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节特辑】纵然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马来西亚社会对于种族政治的狂热仍远远超越独立初期。显然，政党轮替打破了很多选民对于公民平权一步到位的迷思。在单一政党难以执政的马来西亚，单靠“政治”打破种族政治的力度有限。为此，笔者倡议需从观念上打破对于“种族”的迷思，才能解放“种族政治”的枷锁。

笔者的人类学硕士论文正是探讨“种族/族群”的可塑性与流动性。讽刺的是，“种族”（race）这概念的普及化却来自殖民时期的人类学学者。19世纪起，学者相信自然科学的物种分类体系也能套用在人类社会，把“人种”大致分类成“白种/黄种/黑种人”。这说法效力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把肤色的深浅与脑容量结合，断定“越白的人越高尚”的假说。

回顾以上的“理论”，当然显得过时，但如此思维仍潜移默化于部分社群里。“种族”一词背后所隐含的是先天之上的生物性概念。若用南洋华人视角诠释之，则是“唐人”先天性擅于计算、经商和劳作，对应的是“番人”不管多努力也无法超越的思维。

马来西亚的人群划分方式自然和英殖民者脱离不了关系，甚至因为殖民脉络的不同，造就了马来亚（直接治理）、砂拉越（间接式家族治理）和沙巴（间接式企业治理）的不同。新加坡早期和马来亚的划分模式几乎一样，却因脱离大马后的国族主义而趋向不同。殖民主义和国族主义的形塑，再次证明当今人们对于“种族”的想像，只不过是个随机、历史和互动的产物。

采用“族群”（ethnic group）的新词，或许能够切割“种族”所带来的既定印象。众多人类学学者从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对我族与他者的划分模式里，发现后天生活方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称这为“非类属性文化认同” （un-kindedness cultural identity）/“拉马克型认同”（Lamarckism）/“共同社会性人观”（consocial personhood）。马来人和东马原住民皆属于南岛语族一员，而笔者在沙巴克里亚斯半岛（Klias Peninsula）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认同模式。

种族分类有利于谁？

我们需认清“种族/族群”是个假议题，它并非完全地先天或生物性。“种族政治”只不过是有利于执政者、分而治之的手段。种族政治预设了不同种族之间拥有不同且对立的政治诉求。凡事以种族为先的大马政局，很难看见不同阶级、性别、年轻层、左翼和右翼等的政治诉求。

同时，“某种族只需要某诉求”的观念则建立在“种族和特征挂钩”的迷思上。前首相马哈迪正是以上迷思的最佳代表，他在二度任相期间曾提及“马来人懒惰”和“客家人节俭勤劳”的论述。即使是看似正面特征的肯定，也不该鼓励。因为“客家人节俭”的论述在台湾社会也被挪用成“客家人寒酸和吝啬”的歧视。

族群之间的分歧，必须透过打造大马的共有价值来愈合，如热带环境所形成的自然多元、共存共荣的价值。虽然国民在部分政治和宗教议题上仍无法达致共识，但仍可从爱惜大马的自然与文化开始。透过自然与文化的美学鉴赏，国民相互了解的对话机制自然会展开。

疫情下的公民社会虽然受到行动和群聚的管制，但观念的改变则能随时随地，更重要的是能从自身做起。重新建立价值观，把它化成文字和行动，方能建立制度，进而落实。

本文为2020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之一，今年的特辑主题是“种族政治与社会改革”以及“华文独中教改怎么办——探索素质教育的可能”，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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