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协议30周年三】
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泰两国政府签订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同意销毁武器，和平解除武装。泰国政府给马共拨地建村，协助就地落籍，马来西亚政府则在两年后的1991年开始依协议办理返马作业。
马共当时约有400人申请回国，经过一番周折，最后仅339人分批入境，其中不含婴儿、幼年子女及随行家属。
最后一批无法返国
根据和平协议条例，马共可于部队解散后提出回国申请，获批准者可恢复其参加部队以前的公民身份及所持有效证件。
第一批战士于1991年8月抵马，随即遭到刁难。有关当局要求他们签署一份退出马共的自白书，将不同意签署的人扣留起来，扬言遣回泰南。马共得悉后严正抗议当局破坏协议精神，经多次沟通、斡旋才重新取回共识。
第二批返马人士在相距5个月后的1992年1月回国，此后每个月送回一批，每批人数10至31人不等。
1992年12月，当第13批战士入境后，马来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办理马共返马事宜，使自愿排在最后一批回国名单中的陈平无法成行，这便开启了陈平此后长达21年的争取回国之路，至死未能如愿！
陈平一生流离，客居中国、客死泰国，唯有骨灰在和平协议30週年前夕，被已返马定居28年的战友同志携回故国，洒在马来西亚的大海和山林里，以另一种形式魂兮归国。
如果我们说实兆远是陈平一生的乡愁，那么马来西亚就是数百名去而复返的马共战士，用将近30年的岁月奋起立足的地方。
生命历程分三个阶段
一般而言，马共战士的生命历程可分为上队前、游击队及和平后三个阶段。
以“新同志”这个世代为例，上队前多指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期这个炽热的抗争年代，游击队则是1970年代至1989年的集体战斗生活，而和平意味着1989年以降、重返社会至今的日子。
这个世代的战士自青年上队至中年复返，有些人回到原乡生活，另一些人来到大都会谋生，他们跟社会脱节十数年后，如何面向1990年代的文明、进步与繁华？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如何克服现实中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以及心境转折？
泰国勿洞和平村
活着出来跟孩子相认
我认识的不少马共女战士都曾在部队里生育，孩子一出生就依组织规定抱到农村送养。当婴儿被领养时，大部份战士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能活着出来跟孩子相认。不过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及其后返马，相认的故事就层出不穷。
阿心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两个女儿。老大在马境出生，送给居林地区的群众领养，经同志指引后寻回，但她不肯接受亲生父母，拒不相认，所幸她愿意与留在槟城老家的哥哥和已成为泰国人的妹妹保持联系。
阿心的小女儿在泰境出生后送给边区的群众，成为泰国女孩。但她自小在马共活动的地方成长，不排斥自己的身世，经养父母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唯父／母女之间分属不同国籍，也没有共同语言，鸡同鸭讲。
学兵上队前将一对子女留给家人抚养，尔后将在部队生的女儿交由边区农村一对泰籍夫妻收养。这对夫妻没有生育，家境良好，把养女视如己出，供她完成大学教育。
和平下山后，学兵夫妇没有勇气去看望孩子，而养父母也深怕亲生父母寻来将孩子带走。经当年帮他们接头的群众居中鼓励、安排，也向养父母保证只看个安心，不会要回，两家才有了联繫。跟阿心一样，孩子作为泰国人，无法跟父母沟通。
已故女战士小梅的孩子出生未满月，丈夫汉山就牺牲了。当时孩子已经辗转送交给一名参加劳工党的群众养育。和平后，小梅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对方是谁，反而对方不知道孩子生母的身份。和解回马后，小梅获得孩子养父母的同意和体谅，低调与孩子相认。
所有相认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各种情感挣扎与纠结，很考验夫妻、亲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不过相对于那么不圆满或根本失败的相认过程，比如联系不上、养父母从中阻挠或孩子身心受冲击拒不接受身世之谜之类，起码不那么扎心。
事实上这是部队日常化、生活化和人性化的结果。当部队允许生育，这些欢喜或残忍的局面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需重新适应社会生活
大部份战士都同意，部队生活没有烦恼，重返社会就问题很多。立业和丈夫惠民回来首先就面对住房的问题。
惠民上队前为家人盖了一间房子，如今回来人事全非，房子要不回，反而寄人篱下。这是许多返马战士的写照。他们脱离家庭一去多年，期间音讯全无生死不明，及至和谈突然返马，未必所有人都得到家人的接纳。
比起愿意伸出援手的家人，很多同志起步时，更多地依赖战友们的互助和扶持，共同渡过难关。
立业和惠民算是刻苦有成。他们回马前在勿洞做水泥、砍芭等粗活，省吃俭用将存到的钱带回来，加上政府给付返马战士每人3000元的首期津贴，刚够他们盖一间空无一物的房子。
新屋落成时，政治部的官员特地前来拍照记录，还表示要送他们入伙礼物。立业开玩笑让他送一台电视，官员表示没钱，结果送了一台价值60令吉的电风扇！
有了居所，立业和惠民马上投入菜园的工作，作物收成了，才有钱逐一添置家当，生活慢慢改善。尽管生活安顿了，不过立业还是怀念部队的生活，珍惜她与同志们患难与共的情谊。
立业说：“集体生活这种是很好的，而且这种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你看我们这些同志回来，回马大概将近20年，最少有18年【作者按：2009年口述】，大家还是很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就懂得，人与人之间这种感情，有些东西是你没办法买得到的，金钱根本买不到。”
怀念部队集体生活
阿心也同意，部队生活虽艰苦，但她可以跟同志们学习人生、体验生活，过得很开心、很愉快。她认为过集体生活的好处在于一切自有公家管理，回马则须自谋生活，使人人都为家庭、生计和人情愁苦。
