

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今年亦已届满30年周年。在这段不算短的岁月里，马共有相当充分的时间盘点这场斗争的历史，但比起撰述党史，他们更致力于汇编史料。

马共内部没有共识是事实。“肃反”和“分裂”的伤痕是马共想做历史总结的最大阻碍，因为在彼此都不松口或退一步达成和解以前，任何党史的产出都不可能获得双方共同承认。

不过我认为，马共党史的延宕，可能有比意见整合更复杂的纠结，也有比分裂双方更多方的歧见。

囿于“大历史”窠臼

事实上，坊间不乏马共研究，但西方学界着眼于国家、国际、政治、军事、战略、安全、意识型态和冷战局势之类的大框架，将马来亚的斗争放在全球共产势力扩张的脉络下来理解，马共只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依附在“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之下，以致很难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的视野。

不过，马共也落入相同的窠臼。马共论述向来聚焦在反帝、反殖、抗日、独立建国、民族革命、群众动员，以及不惜牺牲的战斗精神，强调组织和集体的作用，领导之外，没有个人。从这个角度，马共和西方学者立场一致，皆投入“大历史”叙事的怀抱。

然而，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和共产组织在马来亚崛起，乃从极少数个人秘密参与、从最基本主张开始，为被压迫者的生存权利展开由下而上的斗争和反抗。

因此，马共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社会、民生、经济、生活及意识型态的庶民历史，马共研究不应该自限于政治或军事分析，也不应该唯“大历史”马首是瞻。

性别解构“大写”历史

有鉴于此，我认为以女战士为主体的马共研究可以突破这个框限，开拓马共作为性别史的可能。过去马共历史的相关论述虽提及女性的角色和功能，但从来不是重要议程。

如今我将女性置于历史的中心，透过分析她们的生命经验、革命叙事和日常实作，将可望改写既有的历史脚本。因此我采用性别的框架去解构“大写”的马共历史，期待这场战斗史因其主体的扩大，可以包容更多主题，拼凑出不一样的历史版图。

事实上，马来亚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和投身革命的肇端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期。无论在支援中国抗战或随后的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见妇女的身影。

战后她们曾经短暂活跃于进步妇女团体，而这段期间的政治实践与实习，也为马共后来的武装斗争储备相当充足的女性干部。

不过，妇女从戎的动机远比男人从军的行动来得复杂与迂迴。因此单单问“谁去做马共”并不足以厘清真相，而是必须追问女人“为何做马共”、“如何做马共”，才有可能了解这些不同世代的妇女，何以前仆后继争上战场。

女战士如何实践生活

然而，马共这场斗争历时漫长、地理跨度又大，他们分佈各地，其“战场”不仅限于边区和森林，也不仅止于武装形式。

马共有地下组织，有流亡队伍，还有中国作为“后方”，但在各种不同型态的“战场”裡，女同志扮演什么角色、执行什么任务，一直欠缺讨论。

尽管总书记长期缺席，但马共的“主战场”依旧在边区。马共自1948年采取武装斗争至1989年签订和平协议，有长达41年的岁月在雨林渡过。

而行军不离生活，马共如何在森林里平衡战斗与日常，女战士如何在部队里实践生活，都是这部战斗史的组成部份，也是不可绕过的重要环节。

我对战士的日常感到十分好奇，因此我关注部队战斗以外的生活细节，包括他们如何面对粮食短缺、如何组织医疗团队、如何推动文艺创作、如何安排传统节庆、如何休闲娱乐、如何建设房舍等等，试着透过非战斗时光的具体生活细描，勾勒出马共斗争的另一个面貌。

我也关注女战士的性别身份与身体主张，她们作为有子宫的战士，如何在革命与爱情之间、在革命动机与生存策略之间，以及在有限的能动性之中找到生命的出口。

我以女战士为主体书写马共历史，印证了马共既可以作为性别史，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史。我发现女战士用她们独特的方式，在雨林里落实生活，在动荡中建立家园，矢志埋骨青山、战斗到底。

对他们而言，游击是生活，部队为家，而女战士是这个信念的实践家、执行者。

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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