她与丈夫小明当初上队时，将长子托付给家人抚养，如今回返，面对亲情、亲子以及家庭资源可能重新分配的压力，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彼此都有情绪。
小明脾气大，跟家人起冲突就出走，然后到处流动，嚐尽人情冷暖，直到接手经营一间小杂货店之后才站稳脚步。
阿心不是不渴望家园，但对战士而言，家园不一定非要以核心家庭的概念来落实，部队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家庭、精神上的安顿。
不仅仅女战士有这样的想法，男同志也深有所感。方山在印尼从事活动多年后加入部队，相对于流亡状态的孤独，他认为集体的部队生活显得更充实和安稳。
“总而言之，部队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紧张活泼的。森林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丝毫不感到枯燥、单调或恐怖。相反地，在革命大家庭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组织负责，供应富足时，大家过得好一些，供应困难时，大家一起想办法。没有外面社会的尔虞我诈、恶性竞争以及家庭和世俗的偏见和压力，生活倒是更加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部队生活自在洒脱，使许多返马战士无所适从。咏梅上队前是裁缝师，返马后她想重操故业，谁知当时成衣厂已全面改用电子车衣机，不同于过去的脚踩针车，她掌握不了新技术，唯有改行做小贩。
咏梅说小贩收入虽好，但精神太紧张，跟丈夫商量后，夫妻俩决定去打工。咏梅在上海书局找到工作，丈夫取权先在海鸥集团上班，后再改行做建筑。
返马之初的种种不顺遂，让咏梅更加怀念部队的生活。作为“山交”（即交通员、运输队）的一员，咏梅每提到出勤，她都称之为“出门”，比如“经常出门”、“明天就出门”、“一直出门”、“连续出门”等等，而“出门”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回家”。
马共战士以游击为生活，以部队为家，即使重返文明社会，心里也没有忘怀部队的大家庭。
交通员行军时所背负的背囊。
第六突击队未找到归属感
但同样是部队，第六突击队（简称“六突”）却没有类似的归属感。六突自1973年成军以来，驻扎在彭亨州中央山脉的森林长达15年，他们的环境远比边区困难、动荡，战士牺牲者众。1988年司令员张佐被捕后，配合军警诱捕其他队员约80人，使六突全军瓦解，比边区提早一年解除武装。
六突女战士邓美说，他们与边区归来的同志不同。他们先被集体俘虏，再被扣留在一栋独立式建筑，面对释放无期的处境，内心无比徬徨。
“我们每一个人出来，我们心里都很徬徨，很徬徨，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录了口供，政治部没有马上释放我们，我们还被扣留3年呢，才陆续的放我们。”
邓美认为六突不像边区同志那样有勿洞和平新村的两年过渡期，为回马做好准备。他们一直在境内作战，环境险峻，没有以游击为生活、以部队为家的条件。从政治部获释以后，他们孤身踏上这条重返社会的道路之余，还得杀出一条重返马共之路。
但边区同志也不是六突想像得那么从容。他们去国多年，回来时人事全非，在生活上并没有少吃苦头，内心面对了不同的压力、抑郁与挫折。
我在田野里采集的一则小故事，很可以说明这种微妙的心境。过去马共在雨林行军，步伐豪迈，千山我行，畅通无阻；如今回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代步，在车水马龙之间，举步维艰，不禁感叹“连北海到大山脚都走不到！”
不过，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并没有阻挡住8条大汉挤进一辆小轿车去发挥同志爱和互助精神的决心。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开汽水罐的故事，也很好地说明了马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想像为“非现代”及“低文明”。
马共返马之初，政治部官员每月都要约见他们一次，以支付政府发放的300元津贴。某次一名官员请小明喝罐装汽水，该员递给他时故意不做说明，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开罐。小明心里明白，不急不徐地拔开拉环，两人相视而笑。
政治对立扩大伤痕和对立
上述故事又带出另外两个课题：一是财政协助，二是官民互动。根据和平协议的协定，返马战士每人可得的财政支援包括：一、首期给付3000令吉；二、连续36个月每月补助300令吉；三、最后给付5000令吉，三年共计18800令吉。
为了顾及国内气氛和社会感受，这笔政府津贴在当时是不公开的协议秘密，马共也因此对其成员下达了封口令。返马战士依指示守口如瓶，但对家人保密的结果却也造成不小的误会，令他们有口难言。
另一方面，当局利用每月给付的津贴来束缚返马马共，监察他们的动向长达3年。政治部规定这笔钱每月以现金面交，以便派员到府问东问西。
这反而令马共发现，一些年轻的华人官员完全不懂马共历史，政治认识的水平也很低，凭他们根本不可能问出什么，只有年纪大又狡滑的官员才比较难应付。
一般而言他们态度不恶，有一些还相当友好，持续3年的互动，彼此没有紧张或仇恨，才会有新居入伙送风扇，或请喝罐装汽水的事。
因此，30年过去了，各政治阵营人士仍週期性地利用不同立场、不同族群、退伍军警及其家属的感受来叫嚣，扩大伤痕和对立，实在是不良操作、耗损与分化。
须知马共返马28年，他们已恢复公民身份，是合法选民，曾先后6次在全国大选中投下他们手上的选票，实际参与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运作，也共同见证马来西亚民主化的过程。
本系列完结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长期从事紧急状态时期华人新村及马来亚共产党历史研究，自2008年起陆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香港、中国等地执行马共战士口述历史，出席2009年在合艾举办的和平协议20週年纪念大会，担任指定摄影师。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4），并于2019年完成以《革命、生活、女战士——从性别角度看马来亚共产党》为题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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